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三貨制的變遷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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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三貨制的變遷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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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貨幣”內容系列從屬於【格物·貨幣】
第一部分:日本貨幣之源
第二部分:皇朝十二錢
第三部分:金銀銅三貨時代
第四部分:獨立統一幣制
本文為「 ”日本貨幣”系列 第 五 部分
格物者說:德川三貨制度,與德川政權命運同軌,德川三貨制度因德川政權成立而構建,也因德川政權覆亡而終結。
1601-1636年間,德川政權逐步構建了德川三貨制度,實現了日本幣制大一統,並實現了日本貨幣體系的完全獨立化。
德川三貨制度確立後半個世紀內,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比較穩定,且呈現出兩大特點:一,受金銀礦山地理位置和傳統使用習慣的影響,貨幣流通帶有明顯的區域割據性——「 ”東部重金,西部好銀”,而銅錢則通行全國;二,金銀銅三貨的使用,對應着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份(士、農、工、商),金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武士階層,銀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商人階層,銅錢使用者主要是農民。
武士通過賞賜、贈送或出售年貢米可直接獲得金鑄幣,而且使用金鑄幣也是武士統治地位的體現。手工業者和商人經常從事國內和國外商業貿易活動,交易額度有大有小,而銀鑄幣是稱重使用、可切割,價值可大可小,靈活便捷,無疑是他們的首選;另外,由於手工業者和商人身份低下,獲得金鑄幣的機會很少,而銀鑄幣鑄行量較大,更易獲得。農民參與商品交易機會少,一般額度都很小,僅適合用銅錢,基本用不到金銀鑄幣;當然,武士、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會用銅錢做小額交易。
▼圖: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1603-1868),日本的貨幣流通一直存在着「 ”東部重金,西部好銀”的特點,以江戶為中心的日本東部以金鑄幣流通為主,市場交易、物價標示皆用金鑄幣,而以大阪為中心的日本西部以銀鑄幣為主。圖片來源:chitonitose
▼圖:德川幕府時代的社會結構。1603年德川開幕後,沿襲了豐臣政權時期的身份等級制度,將社會成員劃分為「 ”士、農、工、商”四等階層身份,並嚴格將身份固化,各階層的人都必須各盡其職,不能逾越身份從事與身份不符的職業。武士階層為統治地位,包括:將軍幕府(最高權力機構,將軍即最高統治者)、大名(各地藩國之主)及其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一般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處於被統治地位。圖片來源:ihmlab
鑄幣外流與貨幣流通不足
德川三貨制度建立後,一直潛藏着一個很大的隱患:日本鑄幣外流。雖然德川幕府在17世紀30年代時采取了鎖國政策,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國或回國,嚴格限制對外貿易(鎖國政策一直延續兩百年,直到1854年「 ”幕末開國”),但對外通商並未完全禁止,幕府在長崎開設了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僅限中國和荷蘭商船到長崎通商),並直轄管理,此外,還保留着幾個藩國對外的官方貿易。所以,日本的鑄幣外流現象一直存在,貫穿整個德川幕府時代(盡管幕府曾下令禁止金銀鑄幣輸出,但並未完全遏制鑄幣外流)。
據新井白石的計算,在德川政權的前期(1601-1708年間),日本的金鑄幣外流約368萬兩,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1/4,銀鑄幣外流約90萬貫(約3383噸),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3/4;而銅錢外流量占鑄造量比例超一半。
▼圖:在德川初期時(17世紀前四十年),日本輸出的鑄幣主要是銀鑄幣(丁銀),且外流規模非常大,估計約2066噸,流向地主要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國。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白銀為國際通用貨幣。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
▼圖:1665-1699年間,荷蘭商船從日本運出的小判金外流數量(單位:兩)。1668年幕府下令禁止白銀輸出,此後小判金開始大規模輸出,小判金主要流向了印度半島沿岸。圖片來源:『企畫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見參考資料。
▼圖:1630年代時,日本的銅錢大量外流,直接導致幕府於1637年下令禁止向外輸出銅錢。十年後(1646年),幕府下令解禁銅輸出,不過此後銅輸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 ”寬永通寶”銅錢,而是長崎貿易銅錢(專門用於對外貿易)和棹銅(長條狀的銅條)。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長期持續的鑄幣外流,消耗着日本國內的貨幣流通量。此外,17世紀中期後,隨着金銀礦產量的衰減,新鑄貨幣的原材料日顯緊缺,新鑄的貨幣量也跟隨下滑。(16世紀下半葉和17世紀上半葉是日本金銀開采高峰期,但17世紀中期以後,日本的金銀礦產量開始減少)
