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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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于会泳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平静的校园生活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1946年9月,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艺工作团。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进修,其音乐天赋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50年7月,于会泳毕业被留在了学校音工团搞创作。1964年6月,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业务水平大有长进。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1953年秋,于会泳和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结婚。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却是自得其乐。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倍受江青青睐的音乐才子
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智取威虎山》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要求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又当了“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在抓样板戏方面,于会泳的确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连徐景贤也说从没有见过像于会泳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搞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有一次为了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样板戏《红灯记》
当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找了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他还专门请了在上海时期对他帮助很大的徐景贤去参观。徐景贤明知故问:“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
电影《创业》
代江青受过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
灭顶之灾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
1976年10月中旬,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摘自《党史文苑》作者:何立波,有删减)
♦ 张春桥删改周恩来悼词惹怒邓小平,毛泽东拍板邓主持追悼会
♦ “扫雷纵队”——揭秘为张春桥卖命的特务组织
♦ 审判“四人帮”:陈云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
相关参考
集团
来源:北京日报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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