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法國左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研究

Posted 2022-12-31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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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法國左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研究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法國左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研究*,夏銀平倪晶晶,「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佔主導地位的政治綱領和主流意識形態，具有極強的霸權性、滲透性及迷惑性。盛行至今，其核心觀點、政策主張及全球實踐不僅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沉重災難，也給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帶去貧窮困苦。法國左翼[1]作為維護下層民眾權益的政治力量，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本質及實踐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以資本絕對自由原則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必將引發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並提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2]，這給我們以重要啟示。,一、法國左翼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縱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之路，不難發現，不論是資本壟斷邏輯，還是政治霸權控制，抑或是意識形態滲透，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的本質目的都在於建立全球統一共識。法國左翼學者指出，這種統一共識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此意識形態推崇個人主義、市場及私有財產[3]，並試圖在「全球化」口號的掩護下，擾亂市場秩序，不斷摧毀集體結構，以實現「一種無限剝削的烏托邦」[4]。,在此問題上，皮埃爾·布迪厄借用「場」的概念進一步闡釋了這種「無限剝削的烏托邦」。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由一套特定的社會結構、認知系統、價值觀念所構成，其運行之根本在於經濟共識的達成，經濟共識又以「經濟場」的形成為基礎。新自由主義以純粹理想的「經濟場」框定整個世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將所有參與者，拋入一場各種實力並非平等配置的經濟遊戲中，使他們隸屬於所謂自由競爭所客觀強加的原則，以此捍衛全球化進程中的既得利益。而隱藏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場」背後的，是不同群體因不同資本實力帶來的權力關係的較量，在「經濟場」佔主導位置，也就意味著把持了經濟遊戲中的專屬獲益權。[5]顯然，這對資本實力「先天優越」的資本所有者有利，對資本實力「先天不足」的普通民眾不利，由此造成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普通民眾生活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但事實是，這種「純粹理想的經濟場」並不存在。正如薩米爾·阿明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的確已經出現了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必然出現全球化的資產階級和全球化的國家。[6]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場」以一個所謂的「連貫的」「不矛盾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生產體系為推論前設，但現實中並非如此。當今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仍受制於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權力等級的劃分，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米歇爾·於松（Michel Husson）所指出的，資本主義世界一直根據政治、軍事權力關係構建體系。[7]只不過發展到金融壟斷階段的新自由主義的權力形式，更側重資本權力的較量。阿明指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友好』學說的變體，它往往在資本主義擴張的金融階段佔主導地位。」[8]】,左翼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尓（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萊維（Dominique Lévy）也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新金融霸權的表現。」[9]在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壟斷階段，私利的誘導使資本的服務對象指向少數食利者聯盟，他們構成既得利益集團，制定著經濟場域中的遊戲規則，並在給予資本以近乎絕對自由的條件下，在全球打造「無限剝削的烏托邦」。「無限剝削的烏托邦」將不公平視為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使市場在引導資本重組的同時，藉助匯率、貨幣期貨等金融投機活動，實現資本全球滲透及擴散[10]，其結果是加劇了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間的不平等，增強了普通民眾生活的不穩定性，進而拉大了再生產領域內的不公平。[11],2017年12月，世界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12]。該報告指出：新自由主義正打著「全球化」的口號，為金融資本的全球掠奪服務，如果全球政治力量不團結一致，那麼世界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最終釀成社會災難。,資本主義的多事之秋正是社會批判理論的活躍之時。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實踐，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更多是造成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政治霸權全球擴張等現象。