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是如何規訓日本的

Posted 2022-12-31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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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美國是如何規訓日本的

麥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1945年8月30日，美國軍用飛機抵達東京近郊的厚木機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紀的拿破侖皇帝一般」。美日關係的故事情節從這一刻起發生轉折：雙方化幹戈為玉帛，開始上演一出包含著溫情、理解與敬意的交流劇目。美國精英對日本國民的柔順感覺訝異，而日本人對美國的寬宏大量則感恩戴德。此後，雙方結成「美日同盟」。這是否皆大歡喜?由於美日同盟的性質已然超乎人們的一般理解，人們對其本質及意義缺乏準確的把捉。這本《戰後日本的美國軟實力》就給讀者這樣的印象;不過，它為我們洞察這種同盟關係的本質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歷史素材。

這是一部討論二戰後美國如何實施對日文化政策的著作。作者京都大學教授、日美外交史專家松田武基於新近解密的檔案資料，詳細描述了占領軍司令部、美國國務院、民間財團、日本學術研究機構之間的互動過程。這些互動均指向一個冠冕堂皇的目標：促進美日文化交流。在作者歷史學的解剖刀下，(美國與日本)政府-財團-大學三個組織的「共生關係」得到了展現;標題中的「美國軟實力」正是對這種關係的另一種表達。一般而言，在硬實力的背景下，軟實力要發揮作用，還需依賴兩個條件：一是學術界對對象國進行過長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識儲備;二是政策制定者對這些知識的運用。二戰後，美國對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國的日本研究成果，從而卓有成效地發揮了其軟實力。

作者於是得出結論說，日本已經完全陷入了美國軟實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與心理上形成了對美國永久性的半依存結構」。這句話並非聳人聽聞，因為「在精神上與心理上」這個限定性描述性命攸關。這個結論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是對美國對日政策成功的讚歌，還是對日本國民的命運與生存狀況敲響的警鐘?思考如果駐足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我們將無法獲得關於「美日同盟」的本質認識。我們必須進一步拓寬視野：這裡所言的戰後美日關係，對於世界史、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怎樣的意義?

最近十數年來出現的「帝國」(注意不是「帝國主義」)觀念，而非人們當下熟悉的「民族國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在新興的觀念當中，「帝國」這一人類對自身、對區域的統治秩序被認為更符合歷史的常態，因而更具有解釋現實的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作者松田乃至為本書撰寫緒言的美國日本史專家約翰·W. 道爾(參見中譯本《擁抱戰敗》，胡博譯，三聯出版社，2008年)都沒有意識到的是，戰後美國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國的帝國課業，即規訓日本的一部分。松田對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學術交流史的重新考證，僅僅停留在這一教程的實施細節上。由於沒有將帝國課業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義的視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比如「文化帝國主義」的辯駁當中，盡管這種做法與世人的心態與世界認識符合。

松田在本書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話，表露了他的盲點。2002年2月10日，美國著名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為《紐約時報》撰文。在提到美國國民的觀念時，弗裡德曼指出：「如果國民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他人的陰謀，試圖回避自己的責任，那麼他們就免除了自己以及主管者對自身所面臨的困境的責任，而且也不會自我反省。迄今為止，凡持此看法的國家，沒有一個興旺繁榮起來。只有在一個能夠進行自我批判的社會當中，人們才能究明事實的真相，才能通過政治過程致力於解決真正的問題。」

對有健全判斷力的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國民來說，這段話只是常識。松田特意引用，源於他的「苦衷」：他認為自己正在處理一個戰後美日關係中的敏感問題，有可能會觸及當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其實，松田的主題自身在史學領域中可謂中規中矩。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國主義」這個帶有貶義色彩的說法，問題的性質就陡然改變：這個詞意味著，制定美日關係政策的美國官員與學者自詡在道德、文化、知性上優越於日本人，因而所謂的「文化交流」，並非對等的交流，僅僅是從優勢的美國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在這種觀念中，美國成為日本政治的監護者、民主化的教師、國民精神的導師。

事實的真相若何?松田將焦點對準了美國的洛克菲勒財團與日本的美國研究學界。在一些日本歷史學家看來，美國主導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動家與美國占領當局合作的結果。問題在於，這裡所說的「合作」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戰後日本被規訓為自由主義的民主化國家的過程中，當事者實際存在的觀念與美國的世界認識具有怎樣的關聯?

真相倒不令美日兩國富有正義感的人士尷尬。在本書資料詳實的敘述中，美國在對日政策中顯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寬大與善意，盡管有時強制要求日本的對外政策符合美國的戰略，也盡管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個別當事者對日本抱有輕蔑的態度。洛克菲勒財團在這一過程中居功至偉。

為了防止被貼上「文化帝國主義」這一後來才被學者大肆討論的標籤，參與對日和談的洛克菲勒三世在構想美日文化交流時，有意提出了「雙向車道」(two-way street)的說法;他期待這種交流將是相互主義的，是平等的。他說，「如果一方被過度強調，那麼就要面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而「從長期來看，文化帝國主義不僅對日本，對美國而言也是不幸」。這句話不久就得到了表面上的驗證。

1951年5月5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麥克阿瑟說出了一段有名的話：「如果說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在科學、藝術、宗教、文化上處於四十五歲的發展階段，那麼德意志人是相當成熟的。然而，日本人盡管有著很長的歷史，卻還處於需要指導的階段。從近代文明的基準來看，與美國的四十五歲相對，日本還是十二歲的少年。」這段話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此前麥克阿瑟在日本被視為國家重建的恩人，被視為英雄，備受敬重。從日本歸國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開了滅火行動，反復強調美日要「相互尊敬」。

