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为什么要背叛孙中山,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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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为什么要背叛孙中山,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96年前的今天,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东军阀陈炯明部队4000余人突然包围总统府,并向孙中山所住的粤秀楼开炮。这就是著名的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RQ。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陈炯明曾经是民国政府总统孙中山重点培养的将才和接班人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
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
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以及不能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职。
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而陈炯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矛盾基本公开化。
6月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陈炯明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发现。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上。孙中山离开半小时后,炮声四起,陈炯明部队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有士兵还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六·一六”兵变之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希望他和陈炯明二人能够和好。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写悔过书,而陈炯明坚决不写,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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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6日,被视为孙中山亲信的叶夏声被陈炯明指使的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扣押,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此事虽然较为迅速地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但折射出孙中山与陈炯明在众多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预示着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孙中山的政敌。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的正统史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论中都将他们打入了另类。一、宋教仁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原同盟会中华兴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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