法國左翼學者試圖多角度對此類現象展開批判研究。,法國左翼學者看到，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型並沒有使「財富的積累」必然伴隨著「貧困的積累」這一現象得到有效緩解，甚至在全球範圍內愈演愈烈。可見，新自由主義不僅造成了社會秩序危機，更造成了全球政治危機及經濟秩序危機，因此有學者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應超越單純的社會文化研究和經濟學研究，從批判資本的邏輯起點出發，向政治經濟學「回歸」。,在《21世紀的資本論》中，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用經濟學數據統計的方法研究工業革命以來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歷史，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道德義憤」提供經濟學的客觀證明。他通過對庫茲涅茨曲線、卡爾多特徵事實和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否定，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流行信條發出挑戰，並提出著名的資本主義第一法則a=r×β[13]，即資本在國民收入中佔比越大，財富越不平等；資本主義第二法則β=s/g[14]，即國民儲蓄增長快於經濟增長則會拉大財富差距。由此指出，以無節制的資本為導向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倒退回「世襲資本主義」（Capitalisme Patrimonial）的年代。[15]此時，經濟的制高點不僅由勞動所創造的財富決定，更是由承襲的財富決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遠遠高於後天的努力和才能」[16]。財富積累「先天優越」的世襲資產者將利潤收入視為財富收入的重頭戲，在本國範圍內「以利合作」結成「食利者同盟」，掌控著大部分社會財富，並藉助全球化東風，在世界範圍內推廣金融化、市場化，創造有利於資本發展的全球環境，由此把控著世界經濟發展命門。而財富「先天不足」的勞動者為了生存只能不停地出賣勞動，長此以往，財富的天平嚴重失衡，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可見，沒有節制的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分配不平等。在這一點上，皮凱蒂的觀點正是對奉行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最有利的回擊。,此外，另一位左翼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博卡拉（Frédéric Boccara），則是通過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分析了金融危機的成因，並提出「人類經濟學」的新命題。博卡拉指出，金融危機與資本嚴重過剩積累相關。主要表現在：因固定資本的上升和可變資本的下降導致有機構成提高，促使利潤率下降、失業率攀升、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17]為進一步對此作出說明，博卡拉利用「產量/資本」的公式，分析了美法兩國自奉行新自由主義以來，其機器設備和整體固定實體資本的曲線變化情況，並指出：兩國的機器設備的運用效率雖有所提高，但作為貨幣價值的總資本的綜合效率仍遇困境。為走出困境，兩國均採取削減民眾工資、發行股票債券、遷移本國企業等方式，任由資本擴張，最終導致貧富差距突顯。從上述描述可見，博卡拉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洞見，與當今新自由主義國家現狀不謀而合。如2018年3月，信奉自由主義的特朗普政府，通過了修定版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以圖放寬金融監管，增加金融市場活力。其實，不論是削減民眾工資用以增加資本投資，還是發行股票債券緩解金融危機，抑或遷移本國企業以圖「全球勞動力套利」，究其實質，均是為維護自身霸權以實現資本保利的應急性調整，結果只能是讓毀滅和災難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機制和原動力。[18]因此，博卡拉建議建立新的「人類經濟學」（意指非經濟的人類社會關係），應對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理性經濟人」命題，促進資源全球共享。,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肆虐，不僅造成全球貧富兩極分化，而且助長了政治霸權之勢。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以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為導向，最大限度維護精英統治的政治秩序，以便長久地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提供政治保障，由此帶來政治霸權的全球擴張。從本質上看，這場資本的擴張盛宴，其實是「凡勃侖式掠奪」和馬克思所說的「超級剝削」在全球層面上的統治。只不過當今剝削的主要方式不僅是直接佔有有形商品，更是通過全面佔有知識和生命，使資本主義的統治日益隱秘化、精密化，忽視了作為生命個體的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從而導致利益衝突頻發。法國左翼學者看到此種現象，呼籲給予大眾生命政治權。,在《米歇爾·福柯的新自由主義》[19]特刊中，弗雷德里克·格羅斯（Frédéric Gros）、斯蒂芬·哈貝（Stéphane Haber）等學者將福柯視為生命政治學的先行人。早在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剛剛興起時，福柯就已經關注到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並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問題整合進其「生命政治」的研究中。[20]一方面他們認為，福柯所說的自由主義不過是一種權力技術……新自由主義國家通過權力的技術化，實現治理技藝的最終目的，即國家本身。[21]這種解釋有助於理解當前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全球擴張現象，當今新自由主義國家為奪取世界霸權，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監獄群島」[22]，通過普及本國意識形態，將個體訓練成馴服的主體，從而達到維護自身統治的目的。如哲學家費哈特·泰蘭（Ferhat Taylan）指出，,【「從無形的因素到權力的行使，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變成了一個可管理、極具治理能力的人。」