還有,德川政權確立後,日本的商品及貨幣經濟也進一步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也持續擴大,而鑄幣持續外流、新鑄貨幣量下滑,使得日本國內的貨幣供給越來越難跟上貨幣需求擴張的步伐。
▼圖:17世紀後半葉,在德川政權的幕藩體制下(尤其是「 ”參覲交代制”),日本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商品流通市場(商品以稻米為主,以京都、大阪、江戶為商品集散中心),金銀銅鑄幣得到廣泛使用,貨幣兌換機構「 ”兩替屋”出現,專門從事不同鑄幣兌換,兩替商人階層也隨之興起,都市經濟生活日益豐富繁榮。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
17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國內貨幣供需矛盾凸顯出來,並日益惡化;到90年代時,貨幣流通不足問題已十分嚴重,嚴重影響到幕藩體制下的商品流通。
元祿-寶永貶值改鑄
17世紀90年代時,除了貨幣流通嚴重不足,幕府還面臨着財政赤字惡化的問題(因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導致財政收入跟不上財政支出,這里不具體介紹),亟待解決。
為了解決通貨嚴重不足和財政赤字的問題,幕府接受了金座和銀座主管人員的建議,於1695年開始實施了一次貨幣大改鑄,這次大改鑄歷經了元祿和寶永年間(元祿1688-1704年,寶永1704-1711年,元祿和寶永均為日本天皇年號),史稱「 ”元祿-寶永大改鑄”。
元祿-寶永大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將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回收重熔,改鑄為16種新鑄幣,其中,元祿年間6種,寶永年間10種,合稱「 ”元祿-寶永金銀幣”(見下圖);二,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比如:1枚慶長小判金等值兌換1枚元祿小判金。
這次大改鑄並不是一次簡單的舊幣重熔回爐鑄造新幣,而是一次以貶值為目的的貨幣改鑄。新鑄的「 ”元祿-寶永金銀幣”,較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在重量和成色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但新舊幣的法定價值卻是相同的,這就意味着新幣較舊幣實際是貶值的。(如:慶長小判金和元祿小判金,二者法定價值都是「 ”金1兩”,但前者成色為84%,後者僅57%,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27%;再如:慶長丁銀和元祿丁銀,都是稱重使用、法定價值一致,前者成色80%,後者成色64%,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16%)
▼圖:元祿-寶永大改鑄前後,舊幣(慶長金銀幣)和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對比。五種慶長金銀幣(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丁銀、豆板銀)的成色都是較高的,相比之下,六種元祿金銀幣雖重量未變、但成色均明顯下降;到寶永年間,四類丁銀/豆板銀的成色依次階梯下降,最終寶永「 ”四寶”的含銀量降至20%;寶永金鑄幣(小判金和一分金)雖然成色與慶長金幣保持一致,但重量卻減少了一半(即實際貶值50%)。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貶值的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鑄行後,幕府從中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益(收回舊幣和鑄行新幣之間的差額利潤),有效緩解了幕府的財政壓力。同時,由於每一枚新幣所需的金銀含量變少,新幣的鑄行量也大幅增加,遠超以往,也有效緩解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據金座、銀座的有關文書記載,元祿金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1393萬兩,元祿銀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40.5萬貫(1貫=1000匁),四類寶永銀鑄幣的鑄造額達105.6萬貫。
元祿-寶永大改鑄,雖達到了預期目標,但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第一,在大改鑄實施期間,因新舊幣成色不同,而法定價值相同,驅使一些投機商人興起偽鑄之風(將高成色的舊幣私自熔化,私鑄成低成色的新幣,然後混入到流通中),在1698-1711年期間,幕府逮捕了541名偽鑄者;第二,參與改鑄事宜的幕府官吏、金銀座鑄幣師,趁改鑄之際,以權謀私、貪腐暴利;還有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利用新舊幣之間的成色差異,也乘機投機炒作,操縱金銀價格,導致市面上金銀鑄幣兌比劇烈波動。
▼圖:江戶德川時代的三貨(兩替屋)市場兌比,金1兩可兌換銅錢數量(左),金1兩可兌換丁銀數量(右)。在元祿-寶永改鑄期間,金鑄幣因貶值,金1兩兌得銅錢數量變少;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金1兩兌60匁變成了金1兩兌80匁。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
