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纂《四庫》，失竊《大典》

Posted 2022-12-30 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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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纂《四庫》，失竊《大典》

《大典》雖有典守制度，但並不能防止官吏的盜竊。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纂《四庫全書》時要從《大典》中輯佚書籍，曾清查《大典》，發現缺失2422卷，1000余冊，其中不少應該是清代官吏竊走的。《四庫全書》總裁紀昀曾對《大典》之缺深為嘆息。乾隆三十八年清高宗曾下諭旨查詢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蔣廷錫等人家中是否私匿《大典》，但一本也沒有找到。這是《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丟失記錄。

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發生了纂修黃壽齡遺失《大典》六冊但失而復得的事件。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晚上，四庫館纂修官黃壽齡將《大典》六冊用布包裹好帶回家，准備晚上接着校對。帶書離館時他並沒有告訴主管四庫館圖書的提調官。他坐車到米市胡同時，下車如廁，等回來時發現六冊《大典》已被連包竊去。他發現之後四處找了一通，沒有找到。

《大典》被竊之後，黃氏大概很快就報告了四庫館。六月二十五日，四庫館總裁將此事匯報乾隆，並說明已分派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營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設法抓緊緝查，務必將原書查獲。乾隆獲悉後很生氣，當天即下了諭旨，讓總裁舒赫德負責調查，並說：四庫館中備有飯食，纂修官其實不用加班；借書有提調負責，有關人員應盡快查明此事，確定各人應負的責任。接下來，進行了全城搜查，為了六冊書而興師動眾如此，可謂空前絕後，足可見朝廷對《大典》的重視程度。

20 世紀 50 年代，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正在清點整理收藏的《永樂大典》

最後，遺失的六冊《大典》於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橋河沿上被官方撿得，有關人員當即呈報乾隆。乾隆在十八日下諭旨表示：《永樂大典》六本已經撿回，當然十分好，但是，還要繼續搜拿竊賊。米市胡同在菜市口附近、宣武門外，是漢族士大夫聚居之地，但離放回《大典》的御河橋（在東交民巷）有很長距離。竊賊跑這么遠去將《大典》放在橋邊顯眼之處，而不是隨便找個偏僻之處丟了，顯然還是十分希望《大典》被官方找回的，還算是天良未泯。最後也沒有找到偷竊者，這估計永遠是個歷史之謎了！

乾隆年間失竊案後，《大典》管理嚴格，沒有失竊記載。但到道光、咸豐年間，管理漸松，一直都有《大典》被竊出的記載。嘉慶、道光年間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大典》被翰林院官員偷盜出100余冊。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記載說，那些官員們「 ”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綿馬褂，約如《大典》兩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穿於身上，偷《永樂大典》兩本……包於包袱內而出”。《大典》就這樣被有機會接觸它的官員們一天天偷盜走了。晚清時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盜《大典》後賣給洋人，《大典》亡佚的速度極快。據繆荃孫的調查，光緒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時，《大典》只有5000余冊，到光緒二十年（1894），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檢查，竟只剩下800余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