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當時的國務卿輔佐官約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長達八十餘頁的《美日文化關係報告書》，書中具體列出了五種計劃，包括在東京設立文化中心、分別為東京和京都的學生設立國際交流會館、進行以國家指導者與學生為核心的人員交流活動、實施徹底的英語教育等。杜勒斯與洛克菲勒家族關係密切，從1950年開始擔任洛克菲勒財團理事長，兩年後出任美國國務卿。接到報告書後，他立刻以「機密」的方式將其呈交給了美國國務院。

洛克菲勒三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的說法與構想越真摯，他就越以一種高度凝練的方式將「文化帝國主義」的部分本質表達了出來——以對方同意的方式，帝國獲得了文化上的主管權。借助義大利理論家葛蘭西的「文化主管權」概念，松田試圖將美國的對日文化政策進行漂白處理。然而，從帝國秩序生成的角度來看，松田的擔憂及工作並無意義。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說無視了——二戰後美國政治家對政治、對一般人類事務可能達到的認識與成熟。

什麼是美國的世界認識與政治成熟?這只能留給讀者思考了。從權力的角度來看，我們需將目光暫時轉向日本這一主體。讓日本學者多少汗顏的，或許是事關他們自身的部分。為了獲得來自美國的研究資金——有人美其名曰「學術資源」——的支持，當事者顯露出了以利益為中心的算計、小氣，以及爭奪「資源」時的霸氣;知識分子喪失了自己本應有的矜持。日本一東一西久負盛名的兩個學府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卷入了漩渦。

從1945年進駐開始，占領軍當局對日本知識分子發動起「精神攻勢」。目的非常明確：用民主主義精神取代基於神權秩序的天皇統治與天皇制意識形態。其實，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正處於「精神的真空狀態」。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發現，「日本國民有著自由自在變來變去的特質」，覺察到他們可能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的宣傳。杜勒斯雖然不理解，此前還是軍國主義者的這些人，為何如此簡單地變成了民主主義者，但他的政策卻異常堅定：強化日本知識分子的民主主義觀念與立場。

另一方面，當時日本知識分子也普遍認為，他們「現在所面臨的不幸，很大原因在於缺乏對美國的正確理解」。這樣，日本的美國研究就得到了雙方的共同重視。隨著冷戰的升級，這一領域被視為加深對美理解、強化美日友好關係的最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為此，美國政府與民間財團每年投入大量的資金，支持日本的美國研究學者從事研究與交流活動。1950年4月，東京大學與斯坦福大學在東京聯合舉行美國研究研討班，成為這種活動的典范。此後這一活動連續舉行了七年，每年均招聘第一流的美國教授講解美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據統計，近六百名日本的美國研究學者參加了上述活動。

東京研討班活動的成功，刺激了位於日本西部的美國研究學者。1952年，京都大學與同志社大學準備在京都舉行類似的美國研究研討班。在他們看來，爭取到美國政府與民間財團的同等資助待遇，意味著他們的學問得到了承認。時任東京大學校長、戰後民主派代表人物南原繁，對京都大學教授們的行為勃然大怒。美國當局不得不從中進行調停。

京都研討班最終成功舉行後，京都大學與其合作者同志社大學又發生齟齬，數年後走向決裂。美國當事者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緣由：這是著名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衝突，名譽與利益夾雜在其中。

不過，這些學界糾紛仍是表面的。這種依賴美國的學術生產機制，正孕育著深層的負面結果——作為政治與社會批評家的知識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功能。日本在1980年代成為經濟大國後，美日經濟摩擦日甚一日，兩國關係成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要議題。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此時，為了尋找穩妥的事態解決辦法，日本政要與國民將目光轉向了日本的美國研究學者，希望獲得有深度的專門知識。盡管日本朝野上下內外強烈希望獲得關於美國的正確資訊與政策建議，大多數的美國研究學者卻三緘其口。

據此松田認為，美國政府與財團的活動成功地培育出了「親美派」。如同洛克菲勒財團注意到的一樣，來自「美國政府溫情主義的援助，可能侵蝕了人們剛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們意志的脆弱」。這些解釋都不錯。但，這是「文化帝國主義」的結果嗎?是美國的「陰謀」嗎?

其實，「文化帝國主義」僅僅是支持帝國統治秩序的一種意識形態，而非帝國本身。潛在於這種意識形態中的具有人類普遍性的機制，並不能因其意識形態自身的拙劣而遭到無視乃至拋棄。

戰後日本最終形成了依存於美國的結構。這種依存對美國與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義。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種美國實施的課業，可以說成功地規訓了日本。民主主義、經濟的繁榮、軍事力量的抑制，這些成為美日兩國異口同聲讚嘆的成就。然而，美國在其中獲得的經驗，反過來已然影響了美國自身，尤其是影響了美國的世界認識與對外政策。戰後美國課業的全球意義開始顯現出來。

稍微拉長我們的歷史視野，可以說，戰後美日關係正是帝國課業的一次實踐。今日人們熟識的一些理念，諸如民主主義、現代化、人權、安全、自由、秩序等，為這一課業提供了普遍性的理念支持。當然，也正是通過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上述具有人類普遍的一些觀念，才逐步成為現實。

因此，不是強者的「陰謀」，而是當事者的「共謀」，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相互作用，導致了帝國課業的編制與實施，導致了戰後美日關係的形成。在這項復雜而廣泛的工程中，沒有局外人，更沒有針對某一特定國家連綿不絕的「陰謀」;迫害妄想與受害妄想都是浮雲。戰後美國的「寬宏大量」自有其品格;但這種品格只有在更高一層的人類普遍的意義上，人們才能談論其得與失。

本文來源：央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