[23]】,但此舉卻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經濟思考能力和主體行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其行動受自身思想及本土文化、環境影響，有其自身獨立性，若一味強權馴服，無疑會心生怨恨。當新自由主義「他者」的經濟利益和本國民眾「自我」的生命價值及政治權益不能被組織和統一起來時，衝突就會顯現。2005年5月，法國民眾公開否決具有新自由主義性質的歐盟憲法，就是普通民眾對霸權主義說「不」的力證。,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對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各類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的描寫，不禁讓人聯想到馬克思《資本論》中工人的勞動生活境況。福柯指出，生物自然性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係密切相關，資本主義以生命權為中介，管轄著與人的生命有關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生產、調整、管理、維護、控制等，故肉體是可被「馴服的」。而這種對個體生命的管轄控制，實際上就是通過多種手段操控它所想要的一切：個人、行為、言語、財富、資源、財產、權利等[24]，以保障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精準配置。因此，對資本主義而言，「如果不把肉體有控制地納入生產機器之中……那麼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得不到保證」[25]，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所佔有。此時，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皮埃爾·達多（Pierre Dardot）所言，勞動力與勞動者不再是一體的，換句話說，工人將勞動力轉讓給資本，以換取固定的工資。[26]並且隨著工作時日的延長及工作強度的增加，「個人在普遍競爭的環境中逐漸遠離自我實現的渴望」[27]，逐漸消解了工人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支配地位，工人被自然而然地轉變成機器的附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有意識的肢體，嚴重損害生命健康。,上述描寫也印證了左翼學者所認為的，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個人和集體的能力和生活的質量不斷萎縮。[28]在這一社會中，「日常生活越來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侵擾」[29]，「生命本身已經被否定和疏遠了它的幸福和社會支持」[30]。,法國左翼學者一方面看到，新自由主義釋放的資本積累邏輯的盲目衝動是經濟危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看到，新自由主義正企圖通過意識形態的偽裝為資本邏輯的擴張作辯護。迪梅尼尓和萊維指出，,【「新自由主義是統治階級重返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表現。」[31]】,因此，一些法國左翼學者認為，診斷和解釋資本主義危機需批判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揭露其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虛假性，進而揭示其形式民主的實質所在。,針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迪梅尼尓和萊維指出，當前資本主義處於「經營主義」階段，此時，資本經營者而非所有者在生產領域內發揮核心作用，他們在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經營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的過程中，與資本家階級結成「上層階級」同盟[32]，此聯盟其實表達了資本家階級與高層管理人員，尤其是財務經理人的聯合[33]，即社會學家阿爾諾·萊切瓦利爾（Arnaud Lechevalier）所說的「金融精英及政治精英的結合」[34]。艾德里安·梅（Adrian May）也指出，一波又一波的腐敗醜聞撼動了政界和商界，使公民們感到國家的自由治理對精英階層有利，而對更廣大民眾不利。[35],針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當代法國最年輕的左翼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指出，新自由主義雖以博學或哲學的面目出現，但始終服務於一條反動政治路線。[36]在法國左翼學者看來，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智囊正通過各種方式對普通民眾的精神施加影響。如蘇珊·喬治（Susan Gee）指出，「新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基金會、學會、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學者、作家組成的國際網路，不遺餘力地發展、包裝和推出他們的學說」[37]，而如何包裝、推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新自由主義國家通過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灌輸一套以「普世價值」為核心的抽象人權發展理論，侵蝕其民族精神及國家意志，誘導他們走上一條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現代化依附道路。,其二，新自由主義在傳播過程中，打著價值中立的幌子，意圖通過一些科學屬性和學術色彩的偽裝，隱蔽地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宣稱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如塞巴斯蒂安·卡雷和（Sébastien Caré）加文達爾·莎頓（Gwendal Chton）指出，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在20世紀末得以充分發展，不僅在公共生活中隨意可見，而且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研究中，呈倍數增長。[38],其實，不論哪種方式的意識形態滲透，其實質均是通過「自由、平等、民主」的抽象標準，為「不改其志」的資本積累的單邊邏輯打掩護。可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處處充斥著階級性和虛假性。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所謂民主、自由、平等的「鏡像」，服務於資本邏輯的單邊「意志」。對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而言，民主不過是本國「上層階級」同盟意識形態的一張「包裝紙」，而「其他的社會利益」[39]可以被概念化的民主所代表，甚至被架空。