還有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改鑄實施期間,一些民眾(尤其是兩替商人)很快意識到新幣較舊幣貶值了,於是將高成色、高品質的舊幣(慶長金銀幣)私藏起來,不投入到流通中,也不上交給金座或銀座改鑄,導致流通中的良幣(慶長金銀幣)退藏,而低品質的劣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充斥,即「 ”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大量劣幣通行於市,很快就引發了高通脹,物價飆漲。
▼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銀匁/石),1694年時1石米價約為銀65匁,1710-1711年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米價飆漲至銀160匁/石。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
元祿-寶永大改鑄造成的偽鑄成風、貪腐、投機套利、劣幣充斥、物價飆漲等問題,直接動搖了民眾對幕府鑄幣的信任,影響到幕府的統治穩定。
為了重新恢復貨幣幣值、穩定物價,幕府緊接着又進行了一次貨幣改鑄,這次改鑄與元祿-寶永改鑄正好相反,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恢復到最初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標准),所以被稱為一次「 ”復古改鑄”。這次改鑄歷經正德-享保年間(正德1711-1716年,享保1716-1736年,也是天皇年號),史稱「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
「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低成色的「 ”元祿-寶永金銀幣”,改鑄為新的高成色的「 ”正德-享保金銀幣”(見下圖),新幣的重量和成色恢復至與慶長金銀幣一致;二,新幣鑄行後,原來的慶長金銀幣可繼續流通使用,且慶長/正德/享保三種高品質的金銀幣均等值流通,各種商品也必須按此計價和交易(之前一些被退藏的慶長金銀幣重新又回到流通中);三,幕府制定了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系(見下圖),並要求民眾須限期在1722年之前將元祿-寶永金銀幣上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
除了以上改鑄措施,幕府還頒布了一些以整頓貨幣流通秩序為目的的政令,包括:整頓銀座,沒收銀座官吏和鑄幣師的貪腐所得,並嚴厲打擊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下令「 ”禁止金銀用於外貿,只能用棹銅”, 以遏制長期以來的金銀幣外流,而且還限制棹銅輸出量;增鑄「 ”寬永通寶”銅錢,增加小額銅錢供應量,以壓低銅錢(兌金、銀)的市場價格。
▼圖: 正德-享保金銀幣(正德年間4種,享保年間5種,共9種),與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完全一致,且完全等值。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圖: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時,根據1714年《金、銀改鑄令》和1718年《金、銀通用新令》確定的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系(新幣與舊幣並不是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制圖丨格物·資本
「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遵循着恢復高成色、高品質金銀幣基本原則,而恢復高品質意味着每一枚新鑄幣所需的金含量或銀含量增加,這就必然使得新幣的鑄造量變少。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857萬兩,銀幣鑄造額33萬貫),相比於元祿-寶永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約2578萬兩,銀幣鑄造額145萬貫)大幅減少,這使得貨幣流通量收縮,引發了物價急劇下跌,一度繁榮的商業活動也陷入停滯。
▼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元祿-寶永年間的米價快速上漲,到正德-享保年間轉向為快速下跌。圖片來源: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
此外,由於幕府的政令落實不力,新舊幣兌換的工作推行並不順利,一些元祿-寶永舊幣並沒有在限期內兌換成新幣,流通期限不斷被延長,貨幣流通秩序比較混亂,而且,一些兩替商人的仍趁機利用不同鑄幣的比價波動套利。
總體來說,「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是一場失敗的貨幣改鑄,雖然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維持了幕府鑄幣的信譽,但是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更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貨幣流通量縮減,米價急劇下跌,直接導致幕府財政收入下滑和下級武士財務狀況惡化(幕府以征收實物米為主要財政來源之一,而不是直接征收貨幣,另外,幕府及各藩主向下級武士發放的俸祿也是實物米,所以米價直接影響着幕府和武士的收入水平),這進而引發下級武士頻繁暴動,社會動盪。
元文改鑄
為了解決「 ”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遺留下來的問題,1736年5月,幕府再度下令改鑄貨幣,這次改鑄處於元文年間(1736-1741,天皇年號),史稱「 ”元文改鑄”。
