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的崛起

Posted 2022-12-31 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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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與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的崛起

李鴻章生平創設的軍用、民用企業為數不少，其中規模影響較大的有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和電報局，這幾項事業的基地都在上海，客觀上引發並促進了晚清上海城市經濟的發生和發展，為上海打下了長期領先於全國的紮實基礎，同時也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用。江南製造總局開近代工業風氣之先李鴻章就任蘇撫駐節上海後，極為讚同容閎關於中國必須首先建立能夠造機器的「機器母廠」的建議，容閎赴美國購辦的100餘臺機器於1865年運抵上海，李鴻章將其全部奏留，劃入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所有，成為其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生產設備。李鴻章這樣描述辦廠目的，「查此項鐵廠所有，系制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制，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借充軍用為主。……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江南製造總局是中國最早使用大規模機器生產的近代軍事工業，也是舊中國近代工業的開端。從1842年至1865年間，外國資本主義已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陸續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在這段時期內，外國資本主要是英國資本，在上海、廣州、福州、廈門等口岸，設立的較有規模的近代工業企業，共達32家。其中，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設立的即達18家；設在上海的居多數，達2l家；經營造修船舶業務的即達22家。曾、李創辦的製造局，無疑是近代中國第一家能稍與外國抗衡的工業企業。它用蒸汽機作動力，以機器為勞動手段，雇傭了一批殘存著工役制度遺痕、以商品形式出賣勞動力的產業工人。這表明舊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生產力。江南製造局在開展軍工生產的同時，培養出中國近代第一批產業工人和技術人才。許多工人為許多其他後起的近代企業所用。在江南製造局初步組成時，原有的本國工人在兩三百人。這些工人是江南製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大部分應是具有一定的機器製造技術的。虹口時期，中國工人人數陸續增加，在600人左右。遷移至高昌廟後，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人人數也隨之不斷增加。1869年，根據《教會新報》的記載，當時製造局的工人數字是：「外國人十三位，共有中國做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國領事1872年度的商務報告中也說：「江南製造局雇傭著不少的外國技師，約有一千三百名中國工人。」1876年，根據當年成書的葛元煦《滬遊雜記》，裡面提到說製造局有「工匠二千餘人」。不過，在早期的這些工人中沒多少上海本地人，因為當時有謠傳：「進局的人要被丟到大煙囪裡去」，「要被機器軋死」。製造局招不到學徒，只得去孤兒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國戰爭中的難童。一線工人則主要來自福建、廣東、寧波等開放之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江南製造局的工人，主要來源於本地和外地的破產農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江南製造總局創辦時，上海人口不過五十餘萬，到二十世紀初，即激增至八十萬人。這種變化的證明，充塞上海街頭的破產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不斷補充著上海的工人隊伍，也不斷補充著江南製造總局的工人隊伍。直到開辦近二十年，上海本地人看到，在製造局工作並沒有什麼危險，才慢慢地願意進位造局做工。其間十幾年工人人數的數據，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術骨幹和熟練工人被李鴻章調往天津，是可以確定的。到了1890年，上海的外國報紙稱「江南製造局一共雇傭了約二千工人」。此後，由於煉鋼廠、無煙火藥廠等的建立，工人數字又有新的增加，發展至近3000人。據統計，1894年江南製造局的工人數量為2800人，約占當時上海近代工業工人總數的8%，占全國近代工業工人總數的3.81%。據應該，1894年時清政府經營的軍工企業中雇傭工人多達10810人，則江南製造局的工人數差不多能占到四分之一。