淺析宣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兩件青銅鼎

Posted 2022-12-31 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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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宣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兩件青銅鼎

王愛武

摘要：安徽省宣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從廢品收購站揀選的青銅鼎，有著顯著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徵，蘊含了較多的歷史文化資訊，從一個側面見證了皖南青銅文化面貌，為認識研究宣城古代歷史文化開辟了重要領域。

關鍵詞：廢品站揀選青銅鼎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安徽省各地廢舊物資回收部門的積極協助下，很多市縣文物、檔案部門從雜銅、廢紙中揀選出不少文物，其中部分文物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1980年1月，宣城縣文化局從縣廢品回收公司倉庫揀選出一組青銅器，後由宣城市博物館收藏。現就其中的兩件青銅鼎及相關問題，談點初步認識。

夔龍紋鼎方唇，侈口，折沿，弧腹，圜底，三獸蹄足，兩端粗中間細，口沿上直立雙耳，耳外側飾兩道凹弦紋，口沿下方飾有兩周弦紋，弦紋間填變形夔龍紋。底部有三角形鑄縫接痕，遺煙炱痕跡，系實用烹飪器皿。通高16.3公分，口徑16.5公分。(照片1)

照片1夔龍紋鼎

素面蓋鼎方唇，斂口，子母沿，圓鼓腹，圜底，三蹄足，口沿兩側置對稱長環形附耳，耳上方呈半圓環狀，下部平直，腹中部飾凸棱紋一周，覆盤式蓋，蓋上均勻配置三個半環形紐，紐頂有圓柱形飾。通高 12.3公分，口徑 8.8公分。(照片2、3)

照片2素面蓋鼎照片3素面蓋鼎

青銅鼎是烹煮肉食、實牲祭祀和宴饗的食器，《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亦是奴隸主貴族用以「別上下、明貴賤」的重要青銅禮器。它是在新石器時代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歷經各個朝代，一直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在青銅器中使用時間較長，因而器型和紋飾變化也很大。這兩件青銅鼎，雖從廢品收購站揀選，無明確出土地點，亦無其它的同出物，但結合史料記載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對其造型、紋飾和年代進行分析，有以下的認識。

1、夔龍紋鼎，器腹圜底呈半球狀，雙耳直立於口沿上、蹄形三足，這種器形在中原西周中晚期開始出現，西周晚期最為常見[①]。此鼎器壁較薄、份量較輕，

立耳微撇、三獸蹄足細高，這與安徽銅陵市金口嶺出土的西周時期重環紋鼎大體相似[②]，體現了江南青銅器份量輕、器形小的特點；從紋飾上看，其腹部主體紋飾與安徽銅陵縣出土的西周時期夔龍紋鼎紋飾類似[③]，夔龍身體呈曲折形線條，兩端各有一龍首，隔身對望，三組圖案連續排列，尤其在蹄足上方圖案分組處，龍首相對頗似獸面紋(照片4)。這種紋飾與中原西周中晚期多見的兩頭龍紋相仿，但變化較大，表現在不施地紋，只以線條形式構圖，且線條粗細深淺若一，工整細密，簡練生動，地方特色顯著。由此可見夔龍紋鼎與皖南一帶出土的西周晚期銅器，在風格和特徵上有很大的一致性，是中原青銅文化和江南青銅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照片4夔龍紋鼎

2、素面蓋鼎，形式古樸典雅，紋飾簡潔單一。從造型上看，此鼎為覆蓋扁圓體附耳矮足式，蓋與器合成一個扁圓體，蓋上有三個環形鈕，附環形雙耳，圜底下承三獸蹄足，腹部有凸棱。此種形制的銅鼎繼承了戰國時期三晉兩周鼎的風格，經歷西漢早期的發展變化，晉文化因素逐步消失，到了西漢中晚期與其它地區鼎的形制趨向一致，足瘦長，環耳流行，這是漢代中原系銅鼎特有的特徵[④]。此類銅鼎在漢代墓葬中常有發現，它與江蘇泗陽縣賈家墩出土的銅鼎基本一致[⑤]，與1987年安徽廣德獨山西漢木槨墓出土的銅鼎[⑥]相比較，也有相似之處，只是廣德出土的銅鼎體形深厚，腹部的凸棱更為突出，成為一道寬扁平沿。有研究者認為，自西漢中期開始，鼎作為炊器的本來面目得到恢復，為避免鼎下燃火時灰燼和煙塵跑入鼎內，腹部的凸棱逐步加寬而變成寬棱[⑦]。泗陽賈家墩出土的銅鼎年代為西漢晚期[⑧]，廣德獨山木槨墓的年代為西漢晚期，因而素面蓋鼎可擬定為西漢中晚期的器物。

3、揀選出的青銅鼎有著較深厚的青銅文化背景。宣城地處長江下遊的皖南地區，古屬揚州，曾是最著名的銅礦開采冶煉中心，礦產資源豐富。早在西周時期境內就有了銅礦冶煉，《禹貢》稱揚州「貢唯金三品」(即金、銀、銅)。商周時期，宣城先稱「荊蠻」，後分屬吳、越、楚等國。這裡的青銅文化，始於商代，到了西周時期，得中原青銅文化技藝之推進，並結合地方傳統創造出具有鮮明個性的青銅器[⑨]，夔龍紋鼎可認為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進入春秋以後，這一特色益發明顯。戰國時期，宣城所處皖南一帶為楚國勢力範圍，這一時期墓葬所出土文物如陶器、漆器和銅器等，都有顯著的楚文化風格。到了漢代，宣城為丹陽郡郡治所在地，西漢政府在這裡設置了全國唯一的銅官，監管銅礦生產[⑩]。當時所產「丹陽銅」，盛極一時，在發展和促進漢代經濟及文化的繁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隨著漢代中央集權的形成和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的大一統，皖南的青銅器也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之中。素面蓋鼎為認識和研究這種發展變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從收購站或廢品公司找出珍貴文物的事，在大陸文物、博物館界不乏其例。宣城市博物館收藏的這兩件青銅鼎，有著顯著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徵，蘊含了較多的歷史文化資訊，從一個側面見證了皖南青銅面貌，為認識研究宣城古代歷史文化開辟了重要領域。

[①] 王士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1頁。

[②]張愛冰、陸勤毅：《繁昌湯家山出土青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文物》2010年第12期，第52-60頁。

[③]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9頁。

[④]吳小平：《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嶽麓書社，2005年，第37頁。

[⑤]淮陰市博物館：《泗陽賈家墩一號墓清理報告》，《東南文化》，1988年第1期，第59-67頁。

[⑥]劉政：《廣德縣獨山西漢木槨墓清理簡報》，《文物研究》第11輯，1998年，第107-110頁。

[⑦]吳小平：《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嶽麓書社，2005年，第38頁。

[⑧]吳小平：《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嶽麓書社，2005年，第35頁。

[⑨]宣城市博物館編：《宣城博物館文物集萃》，黃山書社，2012年，第28頁。

[⑩]《漢書·地理志》：「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屬揚州。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有銅官。」但設置銅官的具體時間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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