元文改鑄,汲取了以往改鑄的經驗教訓,既沒有像正德-享保改鑄一樣,恢復金銀幣的高成色、高品質,也沒有像元祿-寶永改鑄一樣,大量鑄造低成色的劣質幣,這次「 ”元文改鑄”很好地調整了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將重量和成色控制在一個既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實現了物價的穩定和金銀兌比的穩定。
「 ”元文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以往各類舊幣(其中以正德-享保金銀幣為主,慶長/元祿/寶永金銀幣在此前的改鑄過程中,已大部分被回收重熔,或已退藏),改鑄為新的「 ”元文金銀幣” (見下圖);二,制定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比率(見下圖);三,增鑄「 ”寬永通寶”銅錢,並於1739年開始鑄造「 ”寬永通寶”鐵錢(因銅材不足,所以鑄造鐵錢,鐵錢與銅錢重量一樣、等值流通)。
▼圖:元文金銀幣。元文小判金的成色和重量,均比慶長/正德/享保的小判金要低,但比元祿小判金要高;元文一分金亦是如此。元文丁銀的成色,比慶長/正德/享保丁銀要低,但比寶永「 ”永字”丁銀要高,豆板銀亦如此。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圖:元文金銀幣與其他金銀幣的官方兌換關系(新幣與舊幣也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的)。元祿-寶永金銀幣在1736年之前基本都已被回收重熔、退出流通了(除了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外),因而「 ”元文改鑄”時,主要是確定新幣與慶長/正德/享保金銀幣、以及與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間的兌比。制圖丨格物·資本
元文金銀幣開鑄後,由於成色又降低了,鑄造量明顯上升(元文金幣鑄造額1743萬兩,元文銀幣鑄造額52.5萬貫),明顯多余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額,有效解決了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米價回升(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
同時,由於元文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調整適中,且在新舊幣兌換時,是按重量大小和成色高低來確定兌換比率的,而不是按法定價值來兌換的,所以,這次元文改鑄實施過程中,新舊幣的兌換工作比較順利,新幣鑄行後,很順利地就進入到流通中,金銀銅三貨兌比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基本恢復正常。
「 ”元文改鑄”後,仍有一些舊幣(如慶長/正德/享保/寶永金銀幣)保留在流通中,它們和元文金銀幣按官方兌換比率並行流通使用,流通中的貨幣種類較為繁多,但貨幣流通秩序大體保持穩定,此後八十多年里,日本的貨幣體系穩定運行,未出現大的波動。
還須值得一提的是,「 ”元文改鑄”後,幕府於1765年和1772年分別開鑄了兩種計數銀鑄幣——「 ”明和五匁銀”和「 ”明和南鐐二朱銀” ,這兩種銀幣和以往的丁銀/豆板銀不同,它們有固定的形制(小方塊)和重量,是計數貨幣,可計數使用,無需稱量。這打破了長期以來銀鑄幣一直是稱重使用的習慣,此後,計數銀幣,和丁銀/豆板銀一起並行流通。
▼圖:明和五匁銀,重5匁,幣面上有「 ”銀五匁”字樣,於1765年開鑄,鑄行後,因其法定價值定得過高(12枚當金1兩),遭到了市場的抵制、流通受阻,一年後,幕府下令將其回收。明和南鐐二朱銀,重2匁7分,開鑄於1772年,幣面上有「 ”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兩”字樣,「 ”南鐐”意指最上品的銀,「 ”二朱”一詞是後人定的名,源自於金幣的貨幣單位「 ”兩、分、朱”(1兩=4分=16朱),由於這種銀幣8枚可兌換金1兩,所以稱之為「 ”二朱銀”,即法定價值為「 ”二朱”。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文政-天保貶值改鑄
進入19世紀後,德川幕府政權的統治進入晚期,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和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幕府財政收支再度惡化。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幕府又重演了元祿-寶永時期的貶值大改鑄,開啟了「 ”文政-天保大改鑄”(文政1818-1829年,天保1830-1843年)。
文政-天保大改鑄,和以往的改鑄流程基本一樣,回收舊幣、重熔改鑄為新幣,具體改鑄工作仍由金座、銀座負責,民眾可將舊幣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也可向兩替商人兌換新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和此前「 ”元祿-寶永大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
在文政-天保大改鑄實施期間,幕府共下令鑄造了18種新鑄幣(見下圖)。此外,幕府還增鑄了「 ”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