製造局遷移到高昌廟陳家港後，隨著碼頭、倉棧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設和發展，直接影響著當地的社會，首當其沖的是高昌廟周邊地區。大量物資的匯集和工人及職員的聚居，各種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觀增長，有力地推動著上海城南一帶城市化的進程。到1900年左右，局附近的職工家屬已有2000餘戶，在江邊空地上，逐漸形成了兩條狹窄的街道，一條是高昌廟街，又稱老街，一條是廣東街，因廣東人多而得名，原來農村面貌的高昌廟，已成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戶區」了。江南製造局與高昌廟鎮的形成和擴展有著無法分割的緊密關係。江南製造局在業務經營上的發展壯大是有目共睹的。如1890年籌設的煉鋼廠，是舊中國近代煉鋼工業的首創。到1890年代後期，江南製造總局已成為中國乃至東亞最先進最齊全的機器工廠，在1911年清廷解體之前，已經具有軋鋼生產能力，能將鋼坯加工成鋼板、方鋼、圓鋼、扁鋼等等不同鋼材。江南機器製造局開創了中國近代化鋼鐵生產之先河。江南製造局生產的鋼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還運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輪船、挖泥船、測量船，廣泛使用於長江航運、沿海航運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江南製造局還曾經清政府批準，一度獲得了修造招商局輪船的專利權，招商局成了江南製造局業務上的主要對象。它開展的船舶修造業務直接服務於上海港的航運，促成上海這座城市向近代的轉型。凡此種種，可以看出，江南製造局對於上海經濟乃至中國社會經濟的近代化進程都產生過一定的促進作用。正因為此，在上海城市經濟史上，洋務工業之創建可以被認為是近代化大工業在上海之異軍突起。上海名士王韜這樣描述李鴻章和江南製造局：時艱甫定，庶事創興。於是密防禦，精器械，講藝術，一切西學，無不具舉。辟向來未有之成規，操百世自強之勝券，骎骎乎馳域外之觀。由前言之，則地為之也；由後言之，則人為之也。其中所說的「人為」，即指「合肥相國李公和丁中丞」，亦即李鴻章和丁日昌。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如是說，「在中國，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師，官員不僅是政治的權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沒有權威與楷模的倡率，新的東西總是難以為人接受和仿效的。」無疑，李鴻章較好地起到了權威和楷模應有的榜樣作用。特別是1895年春季後，上海出現製造業企業紛紛開張的局面，當然，這些企業並非都能獲得成功。輪船招商局與江海航權的爭奪 1863年3月，在奉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後，李鴻章注意到，西方商人和船主不僅在上海，而且在開放不久的長江口岸的活動也日益增多。雖然大概在當年春天時，李鴻章就已認識到西方人的主要興趣在於通商，還沒有立即侵占中國土地之意，但是他敏銳地感覺到這種情況隨時都會發生變化。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李鴻章開始探尋「自強」方略，1863年4月21日，他給在北京身居要職的一位從前老師寫信說：「長江通商以來，中國利權，操之外夷，弊端百出，無可禁阻。……我能自強，則彼族尚不至妄生覬覦，否則後患不可思議也。」1863年末，他在給朋友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未來的問題「不患弱而患貧」。這在當時來說確是遠見卓識。清廷1858年被迫與俄、美、英、法等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不僅增開了沿海沿江的多處口岸，並且允許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自由往來，開了長江港口和北方沿海港口開埠通商的先例。優厚的經濟利潤和廣闊的貿易前景，吸引著外商航運企業蜂擁而至，並以上海為基地積極向中中國地擴張。1859年，美商瓊記、英商怡和、寶順等洋行，開始著手準備工作，打造船只或派商人深入長江及其支流進行調查。洋商1861年開始組織專業輪船公司，中國由於有清一代多年海禁，機械落後技術退步，毫無江海競爭力，外國輪船遂乘虛而入，從此長江與北方沿海水面上外國商船橫行無忌，中國的江海航權被逐步侵占。李鴻章辨析利害說，「各國通商以來，中國沿海、沿江之利，盡為外國商輪侵占」。中國要富強、振興，就必須創立和發展自己的航運事業，只有盡快組建華輪公司，才能與洋商「爭衡」。此時，幕僚盛宣懷也建議李鴻章速辦商船，李深以為然，開始籌辦招商局，所以用「招商」二字，原意是先由官辦、再行招商承辦。後來，李鴻章又提出富於獨創性的「官督商辦」方案，他向招商局人員指出，目前沒有官府的輪船在內，不必官商合辦，應當官督商辦，由「官」統籌大局，考察利弊，大力吸納商股，以開全國風氣之先。但是，儘管招商局在正式開張前刊登啟事，明示設局宗旨為「潮流如斯，勢難阻遏。中國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設局置輪，以維航業而塞漏卮」，卻仍然無法得到舊式沙船商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浙的富商殷戶，不少人投有巨資於外國輪船，聽聞招商局成立的消息後，都十分不滿。即便李鴻章挑選的是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其昂來負責籌組招商局，也不能消解沙船商與招商局的矛盾。