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Posted 2022-12-30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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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于会泳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平静的校园生活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1946年9月，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艺工作团。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进修，其音乐天赋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50年7月，于会泳毕业被留在了学校音工团搞创作。1964年6月，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业务水平大有长进。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1953年秋，于会泳和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结婚。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却是自得其乐。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倍受江青青睐的音乐才子

　　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智取威虎山》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要求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又当了“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在抓样板戏方面，于会泳的确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连徐景贤也说从没有见过像于会泳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搞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有一次为了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样板戏《红灯记》

　　当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找了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还专门请了在上海时期对他帮助很大的徐景贤去参观。徐景贤明知故问：“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

电影《创业》

　　代江青受过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

　　灭顶之灾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

　　1976年10月中旬，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摘自《党史文苑》作者：何立波，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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