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端的三教互補學說，為南宋的道教發展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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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端的三教互補學說，為南宋的道教發展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引言
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位時期，中國道教的發展迎來了一個高峰。在林靈素建立的神霄道派的鼓吹之下，宋徽宗相信了自己是神仙下界，並且自封為道君皇帝。在他的支持下道教得到了大力的發展，成為了國內最為流行的宗教。但是隨着北宋的滅亡，中國政權偏安於南方，民族矛盾不斷激化。人民便將國家滅亡的責任也算到了道教文化的頭上。北宋末年道教領袖林靈素甚至遭到了民眾的掘墓鞭屍。由此可見當時的道教文化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此時再行鼓吹王權的慣用伎倆就已經行不通了。
因此在南宋時期，道教中符籙道德發展逐漸式微，倒是在北宋時期發展受阻的內丹南宗力量快速崛起。在張伯端等人的領導下，道教文化成功地與南宋時期高速發展的理學以及佛教的禪宗文化相融合，提出了新的道教理論。有效改善了道教的政治地位，為南宋時期道教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南宋道教紫陽真人張伯端
南宋初期道教發展面臨的困難
南宋建立的過程其實是流亡政府安定下來的過程，中國剛剛從滅國的災難中得到喘息的機會。一般在這樣的政府中，就會興起對於前朝罪人的聲討活動。鑒於古代中國一般不會把國家滅亡的直接原因怪罪到國家領導者的頭上，因此最後承擔最多罵名的就是蔡京集團以及當時風行全國的道教。在這樣的氛圍下，曾經盛行於全國的符籙道迅速衰落，而其他道教流派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壓。
這種情況並不僅僅是因為人民激進情緒引起的，還因為當時的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更加契合於當時的南宋社會。在南宋時期，儒家學者們在國家滅亡之後開始關注對於經典的解讀以及將其運用到政治之中的方法。在南宋時期理學和心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理學創始人程頤程顥
南宋時期的儒家文化逐漸形成了以四書為核心，以五經為構架的新儒學經典體系。他們通過對古代儒家經典的變通改造，打造出了全新的君臣關系。而且理學和心學通過對於"理"的 闡釋，在哲學上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本體理論，強調通過儒學道統來闡釋天下一統的政治重要性，其社會影響日益增強，擠占了道教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間。
而在宗教文化領域，佛學文化，尤其是禪宗的高速發展也動搖了道教文化在這一領域的領導地位。在南宋時期，佛教最為興盛的流派就是禪宗。禪宗強調的心性說與當時儒家文化中的心性學相輔相成，借着儒家文化復興的大趨勢，禪宗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聲勢一時無二，將道教完全比了下去。
禪宗興起的關鍵人物慧能祖師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道教文化如果還想得到一定的發展，就必須要從內部做出改變。在經歷了北宋的失敗後，之前道教人士所崇尚的上層路線顯然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於是道教的發展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在當時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中，道教文化是得到統治者的認可的，於是他們就繼續自己的尊王路線，得到了不錯的發展環境。南方的道教流派只剩內丹派還有一定的基礎，他們在南宋一朝由於始終無法解決"內煉成仙"和"方內尊王"的關系，因此一直不受南宋政府的歡迎。為了能夠保住自己的發展空間，南宋的道教流派幾乎都采用了"三教合一論"，在政治上完全承認世俗王權的權威性，來討好南宋朝廷。然後以個人修煉為最終目標。當時南派的修煉目的在《悟真篇》中是這樣形容的：
"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貪名利求榮顯，不覺形容暗悴枯。試問堆金等山岳，無常買得不來無。"
張伯端的"三教互補論"及其政治理念
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宗教就不是政治主流，因此中國與其他政教合一的政權不同，宗教在中國境內很難保持其獨立性，往往都要受到世俗王權的影響。佛教在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也曾經試圖保持寺院內部的獨立性，但是在王權的威壓之下還是不得不做出了退步。因此中國所有的文化流派和宗教都有着依附王權的屬性，這樣的文化背景也讓三教合一這種聽起來是天方夜譚的事情有了生長的土壤。
內丹派的修煉方式