在開業前一個月，李鴻章不得不排除地方反對勢力的阻隔，訂定一項「成議」，公開表明招商局的輪船將「分運來年江浙漕糧」，以吸引華商的支持。其更深層次的含義，是希望華商能夠了解到，輪船招商局的創辦「於國家商民大局，實有所裨。……中國人苟能一心一意，專註於是，十年之後，西國之利藪，不將盡為我所有也哉」。晚清政治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洋務派認為，「今日當務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強。強以練兵為先，富以裕商為本。」求強求富都很重要，但只有從根本上解決經費不足問題，先完成求富，求強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富強相因。就求富來說，「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餉源，無以持久。」在某種程度上，輪船招商就是出於這一動機興辦起來的。招商局以4艘輪船起家，接下來的3年，它以新募商人資本和政府貸款，購得新船9艘，局船能夠在中國水域運輸業中與外國輪船公司作有力的競爭。1877年初，招商局依靠政府貸款，並購美商經營的旗昌輪運公司，船只名冊上達到29艘。 1881年兩江總督劉坤一認為，就目前而論，招商局名為分洋商之利，其實所少者系國家課厘，所奪者系窮民生計。針對這種論調，招商局在第三年賬略裡就曾辯白說，「或又謂輪船侵奪民船生意，以千百艘之利歸於數十船之人所得縱饒，而失業不少。此語似是而非，倘全系洋商，誠有此害。今本局之設，正為救弊外偏，凡局船自管事以至役使水手等，皆用中國之人，待中國之客，周旋必洽，語意相通，是失業之民船即改業之水手。雇募遊蕩，不使廢閒。練習海洋，有裨實用。」認為招商局所作的努力有益於國、有益於商、有益於民船、有益於地方。在具體辦法上，徐潤在向李鴻章匯報中總結說：「生意之把握，其可敵洋商者有三。我船有漕米裝運，洋船全持攬載，一也；我局經費、棧房、辛工、輪船用途、駁船杠力均較洋商樽節，二也；以本國人攬本國貨，取信自易，利便實甚，三也」，而且，已廣為招納原先各地商界朋友，以「各幫聯絡，共襄大局，使各口轉運之利，盡歸中土」。正因為有這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所以，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裡，招商局是官商合力用華資面貌經營輪船航運業務的特殊企業，更是唯一有實力與外商相頡頏的民族企業。在更長的時間裡，它也是中國最大的輪船企業。在整個中國近代航運史中，它始終居於特殊的地位。招商局成立之後不久，緊接著在上海開辦的還有寧波輪船公司、寶豐公司。多家中外輪船公司的創辦使上海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輪船航運基地，到19世紀末，上海港的國際航線可直達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及東南亞各國，中國航線可通航南洋、北洋各港，並可溯長江直達漢口、重慶。這些航運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增加了對港口設施的投資，推動了上海港碼頭倉庫設施的建設，加速了進出上海港的客流和貨流。至20世紀初，出入上海的商船只數和噸位已占全國噸位數的20%以上。華商輪船公司的旗幟始終飄揚在長江及南北洋航線上，對於華商在近代上海經濟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早在1872年12月，李鴻章奏準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就寫信給江蘇巡撫張樹聲說：「茲欲倡辦華商輪船，為目前海運尚小，為中國數千百年國體、商情、財源、兵勢開拓地步，我輩若不破群議而為之，並世而生、後我而起者豈復有此識力。」李鴻章將招商局視為中國自強政策的一部分，積極利用政府撥給漕糧給價運輸的可能性，使這一計劃易於推行。招商局的建立，是有比較明顯的進步性和民族性的，功在「興」字。不過，儘管招商局得到李鴻章的支持，但作為招商局的創辦者和保護者的李鴻章，權力是有限的，若把近代民用企業經營的不成功歸咎於李鴻章個人，是難服人心的。客觀來說，李鴻章倡導和支持下的近代化努力並非沒有成功之處。李鴻章逝世後的第二年，盛宣懷盛讚李氏舉辦輪船招商局「精心果力，遙為護持，自據利源，各著成績……奏借官本，督率興辦，由是內江外海權利漸次收回，卒能買並旗昌公司，局勢始克堅定」。在創辦招商局這一事業上，李鴻章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不僅熱心主持和倡導了輪船招商局的興建，為其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而且在其發展艱難時，給予運漕專利、還本免息等政策優惠，保護了企業免遭破產的厄運。李鴻章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所趨，興辦近代新式輪船航運業，無疑是對原有帆船運輸業的發展，也是對外國輪船公司壟斷中國航運業的一種經濟上的抗爭。儘管招商局並沒能完全驅逐在中國的外輪，但是，利權的部分收回總比被外人全部奪占為好。另一方面，新式航運業的利潤也直接刺激了晚清上海部分富裕官僚、地主和商人在新興近代企業上的投資興趣，促使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籌建織布局的緣由紡織業在傳統中國是有著悠久歷史的福斯手工業，其生產大部分是與家庭農業相結合，基本上能做到自給自足。