對他們而言，普通民眾的民主訴求可通過消費社會中的物慾滿足所替代，因為「我們處於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世界中」[40]。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可被解構為各式各樣的消費品，民主也不例外。阿蘭·巴迪歐指出，「消費主義文化是資產階級民主獨裁統治下的主流意識形態。」[41]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中，本該體現人與人之間關係平等的民主訴求，由此獲得了物的形式。而民主的實質，就如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言，便由真實的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的平等，轉變成了物、社會成就及幸福的其他明顯標誌面前的平等，由此將民主的缺席及平等不可求的真相隱藏了起來。[42],「債務資本主義」（indebted capitalism）的出現和金融全球化現象密不可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米歇爾·於松，將信貸及債務視為支撐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第二支柱[43]，認為正是銀行、金融市場及國家之間不明朗的關係，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現象，使金融危機變成了債務危機[44]。債務危機使「債務人」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身份，而債務關係則成為社會統治的普遍機制。因為，在資本的眼光中，不論是就業者還是失業者，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他們都是資本的債務人[45]；而「文化資本主義」（culture capitalism）的倡導者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亞佩洛，則是通過對資本主義文化同化現象的研究，揭露了新自由主義的悖論所在。他們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精神，雖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對工人非人道化的壓迫和剝削，但其批判方式藉助商品形式，鼓吹個性、差異中立，導致「慾望的解放不再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46]，由此消除了潛在的顛覆性力量；但在「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提出者之一的莫利耶·布當（Yann Moulier Boutang）看來，這種潛在的顛覆力量會隨著「認知資本主義」的出現重新崛起。「認知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看成一個根據具體情況，不斷改變自身形態的過程。「認知資本主義」的出現，便宣告著一種以知識和技術積累為基礎的新的資本積累體制的登場。因此，當看到蘊藏在集體認知表象下的張力時，便看到新的社會鬥爭的潛能和希望所在。[47],以上可知，左翼學者正從多角度實現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突圍。而每一種理論路徑的突圍均指向這樣一個事實，即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全球化擾亂了人類關係，使人類面領著新的生態、人口、科學、技術、道德、領土等問題」[48]。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如皮埃爾·達多所言，因其資本邏輯的制約決定其無法逃出自身的既定框架[49]，因此亟需替代方案的出場。,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散，肆意掠奪著自然、社會、商品、勞動及生命。法國左翼在分析其危害的同時，還就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多方探討。不論是左翼學者「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理論表達，還是法共「選擇一條與現行資本邏輯不同的道路」的具體實踐，均反映出身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反抗力量的崛起及超越新自由主義替代方案的出場。,左翼學者面對危機大聲疾呼、奮勇抵抗，多角度論證「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理論構想，具體如下：,第一，生存美學的對抗。福柯從生命政治視域控訴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邏輯對個體生命日益隱秘化、精密化的管控。新自由主義體系操縱下的個體如何獲得生命自由?在他看來，生存美學提供了答案。生存美學將還沒固定的自我本質與規訓權力和自我創造聯繫起來，認為自我本質的建構要求一系列權力約束和主體自身調節。[50]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中，資本權力已遍布方方面面，當個體意識到自身已深陷某種異化、虛假意識形態的「規訓與懲罰」中時，各種「生存的藝術」及「自我技術」便出現了，它們為個體生命提供了某種「美學救贖」式的精神修鍊方法，使「個體在依靠自身力量或藉助他人幫助的條件下……完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及不朽的狀態」[51]。,第二，重構身份政治。法國左翼學者看到，新自由主義發展進程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廣泛的社會變遷過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原有的社會結構受到嚴重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型轉向橄欖型，致使新的多元化邊緣群體不斷湧現。這一過程，正如博爾坦斯基和希亞佩洛所指出的那樣，「在社會的一端，有一群被排除在外的群體，如長期失業者、殘障人士、單親母親、無證外國人等」[52]，他們處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內，但卻被排除在主流世界之外。因此，法國左翼學者認為，超越新自由主義應付諸於這些新的政治主體及新的社會運動，並將運動中的同性戀者、女性、少數族裔等新興邊緣群體，整合為跨階級的多元政治主體，共同納入到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所說的「抵制生活世界殖民化」[53]的鬥爭中去，讓這些沒有身份、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名不正、言不順」者也能成為政治主體，平等地走進公共視域，否則「政治就不成其為政治」。[54],法國左翼不僅從理論角度探討了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而且從實踐角度探尋了「一條與現行資本邏輯不同的道路」，具體表現如下：,第一，限制資本擴張，促進社會公平。