在南宋時期由於道教文化的生存環境最差，所以道教人士也是最早進行三教合一理論建設的。在南宋早期在這方面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中國南方內丹派的代表人物張伯端。張伯端幼時就博覽群書，對三教文化都有研究，對於各種雜學方術也多有涉獵。他甚至還在北宋時期中過進士，但是由於仕途不順，他才投身到修道之中，這樣的文化背景也讓他有了完成三教互補學說的能力。對於張伯端的出身，在《悟真篇》中有如下記載：
"仆幼親善道，涉獵三教經書，以至刑法書算，醫卜戰陣，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術，靡不留心詳究。"
張伯端在自己的著作中分別闡釋了三種學說在南宋時期存在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的佛教文化最大的問題在於，雖然佛教文化教導人們修身養性，追求超脫，但是有的佛教徒卻不以度己度人為要務，反而混跡於俗世的名利場之中。而道教文化的最大問題則是人們只關注如何修成長生不老，卻不能明心見性，不失為人生一大遺憾。對於儒家文化存在的問題，張伯端則解釋為當時的儒家文化環境對於人們入世的要求太高，對於無為之道沒有合適的解釋。
張伯端在總結出這些問題之後，他又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那就是佛教徒在得不到頓悟解脫的時候應該采納儒家文化的建議積極入世，尊重禮教文化，不沉溺於名利。而道教人士則應該理解禪宗"明心見性"的學說，了解自己的本心，輔助自己的修煉。而儒家文化則與道教文化則是出於同源，只不過儒家選擇了入世，道教選擇了出世，儒家學者應該在道教文化的理論上進行完善，給予人們出世無為的自由。
張伯端與僧人進行交流
作為道教人士的張伯端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的理論，與其個人經歷有着直接的關系，張伯端曾經的做官經歷讓他對當時的官場十分失望，因此他認為儒家文化不應發展地如此激進，應該給一部分人逃離現狀的權利。而其本身在修煉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自己無法想通的問題，在與佛教人士交流後，他才認識到理解自己的本性對於修道的重大作用，幫助其解答了許多疑惑，這也是其對於佛教禪宗文化高度認同的原因。禪宗文化對於張伯端的影響，從其在《悟真篇》的論述中就可見一斑：
"欲了無生妙道，莫非見自真心。真身無相亦無音，清凈法身只恁。此道非無非有，非中亦莫尋求。二邊俱遺棄中心，見了名為上品。"
張伯端的學說對於王權的妥協
在北宋時期，道教文化是北宋王權正統性的來源，但是南宋時期，儒家的道統取代了道教的位置。因此道教文化必須重新討好王權來獲得發展的空間。
南宋時期的儒家學者們紛紛認為戶田制與宗族制是國家的基礎，因此只有尊君敬孔才能維護國家的體制，幫助國家發展。而佛教與道教文化主張人們出世，對國家的進步毫無幫助，因此應該打擊這兩種宗教的發展。此事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有如下記載：
"流俗憨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
南宋名臣司馬光就很排斥宗教文化
張伯端在這樣的形勢下選擇了劃清自己與佛教的界限，而積極拉近自己與儒家文化的關系。他解釋說佛教文化並非起源自中國本土，其對於世俗生活並不重視，只求斷絕欲望，求得內心的安寧。因此佛教文化對於世俗王朝的發展的確有一定的阻礙，儒家學者們提出的抑制佛教的政策是正確的。
但是後面他話鋒一轉，闡釋道教與儒家文化一樣都起源於中國本土，其本質上是十分相似的。兩者唯一的區別就是終極理想不同，一個是成仙，一個是成聖。但在尊國以及治國平天下等理念上並無分歧。張伯端的這一學說體現了道教對於儒家文化的歸附，這種做法也讓他的教派得到了當時掌握文化主導權的儒家文化的認可，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南宋才能孕育出像全真派這樣的道教學派。
南宋末年全真派祖師王重陽
結語
道教文化的發展在經歷了與王權的蜜月期之後，由於儒家文化的復興逐漸與王權分離，重新將其重點放到了個人的修煉之上。但是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造成的惡劣後果，使得道教失去了王權的認可，缺乏發展基礎。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識淵博的道教人士張伯端對道教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整合，提出了三教互補的新理念。他認為如果三個學說可以在彼此中取長補短，那么每個學說都可以迎來新發展。這樣的學說在表面上是單純的理論體系，但是其真正目的卻是在其理論中體現對於當時強勢的儒家思想的歸附，以及對於王權的歸順。鼓勵道教人士要積極投身於國家建設之中，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相契合，因此才獲得了政府的認可。而且其提出的儒家文化與道教本來起源相同的學說被後來的道教人士白玉蟾所接納吸收，為之後道教三教合一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續資治通鑒長編》
2.《悟真篇》
3.《悟真篇集注》
4.《中國經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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