到了近代，外國資本對中國大肆進行經濟侵略，雖然一開始並沒有在華設立紡織廠，卻通過商品輸入貿易慢慢侵蝕和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手工紡織業，最終導致其逐漸解體。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外國洋行產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價勞力，直接在華設廠製造的念頭，積極在上海、廣州等地著手興建，但由於各種客觀原因，這些企圖沒能得以實現。對於中國社會經濟中出現的這種新情況，晚清的有識之士有所覺察。鄭觀應站出來大聲疾呼，「方今之時，坐視土布失業，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於無可如何之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則莫如加洋布稅，設洋布廠。」外國機制紗布的進口量逐年急增，導致白銀日益外流，嚴重危害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李鴻章1874年就有自行設廠製造布匹的打算，卻因沒有合適人選具體籌辦而作罷。到12月10日，在上奏籌議海防折時李鴻章順帶提出：「設製造局開礦辦輪船，皆為內地開拓生計起見，蓋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餘萬，又，銅、鐵、鉛、錫售銀數百萬，於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若亦設機器自為製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但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埓，彼物來自重洋，勢不能與內地自產者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獨有益厘餉也。」這可看作機器織布局創建之發軔。不少華商雖有一定資本創辦近代工業，但他們深恐新辦的事業付諸實施便在官吏的盤剝之下導致嚴重損失，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是洋行常以淘汰或質次的機器欺騙華商，例如1877年秋間上海近郊有人擬開設機器軋花廠，前往載生洋行訂購軋花機。洋行方面言明該機每日耗煤100磅，軋籽棉10擔。但第二年貨到試車，耗煤量過大而日產能力也遠未達到原定指標。華商因此斷然拒絕購置，民族資本的創業計劃流產。由此可見，在技術落後而風氣未開的晚清上海社會，資力薄弱的中國商人自主創業是何其艱難。李鴻章正式著手籌建機器織布局是在1876年。這一年春天，他在致時任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信中說：「英國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銀三千數百萬，實為耗財之大端，既已家喻戶曉，無從禁制，亟宜購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而苦於無人創辦。……適有魏溫雲觀察綸先，與弟世好，會計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頭承辦。」再次強調指出，「購機器仿織」的目的在於「期漸收回利源」，織布局的籌建開始有了新的進展。一系列的政策優惠為扶持這個新生的民用企業，李鴻章在政策上給予了一系列的優惠。織布局所產的布匹，在上海本地銷售可以免納厘稅，如果運往內地或分運其他通商口岸再轉入內地銷售時，則僅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內運沿途不再交納稅厘。如此，一則可以比進口洋布少納5％的進口稅，二則運入內地時又可以比洋貨少負擔2.5％的子口稅。這種特權顯然有利於織布局同洋貨的競爭，從而為它在開工以後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和蒸蒸日上的局面。不唯如此，李鴻章還為機器織布局向清政府爭得了獨霸上海市場的「十年專利」。專利之事，是鄭觀應主持織布局實務的1880-1882年間，根據西方各國通例並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向李鴻章提出建議，「應請憲恩酌給15年或10年之限，飭行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卑局數年來苦心巨貲，不敢徒為他人爭衡。」「嗣後上海一隅。無論何人，有誌織務者，只準附入本局合辦，不準另立新局。」鄭觀應等人以進口的外國紡織機不適應中國棉花的特性，已對外國機器進行了適當改良為由，提出了一定年限的專利權的申請，目的在於保護織布局自身有相對安全和平穩的發展。李鴻章覺得鄭觀應所言很有道理，於1882年4月23日專折上奏清廷說，「維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由於各國製造均用機器，較中國土貨成於人工者省費倍蓰。售價既廉，行銷愈廣，自非逐漸設法仿造，自為運銷，不足以分其利權。蓋土貨多銷一分，即洋貨少銷一分，庶漏卮可期漸塞。……臣擬遴派紳商，在上海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迭經飭辦，均以經費不充，稅厘太重，相率觀望，久無成議。……查泰西通例，凡新創一業，為本國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幹年限。