▼圖:文政金銀幣。這9種新幣中,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一朱金、南鐐一朱銀,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改鑄(在以往舊幣的基礎上改造)。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圖:天保金銀幣和「 ”天保通寶”銅錢。這9種新幣中,天保五兩判金、二朱金、一分銀、「 ”天保通寶”銅錢,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在舊幣基礎上改鑄。其中,「 ”天保通寶”銅錢的法定價值為100文,所以其又被稱為「 ”百文銅錢”,是德川時代法定價值最大的銅錢。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在以上的文政-天保18種鑄幣中,除了丁銀和豆板銀繼續稱重使用外,其余的都按其法定價值流通,如: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的法定價值為「 ”2分”,天保五兩判金的法定價值為「 ”5兩”,,天保一分銀的法定價值為「 ”1分”。
文政-天保大改鑄,又是一次貶值大改鑄,新幣較舊幣在法定價值不變的前提下(新舊幣按法定面值等值兌換),重量和成色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我們以小判金為例,法定價值一直是「 ”1兩”,元文小判金重11克,成色65%;到文政小判金,重量依然11克,但成色降至56%;再到天保小判金,雖然成色未變,但重量降至11克。還有丁銀也是如此,元文丁銀、文政丁銀、天保丁銀的成色依此為:46%、36%、26%,逐漸下降、逐漸貶值。其他金銀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貶值。
▼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小判金的重量及含金量(單位:克)。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
▼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丁銀/豆板銀成色(‰),如圖中慶長銀數值為800,即表含銀量為800‰,即成色80%。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
幕府從文政-天保大改鑄中,獲取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據史料文獻記載,文政改鑄為幕府帶來了550萬(金)兩的鑄幣稅收益,天保改鑄則帶來了500萬(金)兩的收益,貨幣改鑄成為幕府在文政-天保年間的重量財政來源,平均每年約占財政收入的30%。
同時,幕府將獲取的豐厚鑄幣稅收益,用於財政開支,投入到流通中,促使流通中貨幣量大幅增加,引發物價快速上漲,通脹嚴重(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
▼圖:江戶德川時代的貨幣流通量(單位:萬兩),銀鑄幣和銅錢,均折算為金鑄幣的貨幣單位「 ”兩”,藩札是指地方各藩國發行的一種紙幣。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
除了高通脹之外,文政-天保大改鑄造成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鑄幣種類異常繁多,除了文政-天保的18種新幣,以往的各種舊幣,並沒有完全退出流通(自慶長金銀幣以來,雖然多次用舊幣改鑄新幣,但各國時期的舊幣都沒有被完全回收重熔,仍有一些保留在流通中,或被民間私藏起來了)。因而,在天保年間時,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已嚴重混亂。
自天保以後,德川三貨制度,就陷入動盪不安之中。到1858年「 ”幕末開國”後,在歐美列強的外來沖擊之下,德川幣制和德川政權一樣,一步步臨近崩潰。
幕末開國與最後的改鑄
1853年,美國軍艦抵達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日本開埠通商;次年,美國軍艦再次來到日本,並強迫日本與其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緊接着1858年,日美又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德川幕府長期以來的鎖國政策被強行打破,史稱「 ”幕末開國”。繼美國之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趁火打劫,紛紛與日本簽訂類似的不平等通商條約。
▼圖:1854年2月美國軍艦到達日本江戶灣,並強行登陸,敲開了日本的國門。圖片來源:Wikimedia
不平等通商條約的簽訂,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變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日本開埠通商後,大量廉價的西方工業品涌入日本,直接沖擊了日本傳統的、封閉的農業-手工業經濟模式(許多日本傳統手工業相繼倒閉破產,而日本農產品則大量被輸出海外,作為西方工業國的工業原料),侵蝕着幕藩體制下的傳統經濟基礎,加劇了社會動盪,加速了德川幕府政權的覆亡。
此外,「 ”幕末開國”對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也產生巨大沖擊。首先,開埠通商後,日本的外貿規模開始急劇擴大,這為日本金銀鑄幣的大量外流創造了條件。其次,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中,日本被迫同意外國貨幣可在日本流通使用,且可自由兌換為日本貨幣(按「 ”同種同量”原則),日本貨幣也可輸出至國外(除銅錢外),這直接導致了日本黃金大量外流。
「 ”同種同量”原則,即兩國貨幣(日本和美國)以同一材質(金或銀)、相同重量進行等值兌換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比如:1枚日本的「 ”天保一分銀”(法定面值1分)重8.64克,成色99%,而1枚美國「 ”Dollar銀元”(法定面值1美元)重26.9克,成色89%。按「 ”同種同量”原則,1枚美國「 ”Dollar銀元”的重量與3.11枚的「 ”天保一分銀”相同(8.64*3.11=26.9),所以二者等值;但很明顯,日本銀幣的成色比美國銀幣成色要高,所以這種兌換原則,對日本是不利的。
