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 ”新農村建設”

Posted 2022-12-30 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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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 ”新農村建設”

王安石

宋朝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和農業的快速發展分不開的。北宋和南宋圍繞着農村和農業，進行了多次改革，其中包括推廣「 ”占城稻”、興修水利這種農業技術層面的改革，也包括宗族、鄉村自治、職役制這種基層制度層面的改革，還包括「 ”田制不立、不抑兼並”到王安石變法「 ”青苗法”等一系列經濟制度層面的改革。

一、宋朝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

宋朝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相當驚人。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唐時平均每畝產量約一石半（唐比漢代高一半有余），而宋代平均每畝產量約兩石，宋代比唐代高約百分之三十。此外，宋朝人口大幅增加，從五千萬增加至八千萬左右，峰值逼近一億人口。並且，宋朝是在土地面積小、沒有土豆紅薯等高產作物的前提下，達成人口大幅度提升的壯舉的，足見宋朝農業快速發展。

此外，棉花、茶葉、蠶桑等經濟作物的大規模種植，絲綢、瓷器等手工業的大規模發展，也可以證明，宋朝的經濟水平發展迅速、發展程度非常高的。就連一直被人詬病的宋朝「 ”武力薄弱”，也只是相對而言的。宋朝在北方眾多國家的打擊之下，仍然保持着80%左右的對外戰爭勝率；在蒙古鐵騎的進攻下，維持了數十年；而同時期的歐洲國家，面對蒙古鐵騎基本沒有能抵抗一年以上的。這足以證明宋朝軍事力量雖不強大，卻並不弱小。而軍事力量可以側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

宋朝部隊

而歷史課本上宋朝「 ”三冗兩積”的評論，「 ”三冗”是當時真實存在的，「 ”兩積”則是後人對宋朝的評論。

清初王夫之《宋論》卷6中說，「 ”仁宗在位41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國是以弱矣。”「 ”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 ”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等等，簡而言之，就是「 ”仁宗以降，積弱也，未貧”這個結論，也就是沒有「 ”積貧積弱”，只有「 ”積弱”。

並且，在宋當代的典籍之中，也未見「 ”積貧”或相近的說法。並且從遼國、金國、蒙古先後多個國家不斷侵略宋朝，宋朝始終處於一種「 ”小兒抱金走，勿有全安念”的狀態之中。也許在後世看來，宋朝的絕對人口、糧食產量都不是最高的，但在當時絕非不富，「 ”積貧”是民國開始縱向對比的看法，並不符合當時時代。

實際上，宋朝和同一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橫向對比，是最為富庶的那一個。如果根據政府稅率和政府年收入，以鑄幣——黃金——美元的推算方法，估算出當時各國的大致國民生產總值——那么可以倒推出，宋朝的生產總值約占當時世界的七成，是壓倒性的絕對優勢。盡管這個推算方法有不嚴謹之處，但基本可以得出結論，宋朝是當時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二、經濟發展下的農村和農業的改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有了良好堅實的經濟底子，必然會發生社會生活制度、法令上的變革，而古代「 ”小農經濟”為主導的體制下，首要變革的就是農村和農業制度，筆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堪稱宋朝「 ”新農村建設”的農村和農業改革：

1、技術層面的改革

宋朝農業生產工具相比於唐朝，有了長足的進步。宋朝出現了專門除草用的彎鋤，碎土疏土用的鐵耙，安裝在耬車上的鐵鏵等等，相比於曲轅犁是非常大的進步。此外，宋朝出現了龍骨翻車等水利工具，在灌溉方面也要強於隋唐時期。

古代村落

宋朝出現了相對高產的農作物。來自越南地區的占城稻被推廣到了中國。其中，占城稻是早秈稻的一種，是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21）年間，由宋真宗派遣使者取米三萬斛分於江淮兩浙地區播種的，據稱「 ”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此外，北方的小麥等農作物隨着人口遷移被帶到南方。

宋朝出現了大面積種植的經濟作物如茶葉、棉花等等。北宋時有「 ”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的說法。隨之而來的是制茶、織布、制衣等行業的高度繁榮。兩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也跟農業的發展不無關系。

2、鄉村基層制度的改革

在農業快速發展的前提下，宗族、鄉村自治制度的興起，成為農村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朝土地不抑制兼並，大地主，佃農地位有所提升，流動相對自由。而農業本身是需要長期穩定的農業人口。因此，在當時，限制人口流動就是必行之策。