該局用機器織布，事屬創舉，自應酌定十年以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其應完稅厘一節，該局甫經倡辦，銷路能否暢旺，尚難預計，自應酌輕成本，俾得踴躍試行，免被洋商排擠。」清廷對李鴻章在洋務上的創舉向來極為重視，這次也不例外，於是織布局幸運地獲得了10年的專利期。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一特權不久即發生了實際應用，1882年，美商華地碼準備在上海開辦紗廠，織布局馬上根據所獲得的專利權加以駁斥，李鴻章也明確表示反對，美商未獲成功，從而減少了來自外商的競爭。因此，從這一點來說，10年專利權對織布局自身的發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來說，由於10年專利期間「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華人再設新廠，在當時曾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因為織布局僅有數百臺布機，年產布匹數量只有進口布匹的1/80，假如不鼓勵民族資本大規模創辦棉紡織廠，就根本無法阻擋洋布滾滾而來的勢頭。有論者認為，既然10年專利抑止不了外國紗布的進口，最終也就無益於織布局自身和整個民族資本棉紡織業的發展，於是稱其為一種損華益洋的「短視」政策。但此論顯然有過苛之嫌，在10年專利期間，它阻止了外商在中國境內開設棉紡織廠的企圖，為準備不充足的私人企業主贏得了時間，從長遠來說，確實保護了中國新興民族資本的利益，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重建織布局 1893年10月26日廠房的清花車間忽然起火，因不及撲救而延燒全廠，生財幾乎付之一炬，中國最早的一家機器棉紡織廠從此不復存在。多年心血毀於一旦，在如此巨大的挫折面前，李鴻章並沒有就此放棄，12月3日，為重建織布局，他特意上奏清廷說：「查洋貨進口以洋布、洋紗為大宗，光緒十八年洋布進口值銀三千一百餘萬兩，洋棉紗進口值銀二千一百餘萬兩，中國出口絲茶價值不能相抵」，「布縷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多銷一分洋貨，即少用一分土產。是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圖，應仍在上海另設機器紡織總局」。這項奏議仍舊得到清廷的支持。與此同時，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舊址上，掛起了名為「華盛機器紡織總廠」的牌子，準備重新集資100萬兩開辦，李鴻章奏請以盛宣懷為督辦。1894年5月3日，李鴻章在《推廣機器織局折》裡說，「招徠新股，仍就織布局舊址設立機器紡織總廠，名曰華盛。另在上海及寧波、鎮江等處招集華商，分設十廠，官督商辦。總廠請辦紗機七萬錠子，布機一千五百張，……共成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規復織布局的目的當然是正確的，也就是李鴻章所明確表達的，是為了「力保中國商民自有之利權」，抵制「洋商自運機器來華製造紗布」，以防止中國利權被「一網打盡」。為此而制訂的《華商機器紡織公所章程》，即體現了這種精神，其中明確表示：「查紗布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機器紡織，系奪華民生計」，故必須嚴禁洋商進口這種機器；「華商自辦以供民用，尚不致有礙民生」，故「機器紡織概歸華商購機設廠，自行辦理」是必要的。華盛紡織總局在開辦不久實際上即演化為官僚的私產，成為私人資本的企業，他們還勸告華商分設了大純、裕源、裕晉等紡織廠，作為華盛的分廠存在。華盛對民族資本的一個好處，就是允許普通商人在「分廠」這一名義之下，可以集股另立新廠，從而為商辦紡織廠打開了大門。於是，在華盛建成前後，就有原上海機器織布局的部分股東周晉鑣、蘇葆生、徐士愷、唐廉等人，另行籌集資本二十四萬兩，創建了專門從事紡紗的華新紡織新局。他們都是與清廷官僚有密切關係的一幫商人，聚集在上海的一些官僚都參與其中，主要有上海候補道唐松巖、江蘇候補道龔壽圖、前上海海關道聶緝椝、李鴻章的幕僚嚴信厚、前任閩浙總督許仙屏等。「以服賈昌其家」的鹽商朱鴻度則獨資創建了裕源紗廠，該廠於1894年末即在上海麥根路（今淮安路與蘇州路南段）建成投產了。因織布局失火退出的楊氏兄弟，1895年應兩江總督張之洞電邀到南京商議政事，楊宗瀚趁便請求在無錫開設機器紡紗廠，獲得支持。次年正式投產，這是無錫第一家商辦的使用機器生產的工廠，也是第一家民族工業資本的專業棉紗廠。其他還有張之洞的湖北織布局、陸潤癢的蘇倫紗廠、張謇的大生紗廠和孫家鼐的廣益紗廠。在上海，浙江候補道、朱鴻度之子朱幼鴻1898年創辦了裕通紗廠，1902年徐潤創辦了景綸紡織廠，1906年鄭孝胥等創辦了日暉織呢廠，1907年朱誌堯創辦了振華紗廠、1908年與沈仰高等合辦同昌紗廠，1910年祝大椿創辦了公益紗廠，經營其他行業的各種近代企業也陸續創辦起來，進入民國後，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遍地而起。棉紡織業後來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對外商最具有競爭力的民族企業，並長期是國民經濟結構中影響較大的輕工業之一，這顯然離不開李鴻章的篳路藍縷之功。在近代，中國被列強逼迫開放門戶，尤其是1895年之後，外商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不僅刺激了洋務工業之異軍突起，而且刺激著華商私人資本轉向近代化工業的投資。上海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首當其沖，而最為突出的是上海及其周邊地區傳統的手工棉紡織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衝擊。