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富甲世界的宋朝何以国尽可欺？解读

Posted 2023-03-06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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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富甲世界的宋朝何以国尽可欺？解读

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亦可谓赫赫经济大国。以下数据屡见现在网络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世界财富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或可归纳为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相当于中世纪“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查验历史资料，这幅画卷还真不是画家张择端凭想象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写实之作”。虽然当时北宋之中国已近末世(徽宗统治期)，但夕阳亦显无限好。《清明上河图》是宋中国经济成就骄人的绝唱，北宋几乎造就了中国世俗社会的“终极盛世”。世界对华夏艳羡不已的时代，隋唐开政治头，两宋置经济顶。大唐有钱，而不怎么大的宋却明显更有钱，可谓中国最阔绰的朝代。宋神宗时期，中国国库铸币一年即达500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的近20倍。宋朝凭什么富国？首先，人口因素。在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比唐朝多出两千万人口的宋代中国，疆域虽仅为大唐中国一半，但经济总量比唐朝有显著增长，政府财政总收入大大多于唐朝。

其次，国策因素。这个中原大国之所以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是与采取的国策与历代不同有重大关系。北宋一改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轻末”的传统国策，易以“工商立国”。宋朝是中国商企最活跃时代，可谓“工商王国”。宋朝的商企，带有国家垄断性质，尤其是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一些行业被政府所垄断，比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远洋贸易、造纸、瓷器。北宋统治者，以国家为“托拉斯”，从而创造了“朝廷大公司”暴利时代。

另外，廉价出口。廉价而强大的生产力、“质优价廉”的产品，是宋的两个独门于世界的“经济武器”。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浩浩荡荡输往国外，通过这种途径，每年宋得到的都是“出超”贸易成果。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宋拥有了巨额资本，北宋创造过1.6亿两贯的财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国家财政总岁入也曾达到1亿两白银，经济总量延续世界前列。可见，宋朝之中国是真富，不仅“不差钱”，而且还“很有文化”。

当代欧美和日本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里，对此时中国大加赞誉。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美国当代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均对宋代中国情有独钟。内藤湖南认为，平民主义的兴起，科举选官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北宋“实现现代化”的标志。麦克尼尔则认为，华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标志朝代是宋代，这些标志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说得过去的。例如：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全部齐备。

这些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现代化”，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意即封建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的评价亦达到顶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仅就文化而言，陈寅恪所言不虚。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宋词登上中华传统文化之巅。宋人几乎个个都是词人，世俗的文化素养空前高，即便是妓女，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名妓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文艺作品已开始表现市井百态，这种世俗化也可视为个人思想的解放，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彼时“汉才”依然被世界崇拜。近邻日本女子以与宋中国男子通婚为荣。

灿烂的文明不仅有国画纪录，还有外国作品佐证。与清明上河图交相辉映的，是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羡宋之情”。一个GDP上亿两白银的经济大国，一个诗词歌赋登峰造极的文化大国，对世界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双料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方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夏，北辽，东金。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破财免灾，用金钱换和平。无论胜负结果如何，不管从属关系有别，宋对塞外国“一视同仁”、都送银子，“用金钱换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对“弟弟”契丹辽国，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普遍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这些好战近邻，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

宋朝历史 “交子”胀破了北宋王朝

富甲全球的大宋，史上最幽默的宰相石中立，交子胀破了北宋王朝。

赵匡胤此人是职业军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好勇斗狠，热衷攻伐，重武轻文。谁料到这位宋太祖竟然是个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和平的好男儿，解决事情尽量避免杀戮。

比如初登大宝不久，赵匡胤就在太庙的一间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碑上到底写了些什么，除了皇上谁也不知道。直到金军攻破汴梁城，打进太庙才真相大白，碑上赫然书写着三条，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果他们谋反，就在监狱里让他们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这勒石三戒不仅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经济方针定下了基调，通俗来讲就是三个字：不折腾。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就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就不激化冲突。

在不折腾国策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连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这样一个安定团结奔小康的局面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不应该把1000年前宋朝的成绩过分拔高了，这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还是广大的自耕农们，这些农民上交的皇粮和税款，支撑起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骨子里大宋还是很传统的。

但在经济上，宋朝同其他朝代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开源，就是海外贸易搞起来了。

原本古代中国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做贸易，但宋朝建立没多久，西北的党项人就起兵造**，建立了西夏，阻断了宋朝与中亚、西亚的路上贸易通道。不得已，宋朝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东南沿海，竟然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南宋时每年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已经达到200万贯，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6%。这只是官方的收益，民间也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虽然大宋的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但有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日子自然要比闭关锁国的那些朝代富裕多了。此外，它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消费拉动型经济。

汴梁城内皇族、官员、军人、商人云集，人口达百万之众，这些人的吃穿用不是附近州县能够充足供应的，于是北宋依靠运河漕运，从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运送大量的物资到汴梁。