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以極端個人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為理論內核，其理論路徑必然使競爭的邏輯上升為天然的準則，集體的原則淪落為空洞的話語。正因如此，作為左翼重要力量的法國共產黨，曾提出用「人的發展第一」的邏輯取代「金錢第一」邏輯的「新共產主義計劃」，該計劃意圖在既不實行統制經濟，也不向資本屈從的條件下，大力發展以公有製為主的混合經濟，限制資本擴張；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法共對政府犧牲公眾利益，挽救資本家個人的損失的做法持批判態度，認為此舉讓國家完全為壟斷資本服務，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和對市場的痴迷已不可再信，資本主義本身受到了質疑」[55]，要求重新將資金投入民生領域，增加就業，並嚴厲監管資本流向，打擊投機行為，提倡公有化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實際上，左翼抵抗新自由主義的行動卓有成效，像關係國計民生的煤電氣的edf公司、鐵路公司等基本由政府掌控，政府對開設商店嚴格控制，如果一個街區有一個理髮店就不會再批准第二家理髮店，理髮需要事先預約。與此類似，麵包店、超市、飯店等都不是完全按照市場經濟運作，需獲政府批准。此外，法國近幾年國內生產總值中的57%左右用於公共支出[56]，而最能體現法國工人權益的《勞工法》，在1990年不到1斤重，到2015年重達4斤，頁數多達3600頁。2017年11月，法國再次修正了《勞工法》，將法定遣散費增加25%[57]，2019年12月，法國政府更是提出建立全民養老金制度的計劃。[58],第二，聯合左翼力量，抵制新自由主義。布迪厄曾言明，在國家機構和社會領域內存在某些力量，這些力量唯有聯合，才能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挑戰。迪梅尼爾和萊維注意到了這股力量，將之視為由經營者階級與大眾階級組成的「社會民主聯盟」[59]。他們認為，隨著金融化的不斷深入，原有的社會秩序將陷入危機，而這兩股力量的聯合將會以一種新的代議制方案[60]，衝破新自由主義的金融霸權、政治霸權及盎格魯—撒克遜霸權，重奪左翼話語權；當然，作為左翼重要政治勢力的法國共產黨也注意到了這股力量。1994年，法共便已提出，在公民與左翼政黨之間建立「進步聯合協約」，以實現法國左翼力量的國內聯合。2007年，法共再次提出，與所有支持歐洲共產黨聯盟的政治力量聯合起來，採取行動[61]，以實現歐洲左翼力量的國際聯合。,綜上所述，不論是左翼學者的理論構想方案，還是政治勢力的具體實踐方案，雖對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相關思考及實踐，但就其理論而言，多停留在形而上的層面；就其實踐而言，並未超出資本主義現實社會框架。福柯付諸於生命美學的對抗，旨在通過某種神秘化的精神修鍊實現生命救贖，其實是對深受資本壓榨下的個體生命浪漫主義式的嘆息及向柏拉圖主義回歸的昭示，因此不具現實性；作為法國左翼「自救」意識的身份政治，雖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多元時代的身份認同問題，但本質上仍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為前提，因此具有不可持續性；而作為左翼重要政治力量的法共，雖採取了某些具體抵制措施，但總體而言，其超越之路仍是和平之路，而非直接和現存秩序決裂。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62]因此，真正的超越之路應如法共前全國書記瑪利-喬治·比費所言，「超越不是口號，而是建設」[6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本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此發展模式的背後是異於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法國社會學家甘·德洛奈（Quynh Delaunay）認為，中國最大的優勢在於擁有強大的國家、勞動傳統、社會凝聚力及強烈的民族意識。[64]正因如此，中國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獲益最大的國家，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新自由主義仍佔據資本主義世界的主流話語。全球化時代，正如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所指出的，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社會，面對的共同敵人都是金融資本。這就要求我們認識到，唯有破除資本邏輯的主宰，團結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所有左翼力量，共同抵制新自由主義，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與自由。,【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察網《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1期】,注釋：,*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列寧對俄國民粹主義批判及其當代啟示研究」（項目編號：18BKS007）的階段性成果。,[1]法語中的「左翼」為gauche（或être de gauche），根據拉魯斯法語詞典解釋，「左翼」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三級會議里坐在國王左側，有集體、進步、平等之意，「左翼」支持平等原則和平等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右翼」捍衛階級和傳統價值相對立。,[2]Ignacio Ramo，「There Is Another Better World：A Need for Utopia 」， see from ：//mondediplo/1998/05/17ramo.,[3]David Kotz，Arnaud Lechevalier et al，《Sur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neoliberal》，Actuel Marx，N°51，2012，pp.11-26.,[4]Pierre Bourieu，《Utopia of Endless Exploitation：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Le Monde Diplomatique， décembre 1998.,[5]：//mondediplo/1998/12/08bourdieu.See Pierre Bourieu，LocJ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6]參見［埃及］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的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7]Michel Husson，《Le néolibéralisme，stade suprême?》