這不僅取決於整體的工業投資趨勢，而且受到上海貿易結構變化的影響。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附帶輸入工業生產方式並含有重大的社會經濟意義的，是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後的棉紡織工業。既是對於中國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手工紡織業的革命，同時亦成為較發展和較有成績的一種新式工業。有論者認為，李鴻章直接委派總辦人員，掌握全廠的管理大權，只是把廠看作自己的私產一樣擺布的。這其實說明李鴻章非常在意上海織布局，才會對局務如此熱心和關注，事無巨細都在千裡之外的直隸遙加過問。李鴻章為上海機器織布局請準10年專利及減免稅厘的特權, 主要是針對外國列強而發，不僅使中國民族資本機器棉紡織業得以產生並奠定了初步發展的基礎,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國資本對這一領域的滲透。當然，10年以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儘管可以說成是有助於在紡織業興辦初期減少國人之間不必要的傾軋並有利於織布局的產品與洋布之間的競爭，但在事實上推遲了私人資本的投資，使私人民族資本企業的興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管怎樣，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誕生打破了洋貨獨霸中國市場的局面，結束了洋紗洋布獨霸中國市場的歷史,實現了「稍分洋商之利」的宿願，發中國近代民族紡織工業之先聲，進而引發了一批民用企業的創立，為建設中國近代化的工業體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由於事出初創，各種問題和矛盾難以避免。企業體制僵化、管理落後，官吏中飽私囊，且停留在對西方科技的淺層次引進上，在不少地方還需仰仗洋人，未能發揮應有的更大的作用。不過，上海機器織布局「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廠局既開，需用男女工作數百人，於近地小民生計不無少裨」。除了抵禦外資侵略的民族性之外，織布局對上海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儘管其全面投產不足一年就毀於一場大火，然而，它是近代上海(中國)在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經濟領域中，迅速縮短與國際先進工業技術之間差距的開端；在促進舊統治階級的分化，推動上海(中國)社會近代化過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在上海工業史、上海城市經濟史以至中國近代經濟史上仍有著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地位。鐵路修築與陸上運輸之通達早在1863年7月，以英商怡和洋行為首的上海27家外國洋行，就通過上海海關道，聯名向江蘇巡撫李鴻章建議，希望同意成立「蘇滬鐵路公司」，興造上海蘇州間的鐵路。李鴻章明確告知領事團，只有中國人自己創辦和管理鐵路，才會對中國人有利；並且中國人堅決反對在內地雇傭許多外國人；而一旦因築路而剝奪中國人民的土地的時候，將會引起極大的反對。英國商人為了擴大經濟利益，無視中國主權擅自修築鐵路。1865年，英商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向地方官請求修築上海至吳淞約30裡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拒絕。英商並沒甘休，1872年沈秉成新任上海道，英商借機提出修築吳淞道路的請求，故意不說清楚是鐵路，意圖蒙混過關。沈氏以為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征地事宜由英人自行協商解決，這導致英國人的修築鐵路工作陷於停頓。到1875年，英商才招足股金，1876年1月吳淞鐵路正式動工鋪軌，2月就由「引導」號機車進行試車。這是中國大地上第一次的火車行駛，轟動了上海城鄉，引起時任上海道馮焌光的關注，並立即照會英國領事麥華陀要求停止。麥華陀見馮焌光態度強硬，只得暫停一月，上報北京英國公使等候指示。英國派精通中文的梅輝立赴滬談判，經過天津時拜見李鴻章，李認為應由中國買回自辦。梅雖表面應承，但在與馮焌光談判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後應交給怡和洋行承辦，雙方僵持不下。梅氏憤而北返，淞滬鐵路公司卻加緊築路，6月30日全線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7月14日火車軋死一名中國人，英方態度被迫趨於緩和，火車停駛。清廷諭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妥商歸宿之法」。美國駐華公使西華向李鴻章建議，吳淞鐵路「準令洋商承辦，照各國通例，由中國抽納捐稅十年，再照原價收回」。李鴻章表示拒絕。他認為，英商背著中國政府擅自修築鐵路，「實為有心欺藐」，為維持中國主權，必須收回此路。當時李鴻章正在煙臺與英國公使威妥瑪交涉滇案，便順帶商談吳淞鐵路事件。威妥瑪的態度開始十分強硬。李鴻章正告威妥瑪，中國的原則有二：一是「務在保中國自主之權，期於中國有益」；二是「洋商亦不致受損」。這樣，威妥瑪才答應下來。