汴梁城庞大的消费力和强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力。宋朝和古代许多重农抑商的朝代不同，它对商人的限制相对宽松，并不惧怕商人做大后威胁皇权。而经商获得的利润，要比务农高出许多倍，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国度自然要比畜牧业、农业发达的国度富裕，宋朝的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堪称高峰，所以能够富甲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上那些宰相，常常喜欢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把严肃正经贴在脸上，仿佛拒人千里之外。而宋代宰相石中立却和蔼可亲，幽默至极，颇为另类，堪称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还是任职郎官的时候，他曾经与同僚们一起参观皇家动物园里畜养的狮子，大家边观赏狮子，边聊起了狮子的喂养。主管畜养的人说：一头狮子每天要喂五斤肉。这群工资收入不高、一年难得闻几次肉香的穷公务员连连咋舌，纷纷叹息道：我们这些人，连一头狮子都不如。言下之意，待遇低呀！石中立马上接茬说：这当然，我们都是员外郎（园外狼），‘园外狼’的待遇怎能和‘园中狮’相比呢？众人捧腹。

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入侵，宋军节节败退，朝廷一筹莫展。当时，大臣张士逊告老，朝中一些好友都赶去祝贺他光荣退休。张士逊举行家宴，款待大家，喝到酣畅处，他感叹道：我本是一介小民，见遇明君，终于功成名就，衣锦还家。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也算知足了。一副居功自傲、得意洋洋的样子。谁知，石中立不仅没有顺着他的口气恭维一番，反而冷声冷气地说：如今呀，只有西边鞑虏未除，战火纷飞。众宾客顿时失声喷饭，杯盘跌落一地。

景佑四年（1037年），石中立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成了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俗说，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当了宰相之后，应该注意一下身份了，该打官腔时还得打打官腔，树立领导权威嘛，可是他依旧口无遮拦。一次，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左右吓了一大跳，赶紧扶起他，他却拍拍身上的灰尘，戏言说：幸亏是‘石参政’，倘是什么‘瓦参政’，早就化为齑粉了。作为百官之首，他的言行颇让好友们担心，朝士上官辟曾语重心长地劝导他说：您如今位居‘宰执’，名位至高，为什么还整天嘻嘻哈哈没正经呢？石中立一听，马上笑呵呵地回答：您管好‘上官辟’（鼻）就行了，何必还要管‘下官口’呢？全然没有宰相的样子，真是本性难移。

如果你有幸穿越到北宋衙门，会发现那里一畦畦绿油油的蔬菜铺满了官衙院落。当时几乎大小官员都在自家府院内种菜，有的官员甚至把种的菜拿出去卖。为什么当时的大臣们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物价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斗米的价格短短一个月内就能从60文飙至120文，蔬菜也不例外。这样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呢？

铜钱越铸越荒

公元10世纪末，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且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它繁华的商业却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商业的空前繁荣亟需大量的货币。在北宋立国之后的百年内，政府总铸造铜钱不少于1亿4千万贯，若加上私铸的铜钱，含计当接近2亿贯。

北宋大规模地铸造铜钱，引发了民间的用铜荒，铜器严重匮乏，致使铜器价格节节攀高。如此一来，不少人直接将铜币熔铸成铜器，从中牟取暴利，久而久之，民间铜钱流通数量急剧减少，铜钱本身的价格也高昂起来。人们拒绝将不断升值的铜钱拿到市场上流通，这就引发了北宋王朝的铜钱荒。面对这种局面，北宋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手段打击投机、稳定币值，而是一味加大铜币的铸造量，结果可想而知，铜钱越铸越荒。

劣币驱逐良币

宋太宗初年，为应付铜钱荒，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创立了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汇兑凭证，并非真正的货币。后来因为交子的便利以及官方的肯定让其一跃成为全国通行的货币符号。

北宋最初对纸币的使用很谨慎，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因此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间，纸币币值保持稳定，为大宋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太师主持朝政，开始大肆印刷纸币。不顾后果地印刷使纸币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到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大量的纸币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大幅度贬值，民众于是拒绝接收纸币，手头有纸币的人也尽快兑换成铜钱或实物，把铜钱压在箱底存着。于是市场上纸币充斥，铜钱荒上加荒，纸币渐渐驱逐了铜钱。

面对混乱的局面，北宋官府不得不宣布，民众纳税时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铜钱，纸币和铜钱的币值必须按照某个固定的汇率进行兑换。这种做法无异于官方宣布降低纸币的信用等级，向老百姓暴露纸币的信用已濒临崩溃的现实。北宋末年，面对辽、金的威胁和南方的方腊起义，朝廷终归耗尽了老本，纸币失去了本就少得可怜的准备金，只能在高通胀中沦为一堆废纸。

可以说，北宋的衰亡与其混乱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交子胀破了它曾经繁华的身体，而北方金兵的南下只是收拾残局罢了。

中国历史上富甲世界的宋朝何以国尽可欺？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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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历史 “交子”胀破了北宋王朝

铜钱越铸越荒

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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