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生赋》与六朝赋体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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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我生赋》与六朝赋体自注
作者：钟 涛（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传授）《观我生赋》是颜之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赋。颜之推梁亡后被俘入北，辗转流寓北方，历仕多朝。此赋写于其初入北周时，以自身履历为线索串连汗青，记叙了他平生三化的人生际遇，包含了侯景之乱、江陵沦陷、周灭齐等主要汗青事件，真实再现了颜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会动荡中的播迁履历和自我感触。自传体赋源出于楚辞，从陈氏族、列祖考到叙起家、述履历，有记叙的成分，但着重抒情。六朝时期，自传体赋由主观抒情性向客观汗青性改变，将人生遭际与汗青情况相连系，在汗青配景下书写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将汗青的描写放在凸起位置上，将反思汗青作为主要目的。此赋与同时期的庾信《哀江南赋》一般，在叙写汗青中审视自我，用实录的手法记录时代的兴衰，从独到的视角客观审视汗青因革，从情况的转变中透视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实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广宽的汗青画卷。但《观我生赋》与其他自传赋在书写体式上有很大分歧，它的自传性不光施展在赋的正文上，还示意在赋的自注中。此赋见载于《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本传，以两种分歧的体裁书写。颜之推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以便让读者更好地舆解，在赋文中到场注释，除有韵的赋文外，还有散体的自注，约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奇特性，反映了赋中自注体式的新变。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资料图片
经传的注疏显现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释，集部的注释显现较晚，集部中最先显现的是赋注。汉代已经有成熟的赋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注更是闹热蓬勃，并显现了多种形态，有他注、自注、赋图、赋音等。赋家为本身赋作加注的现象并非始于《观我生赋》。谢灵运《山居赋》及其自注完整收录于《宋书・谢灵运传》中，前人遍及认为是开赋作自注先河之作。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偏于义训，重在训释字词名物，还常旁征博引，分析辞意，延伸和增补赋辞意蕴。如赋文云：“仰前哲之遗训，俯脾气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妍。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生平于知游，栖清旷于山水。”自注云：“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脾气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生平；就山水，故曰栖清旷。”总释此段赋辞意义，指出所据经典，并进一步说明辞意。自注与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场训诂释义分歧，而更多地是注家本身想要表达的与赋文一致的愿望。正文中谢灵运对始宁墅一草一木精心描绘，以此来宣扬钟情于山水的隐逸之情，自注文字与正文一般，释义引文亦多宣山居之乐，达自适之情，与正文脸色达意具有反复性。《山居赋》自注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之后，插入意思邻近的自注文段，与佛经合簿子注“事类相对”的体式邻近。谢灵运所处时代，合簿子注已经普遍流传，《山居赋》自注体式或者从佛经合簿子注中获得开导。
《观我生赋》自注将《山居赋》自注阐释义理改变为补充与正文相关的本领史实。相较于《山居赋》自注，《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上有了实质性的转变，不再对文句进行直接的注释，几乎没有训释赋文任何一个典故的起原，自注中没有纯真的义训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内容，更多是直接叙事，补充史事，变解说性文字为论述性文字。自注专释出身，自叙家庭身世、仕宦履历、辗转南北的弯曲艰难，南北社会文化的相关事件等，用史家笔法，论述自身履历与家眷史，辐射萧梁以及北齐的社会鼎革。赋正文与自注互相亲切合营。如正文对梁朝侯景之乱的原因，平乱战争中诸王为私利观望的立场已经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进一步具体描述了战争的发生过程和诸多子殒侄攻、昆围叔袭的汗青细节：梁武帝纳亡工资作乱之基，萧正德怀恨投北后，求征侯景，失败后屈膝；侯景立之为主，以攻台城；台城沦陷后，身处江陵的湘东王萧绎遣世子攻伐河东，世子信用群小，为乱兵所害，等等。正文说本身初任职“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自注则明确说“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攻加镇西墨曹参军”。正文说本身任职北齐文林馆，介入修书“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则具体写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自注与史书自注掇异补缺实为一径，正文与自注各自施展自身体式特点，相辅相成。正文拘泥于声律，不克将史实及其启事事事揭橥，自注以散体形式，用无韵之笔，增补有韵之赋未便论述之处，拓展了赋体的叙事纪实功能，容纳了更为雄厚的社会汗青信息，赋正文与自注配合组成波澜壮阔的自传体史诗。
从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六朝赋体自注有很大转变，呈现出两种体式。经传之注首要是训释字词、发现经义，史书之注则多是掇异补缺、补充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释，更多受到前者的影响。赋注是继经传注后显现的文学注疏体，根基陆续经传注疏章句训诂的传统。《山居赋》自注着重义训，力求面面俱圆，赋文自表幽居，自注复详作疏释，自赞自解，唯求意尽，是较为典型的以训释字词、疏通辞意为重的经注体。《观我生赋》自注受《山居赋》自注影响，但又有很大分歧，将赋中自注由释典义理改变为补充赋文未明本领，不阑入注词释典，更多示意出以补充事绪、扩展内容为主的史注体特征。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认为，史臣因“才阙伦叙”而为本身书写的史书作注，自注的内容去掉芜杂则“意有所吝”，悉数记载则又“言有所妨”。为了补史之阙文，又能使正文流通，表述详赡，将注释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笔简练，又能补充史事。赋体自注在赋正文后补叙史实，其感化和意义沟通。
赋体自注是六朝赋的体式立异。但于赋作体裁的圆融而言，于赋文中夹置散体注释，对赋家的写作思路和赋作的文气流通，究竟有所滞塞，故而于赋中作自注这种书写形式，虽在后世时有继作，却并未成为赋的书写常态。钱钟书师长很推崇《观我生赋》自注，认为庾信《哀江南赋》没有此类自注是憾事。《观我生赋》自注与正文共存于统一文本，不训释名物，分析意义，仅写明和正文相关的本领，与正文的自传性论述互相融合，是叙事的有机构成部门，既有文学意义，也有史学价格。
《光亮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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