9月14日，李鴻章派道員朱其詔、盛宣懷等前往上海，與英方代表梅輝立談判。最後議定：（一）中國用285000兩規平銀買回鐵路，「定於一年限內分三起付清」；（二）鐵路收回後，「行止悉由中國自主，永與洋商無涉」。在收回吳淞鐵路的問題上，李鴻章、沈葆楨兩人的意見基本一致，但在收回後如何處理這條鐵路，他們之間卻產生了嚴重分歧。李鴻章主張華商集股，繼續經營。沈葆楨卻不顧李鴻章勸阻，屈服於保守派的壓力，將重金買回的鐵路拆卸，鐵路器材運往台灣，放置海灘，任其毀壞。李鴻章對此極為不滿，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憤然寫道，「幼丹（沈葆楨的字）識見不廣，又甚偏愎，吳淞鐵路拆送台灣，已成廢物，不受諫阻，徒邀取時俗稱譽」。對於中國修築鐵路事宜，李鴻章開始也認為，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但隨著時代發展形勢變遷，特別是軍事需要的客觀實際，使李鴻章的態度也發生了相應變化。1872年10月12日，李鴻章致函丁日昌說，「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縮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1874年底海防議起，李鴻章再次提出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眾大臣皆不置可否。李鴻章向主持總理衙門的奕「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奕雖以為然，卻說「無人敢主持」，「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對修築鐵路事「從此遂絕口不談」。李鴻章的修路計劃因此一再擱置。這次吳淞鐵路事件，本是收回自辦的最好機會，結果卻事與願違。沈葆楨的做法使李鴻章深感在內地修鐵路阻力太大，困難很多，轉而寄望於遠處海疆的福建巡撫丁日昌。丁氏1877年上奏清廷，主張在台灣修建鐵路，剛好可以利用原吳淞鐵路的材料，李鴻章當即表示支持，但仍告無功。7月11日，李鴻章創辦開平礦務局，他開局采礦的目的，正是為中國可以鐵路自主做前期工作。1881年2月2日，李鴻章再次向當權上書，認為中國之所以遠不如各國富強，「查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後能富能強。」這一年，因運輸開平煤的急切需要，在李鴻章的主持下，終於建成了唐山至胥各莊全長為11公裡的鐵路，這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條鐵路。在修建鐵路這件事上，李鴻章一再碰壁，至此方才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在李鴻章的率先垂範之下，中國的鐵路修築工作逐步開展起來。不過，由於各種客觀原因，其進程十分緩慢，到1895年前，全國所建鐵路總計不過364公裡，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所起的作用不大。為了推廣鐵路事業，1896年12月，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於上海，以公認「堪以勝任」的盛宣懷為督辦，鐵路修築開始進入有組織有規劃階段。這一時期，鐵路也開始被普通民眾接受。1898年，被拆毀近20年之久的淞滬鐵路重新修復通車，1907年，滬杭線日暉港支線通車；1909年，滬寧、滬杭二線先後通車，上海有了聯結全國陸上運輸網的鐵路幹道，並且是當時客貨運輸量最大的兩條線路。新興的鐵路樞紐在上海初步形成，上海與江、浙等地的交通聯系大為增強，並漸次輻射影響到內陸腹地。儘管至1911年清廷敗亡時，上海的大交通基本上沒有改變以輪船航運業為主體的狀況，然而，輪運業的長足進步、鐵路與電訊事業的創建畢竟提供了新的交通手段，留下了寶貴的教訓和經驗，從而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交通向著海陸空全方位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上海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餘論由於時代所限，李鴻章無意識地將清皇朝等同於中國。但是，當他在奏折裡使用「中國」或「中土」一詞時，他心裡所考慮的，顯然又並不僅僅是清皇朝。與同時期的其他士大夫一樣，李鴻章注重恢復農業經濟，並且堅持歷代傳承下來的治理原則。不過，他對國家和社會最突出的貢獻，在於他的旨在增進國家「富強」的建議，隨著中國外部危機的逐漸加深，李鴻章對國家富強的關注度也日益增大。從開辦軍事工業轉向創辦「寓強於富」的民用工業，說明李鴻章已認識到軍事應以經濟為基礎，進而言之，國家富強也應以經濟發達為物質前提。李鴻章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創辦的這批民用工業，多數采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形式，形成中國早期的官僚資本。儘管這批企業沒能使中國早日在經濟和軍事上真正富強起來，但在「以土產敵洋貨，力保中國商民之利權」方面，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引進了先進的機器生產方式和技術，客觀上刺激和推動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從這些民用企業中，李鴻章獲得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就是以給官吏親戚在企業當差辦事的方法，來換取官吏對其各種計劃的支持，比如政府貸款能被順利批準等各種好處。