以宗族為核心的鄉村自治的鄉里制度，自中唐以後出現，至北宋時期達到高峰。在《周書·蘇綽傳》中，被稱為「 ”治民之基”。一方面，這種制度具有宗法性，可以維系地區道德和秩序，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維護「 ”封建禮教”的社會道德，有着非常大的文化本土性；另一方面，這種制度具有行政性，可以節省官員和公務成本，能夠有效穩定流動人口，並且促進地區穩定發展。

宗族是以男性成員的血緣繼承關系為核心的。這一點為現代社會所詬病。但在封建社會，男丁是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片土地上壯年男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片土地生產力水平。而宗族血緣繼承和土地、戶口相結合，可以有效地束縛人口的流動性。

祠堂：宗法制產物

直至王安石變法，試圖以「 ”職役制”取代鄉里制度。職役，也就是差役，是政府差派民夫為衙門胥吏和基層行政人員的統稱。宋·蘇轍《三論分別邪正札子》：「 ”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職役的出現，是政府對基層控制力增強的明證。不過，鄉里制度使得鄉村可以土地為依托，自主運行、維護、生產。王安石變法所推行的職役制，的確有先進性，但最終得到的是「 ”職役制”和鄉里制度的混合體。這也告訴我們，基層制度的改革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要持之以恆。

3、農業經濟制度的改革

首先，宋的土地政策是「 ”田制不立”、「 ”不抑兼並”，國有土地雖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國家只收登記費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隨之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已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 ”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於租佃的契約則多半由私人之間決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發展，這種情況和體制一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見其先進性。

其次，宋朝政府非常重視農業。例如，北宋有《景德農四敕》等系統性的農業法案；南宋建興四年十月上旬，頒「 ”佃戶法”，規定「 ”侯秋成田，除納官據收外，止給五分。”進行減租，此後又相繼頒布了「 ”請田法”等法令。

三、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的變質

王安石變法給北宋農業經濟制度的改革，增添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大名鼎鼎的「 ”青苗法”。青苗法本意為，令百姓借官方錢糧為本錢，等來年收成之後償還，意在「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此法理論上可以使得國庫充盈，貧民亦可收成，在實行的初期的確大幅增加了國庫的收入。

「 ”青苗法”其實是一種官方發放的農業貸款。但是，「 ”青苗法”本質上是遠遠超越時代的，根本沒有在北宋那個年代實行的經濟基礎。以下幾個因素嚴重制約了「 ”青苗法”的實行：

古代農具文物

1、公共權力的濫用

各地官員在執行過程中，缺乏監管，濫行攤派，強求政績，導致真正需要貸款的人得不到貸款，得到貸款的人往往並不需要。此外，由於地方官強行要政績，部分地區糧倉存糧大幅減少，使得這些地區喪失了抵御飢荒的能力。可以發現，以「 ”KPI”作為唯一的執政標准，過於簡單粗暴，副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因此，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一定要綜合考慮，使得政策人性化。而王安石當時的變法改革中，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2、金融機構的不成熟

「 ”青苗法”所規定的「 ”五戶或十戶一保”的擔保制度，看似合理，實則脫離實際。北宋時期並沒有成熟的、能夠覆蓋全國的金融機構，也沒有隨時方便查賬的數據體系，使得這項制度實際上成為了高利貸的溫床。地方上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通常以數個大戶做保，調高「 ”青苗法”貸款的利率，又輔之以「 ”利滾利”「 ”暴力催收”等手段，使得百姓被迫貸款，被迫利滾利，最終民不聊生。

3、易導致惡性土地兼並

前面說到了宋朝不抑制土地兼並，即不抑制正常的土地貿易。但這里的惡性土地兼並則是一種侵吞良民資產的方式。即大戶通過強迫百姓「 ”高利貸”的方式，強迫其以土地抵債，是一種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惡行。

先進農具：水車

四、總結

宋朝經濟快速發展之下，農業也確實大幅度發展和提高，發生了以農業生產技術革新、職役制度替代鄉里制度、農業經濟政策改革為核心的「 ”新農村改革”。改革總體上是朝着正確方向前進的。不過在改革當中，也出現了不少值得後人注意的問題。我們的改革，一定要去除「 ”唯績效主義”，指定政策一定要綜合考慮，人性化。此外，指定政策時，千萬不要超越時代，而是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管，堵死權力執行過程中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漏洞。

參考資料：

1、《宋論》

2、《王安石青苗法與農村信貸：制度設計的視角》

3、《論南宋農業的發展》

古代也有 ”新農村建設”

古代也有 ”新農村建設”

一、宋朝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

二、 經濟發展下的農村和農業的改革

三、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的變質

四、總結

二、經濟發展下的農村和農業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