，Actuel Marx，N°51，2012，pp.86-101.,[8]Samir Amin et al，《Qu"est-ce que le néolibéralisme?》，Actuel Marx，N°40，2006，pp.12-23.,[9]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A Class Analysis」，see from ：//jstor/ stable/4177402.,[10]Ben Fine，《La financiarisation en perspective》，Actuel Marx，N°51，2012，pp.73-85.,[11]See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apital Resurgent：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12]「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see from ：//wir2018.wid.world/files/ 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13]r 是資本收益率，β是資本收入比，a 表示當年國民收入中通過資本投資獲得的收益份額。,[14]s是儲蓄率，g是經濟增長率，該法則表明資本收入比β由儲蓄率s和經濟增長率g共同決定。,[15]Thomas Piketty，La capital au XXle siècle，Paris，Seuil，2013，p.243.,[16]Paul Krugman，「Wealth Over Work」，see from ：//nytimes/2014/03/24/opinion/ krugman-wealth-over-work..,[17]［法］弗雷德里克·博卡拉《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3期。,[18]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London：Metropolitan Books，2007，p.575.,[19]《Les néolibéralismes de Michel Foucault》，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1-172.,[20]Stéphane Haber，《Du néolibéralisme au néocapitalisme? 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artir de Foucault》，Actuel Marx，N° 51，2012，pp.59-72.,[21]Michel Foucault，La gouvernementalité，Dits et Ecrits，Paris，Gallimard/ Seuil，1994，pp.635-657.,[22]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通過監獄、軍隊、學校、工廠、收容所、救濟院等「規訓」機構所組成的「監獄群島」，闡述了權力如何通過知識侵蝕人的主體性、理性如何藉助知識的權力壓迫「非理性」。,[23]Ferhat Taylan，《L"interventionnisme environnemental，une stratégie néolibéral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77-87.,[24]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8-1979），Paris，Gallimard/ Seuil，2004，p.46.,[25]See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2012.,[26]Pierre Dardot，《Le capitalisme à la lumière du néolibéralism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13-25.,[27]Camille Renouard，《La société du mérite.Idéologie méritocratique et violence néolibérale》，Revue Projet，N°323，2011，p.102.,[28]J.D.Taylor，Negative Capitalism：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Winchester：Zero Books，2013，p.7.,[29]Béatrice Hibou，《La vie quotidienne est de plus en plus envahie par l"ordre neoliberal》，PCF.Brignoles，19 aot 2013，：//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la-vie-quotidienne-est-de-plus-en-plus-envahie-par-l% E2% 80% 99ordre-n% C3% A9olib% C3% A9ral.,[30]J.D.Taylor，Negative Capitalism：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Winchester：Zero Books，2013，p.10.,[31]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A Class Analysis」，see from ：//jstor/ stable/4177402.,[32]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Classes supérieu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sous une bannière impériale!》，Actuel Marx，N°60，2016，pp.90-105.,[33]See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34]David Kotz，Arnaud Lechevalier et al，《Sur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neoliberal》，Actuel Marx，N°51，2012，pp.11-26.,[35]Adrian May，From Bataille to Badiou：Lignes，the Presernation of Radical French Thought，1987-2017，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8，p.159.,[36]Geoffroy de Lagasnerie，La dernière leon de Michel Foucault：Sur le néolibéralisme，la théorie et la politique，Paris，Fayard，2012.,[37]［法］蘇珊·喬治《新自由主義簡史》，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11期。