不幸的是，由這些官吏推薦來的人絕大部分都才具平庸，降低了企業的辦事效率和經營活力。1879年擔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鄭觀應說，官吏推薦來任職的那些人毫無經驗，他們想既當官而又不辦事，只是坐支幹薪。李鴻章對這些弊端沒有視而不見，但是，這是中國官本位體制下攬權固位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時他可能認為這些小蠹蟲不足為患，因此，他並不試圖過多地改變這種狀況，而是希望能在可控的範圍內加以利用。然而，有些事情是李鴻章沒能考慮到的，千裡之堤毀於蟻穴。梁啟超如此評論李鴻章的做法，「每舉一商務，輒為之奏請焉，為之派大臣督辦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者，固未有不傷其手矣。況乃奸吏舞文，視為利藪，憑挾狐威，把持局務，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來者安得不裹手足耶？故中國商務之不興，雖謂李鴻章官督商辦主義為之厲階可也。」顯然多有切中肯綮之處。另一方面，從李鴻章等人對西洋事物具有的知識來看，也顯得一知半解，膚淺零碎。洋務派的這種先天不足，在強大的頑固保守勢力存在和外國勢力無孔不入的情況下，對中國洋務事業的興辦和輪船航運業的興起，自然帶來相當的局限性。正因為此，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接近尾聲時，中國只有一家被李鴻章自詡為「開辦洋務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輪船招商局，其噸位卻不及日本船舶的1/6。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中國的工業卻還在爬行。不過，歷史學家陳旭麓認為，李鴻章搞的那些企業，多數是為了抵制洋貨，分洋人之利的。假如能夠做到不以後知之明來苛責先行者的時代局限，李鴻章的做法大多都是值得肯定的。李鴻章創辦的民用企業主要有三大端，即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機器織布局，基本都在上海，其初期成功多半是李鴻章讚助的結果。其他不在上海的礦務等企業，也有李鴻章調自上海的唐廷樞、李金鏞、吳熾昌等人員主持或參與管理，此外，還有來自上海的巨額投資，其中僅1883年上海投資外地礦務之銀就達三百萬兩。作為近代化起始過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李鴻章表現出了重要性和獨特作用。在奏辦江南製造總局時，李鴻章說過這樣的話：「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照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在李鴻章等洋務派人士創辦上海炸炮三局、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使用機器生產的企業之後，民間仿效者日益增加，據有關統計，上海民族資本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出現的第一批近代工廠共有7家。如創辦最早的發昌機器廠，便於1869年購置車床等新式機器，擴大了生產規模，成為上海第一家使用近代機器生產的民族資本工廠。進入70年代以後不久，發昌又添置了動力設備，不僅成為上海、也是全國最早使用動力設備的民族資本近代工廠，生產業務也開始轉向機械製造，至70年代末，已製造了多艘長25-35尺的小型火輪，工廠生產已具相當規模。到1894年之前，按已使用機器生產為寶獅的上海民族資本船舶與機器修造業共創辦了14個廠。此外，1878年還開設了一家小型機器木材廠——高記木廠。1881年，黃佐卿投資10萬兩創辦公和永繅絲廠，到1887年後生產規模擴大，絲車增至900部。到1894年，上海已有絲廠5家。1882年，徐鴻復、徐潤設立了同文書局，購置石印機20臺，雇傭職工500人，翻印了很多重要書籍。據大概統計，甲午戰爭前上海早期創辦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中，留下資料記載、能略知其開設情況的有33家工廠。這些上海民族工業當時在全國已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棉紡織業，1894年全國共有4家廠，上海占了3家，共有紗錠1萬餘枚，占全國總數的3/4以上；布機1100臺，也超過了全國的一半。船舶與機器修造業，在當時的中國，主要也只有上海的這批工廠。它們雖然規模比較小，但業務範圍較為廣泛，除了為適應沿海和內河航運業發展需要承擔一部分船舶修理業務和製造內河小火輪的業務以外，還為新興的民族資本小型工業企業製造少量結構簡單的工作機器和蒸汽動力設備，並承接上海近代工業中一部分的機器修理業務。這些企業取得了或多或少的發展，並逐漸與上海融為一體，特別是在李鴻章的倡率下，將上海的水陸交通、電訊事業推進到一個新時期後，上海的城市經濟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就已經跨入了大工業時代。至清室覆亡止，全上海共有大規模工廠九十餘家。這個數字還是相對可觀的，對上海在近代化進程中崛起於全國前列多有助益。不可否認的是，李鴻章在上海的所作所為確實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用，推動了上海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