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日本國內官方的金銀比價為1:5,而國外(英國倫敦)的金銀比價為1:15,日本國內、國外巨大的金銀比價差,再加上日本貨幣可與外國貨幣自由兌換、且可輸出國外,這為投機商人創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間,引發日本國內黃金大量外流。日本正式開埠通商(1859年6月)後,許多歐美商人在日本進行金銀套利、牟取暴利,他們用外國銀元幣兌換成日本銀幣,然後再兌換成日本金幣,最後再將日本金幣運到倫敦賣掉。有學者據史料估計,日本正式開埠後僅八個月里,黃金外流就達三四十萬兩。
「 ”同種同量”貨幣兌換原則下的不利立場,以及開埠後黃金的大量外流,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視。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幕府在安政-萬延年間(安政1854-1859,萬延18602-1861年)再次開啟了一次貶值大改鑄,這也是德川時代的最後一次改鑄。
「 ”安政-萬延”改鑄的目的很明確,一,降低日本銀鑄幣成色,以達到與外國銀幣相同的成色,真正實現平等地 「 ”同種同量”兌換;二,降低日本金鑄幣的成色或重量(且降幅比銀鑄幣更大),以擴大日本國內金銀比價,使得與外國比價大致相當,從而阻止黃金外流。
在「 ”安政-萬延”改鑄期間,幕府下令鑄造的12種新鑄幣(如下圖)。改鑄流程仍和以往大致一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也和此前的元祿-寶永改鑄、文政-天保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此外,幕府還增鑄了「 ”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也增鑄了「 ”天保通寶”百文銅錢。
▼圖:安政-萬延金銀幣。其中,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銀,因遭到歐美列強的強烈抵制,僅鑄行三個月就被迫停鑄。萬延年間,改鑄了五種新金幣:萬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均是整個德川時代含金量最少的、最低劣的金幣(相同面值情況下)。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
以上的12種新幣(安政-萬延金銀幣),較之前的舊幣(文政-天保金銀幣),又有不同程度的成色降低或重量減少,而新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所以這又是一次貶值改鑄。安政-萬延金銀幣是整個德川時代,最低劣(含金銀量最少)的金銀幣,也是最後流通的金銀幣。
安政-萬延金銀幣鑄行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黃金外流(因新鑄的萬延金幣的含金量大幅減少,致使日本國內金銀比價擴大,縮小了國內外套利空間),也改變了日本在「 ”同種同量”兌換原則下的不利局面。而且,大量低品質金銀幣的鑄行,也再次給幕府帶去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
但是,這次改鑄也引發了嚴重的惡性通脹。由於新幣的金(銀)含量大幅減少,而貨幣鑄造量則相應大幅增加,貨幣流通量急劇擴大,物價暴漲,原來就已混雜不堪的貨幣流通秩序,陷入了極度混亂的局面。
▼圖:江戶德川幕末年間的米價(銀匁/石,左軸),以及小判金的含金量變化(右軸)。圖片來源:koshiodatabank
緊隨惡性通脹而來的是農民起義和武裝倒幕運動浪潮,德川幕府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1868年1月,幕府軍與倒幕軍進行戊辰之戰,幕府軍節節敗退,同年5月,江戶德川幕府政權正式倒台,日本270多年的德川時代正式結束。
德川幕府政權覆亡的同時,以明治天皇為核心的日本新政府建立。明治新政府為了整頓德川幕末遺留下來的極度混亂的貨幣流通秩序,於1871年頒布了《新貨幣條例》,以建立新政府下的新貨幣體系。
1871年《新貨幣條例》的頒布是日本貨幣史上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以此為界,德川三貨制度正式終結,日本貨幣史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參考資料
《日本德川時代貨幣制度研究》,周愛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1
清代和日本江戶時代貨幣政策比較試析,李紅梅,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11月第38卷第6期
德川幕府財政崩潰研究,端木迅遠,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
日本江戶時代的幕藩體制與商品經濟,左學德 王曉燕,北方論叢,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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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2017年)
江戸の三貨,Coin/J055 ,sirakawa.b.la9.jp
一文と一両の価値,Coin/J029 ,sirakawa.b.la9.jp
江戸時代の経済を発展させた通貨増発(No.144),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cocolog-nifty
幕末のハイパーインフレの真犯人は?-日米両國の反パラレルワールド(11),小塩丙九郎,koshiodata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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