,[38]Sébastien Caré et Gwendal Chton，《Néoliberalisme（s） et démocratie（s）》，Revue de philosophie économique，N°17，2016，pp.3-20.,[39]Samir Amin， The Liberal Virus：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London：Pluto Press，2004，p.68.,[40]Jean Baudrillard，La société de Consummation，Paris，Gallimard-Jeunesse，1996，p.23.,[41]Alain Badiou，「The Alleged Power of Capitalism … Today Is Merely A Reflection of the Weakness of Its Opponent」，see from ：//criticatac.ro/lefteast/alain-badiou-of-its-opponent/.,[42]Jean Baudrillard，La société de Consummation，Paris，Gallimard-Jeunesse，1996.,[43]Michel Husson，《Le néolibéralisme，stade suprême?》，Actuel Marx，N°51，2012，pp.86-101.,[44]Maurizio Lazzarato，《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à la lumière de la cris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51-61.,[45]Maurizio Lazzarato，The Making of Indebted Man，Los Angeles：Semiotext（e），2012，pp.7-8.,[46]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Verso，2005，p.468.,[47]Yann Moulier Boutang，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56-59.,《munisme pour changer le monde-Discours de Pierre Laurent》，Congrès du PCF，2 mai 2016.：//congres.pcf.fr/34878.,[48]Pierre Dardot，《Le capitalisme à la lumière du néolibéralism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13.,[49]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An Introduc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2012.,[50]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自我技術》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8頁。,[51]Luc Boltanski et ve Chiapello，《Inégaux face à la mobilité》，Revue Projet，N°271，2002，pp.97-105.,[5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Quebec：Black Rose Books Ltd.，1980，p.20.,[53]Jacques Ranciè，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Paris，La Fabrique Ed，2013，p.48.,[54]《Congrès PCF：Un projet de résolution remanié par la crise économique》， PCF.Brignoles，14 décembre 2008.：//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5791194..,[55]《La croissance des dépenses publiques》，Fipeco，29 avril 2019.：//fipeco.fr/fiche.php? url = La-croissance-des-d% C3% A9penses-publiques.,[56]《 Réforme du droit du travail》， République Franaise Gouvernement.fr， 30 novembre 2017.：//gouvernement.fr/action/ reforme-du-droit-du-travail.,[57]《Le projet de système universel de retraite présenté par douard Philippe》，République Franaise Gouvernement.fr，11 décembre 2019.：//gouvernement.fr/ partage/11314-systeme-universel-de-retraite-le-projet-du-gouvernement.,[58]Pierre Bourieu，Firing Back：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London：Verso，2003.,[59]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Crise et horizons post-néolibéraux》，Actuel Marx，N°51，2012，pp.102-117.,[60]參見［法］熱拉爾·迪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大分化：正在走向終結的新自由主義》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第 137—151 頁。,[61]胡振良《法國共產黨非常代表大會與法共的未來》，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4期。,[62]《Rapport de Pierre Laurent au 34ème Congtès du PCF（1ère partie）》， PCF.Brignoles，14 décembre 2008.：//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5779014..,[63]《Parti muniste：Aller aux réalités derrière les mots》，PCF.Brignoles，17 juin 2008.：//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0516027..,[64]Sylvain Urfer，《Quynh Delaunay， Naissance De La Chine Moderne》，Revue Projet，N°342，2014，p.9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