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義之爭到教會分裂——試析基督教早期不同教派之間的宗教爭論

Posted 2022-12-30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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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義之爭到教會分裂——試析基督教早期不同教派之間的宗教爭論

自君士坦丁皇帝承認了基督教在羅馬一拜占庭世界的合法地位年後， 經過80余年的斗爭，基督教終於在狄奧多西大帝時期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由於帝國政府對人民實行強制性改宗基督教的政策，使得在拜占庭統治下的、有着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生活在不同社會物質條件下的東地中海地區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場長達近2個世紀的宗教爭議。結果，這場反映在基督教會內部的教派和教義爭論世紀之爭，不但沒能使地中海世界各民族人民在意識形態領域達到統一，反而加速了東西方羅馬—地中海世界的分裂。

早期拜占庭基督教會的教義爭論

4-5世紀的宗教爭論問題主要有兩個大的起伏時期，涉及個主要基督教派。先後召開了6次全基督教主教會議處理這一爭論問題。一般以公元451年第四次基督教全體主教會議通過卡爾西頓信經作為這兩次宗教爭論問題的基本終結，其後的宗教爭論只能算作這兩次斗爭的余波。

第一個時期，是關於耶穌基督與上帝一聖父之關系的討論，即基督究竟與「 ”聖父”一體，還是與常人一樣，為上帝所造化。安條克學派的阿里烏是引起這一時期宗教爭論的主要代表人物，與他相對立的是亞歷山大教會的亞大納西。

4世紀早期，安條克學派的阿里烏在亞歷山大教會中任職時，提出了他對基督教三位一體論的看法，指出耶穌基督與常人一樣，是由上帝造化的，因此不具有上帝的實質，它同其他被造物一樣，是由無創造的「 ”聖子有始，但……上帝是無始的”。從而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體的教義。他的這一理論引起了教會內部的爭論和民間思想的混亂。為此，君士坦丁皇帝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基督教主教會議。他宣布阿里烏派思想是異端，並以武力強迫與會各地主教接受「 ”基督與聖父同性”的主張。

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是於公元325年在尼西亞城召開的基督教大公會議，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次的世界性主教會

但來自東方各教區的主教多堅持「 ”一神論”的立場，加之皇帝後來否定了自己在尼西亞會議上的立場，並在臨終時皈服了阿里烏派基督教，阿里烏派迅速成為帝國占主導地位的教派，亞歷山大派和羅馬大主教的勢力受到了打擊。

君士坦丁逝世後，這一宗教爭論問題仍在繼續發酵，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狄奧多西皇帝重新統一地中海世界以後，在一些「 ”正統”教派主教的呼吁下，召集了第二次全基督教主教會議，確立了正統的信仰，在多數地區消滅了阿里烏派，但是阿里烏派思想仍然頑固存在。

狄奧多西一世是羅馬帝國狄奧多西王朝第一位皇帝，也是最後一位統治統一的羅馬帝國的皇帝。

第二個時期，是對「 ”基督論”的認識，與上帝——聖父一體的耶穌基督是人還是神？他身上的神人二性是如何結合的？神性為主還是人性為主？這場爭論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的斗爭因聶斯脫利而起，以犧牲聶斯脫利為終；第二階段的斗爭涉及對「 ”一性派”的認識問題。在批判一性派和維護正統教派的斗爭中，東西方教會發生了第一次分裂，從此東西方教會的斗爭一發而不可收。

聶斯脫利是安條克學派的著名代表，後擔任君士坦丁堡教宗。他強調耶穌基督身上人性和神性的真實和完整，以及兩者意志上的結合，他認為「 ”在一個基督的名下”，「 ”同時具有兩個本性……神性和人性的根本特點是永遠有區別的”。因此，他反對人們稱聖母馬利亞是神的母親，而應稱為基督的母親，「 ”因為由肉身生出來的還是肉身”。聶斯脫利企圖利用自己在任執掌教權的有利時機，把安條克學派的這一理論推向整個帝國的基督教會，引起了帝國其他地區教會的不滿和抵制。

聶斯脫利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他被解職流放及，其著作由弟子們整理出來得到傳續。

這種宗教上的對立情緒有其傳統的因素：埃及名城亞歷山大是希臘化文化傳統的重要中心，也是保留埃及文化和宗教傳統的重要基地。因此，埃及人在感情上更易於接受一位慈樣的女神，而不是一個凡俗的貞女。他們強烈反對安條克學派的「 ”基督由凡人所生”這一概念竭力維護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聖母馬利亞的形象。而聶斯脫利作為君士坦丁堡教宗的地位是引起這種對抗的更深層原因。因為亞歷山大和羅馬教會都是老資格的基督教會主教，他們對因皇權庇佑而躋身於國家教會決策層的君士坦丁堡教會一直心存芥蒂，常常尋機發難。

克里索斯托，古代基督教希臘教父。任神父時講道博得眾多贊賞，被譽為「 ”金口約翰”。

作為一個神學家，聶斯脫利遠遠比不上他的狡詐的政治對手西里爾。因此，在東西方皇帝狄奧多西和瓦倫提尼安三世聯合主持召開的第三次基督教全會上，羅馬教宗塞萊斯廷、安條克主教約翰與亞歷山大主教西里爾達成了以犧牲聶斯脫利為代價的以弗所信經，強調「 ”我們承認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和完全的人……兩個本性已經結合起來，因此我們宜認一位基督……聖童貞女是‘上帝之母’，因為上帝—道成了肉身，成了人，並且通過她的懷胎把他自己同從她那里接受的肉身結合起來。”從本質上說，它與聶斯脫利的主張沒有什么不同，卻與亞歷山大主教的立場相左。

聶斯脫利派被排斥之後不久，以狄奧斯庫魯為主要領袖的「 ”一性派”極端派別出現。這一派理論強調基督的人性已經被神性所吞沒，認為基督只有神性存在。

452年，教皇利奧一世於曼多化城會見阿提拉，並說服他停止其侵略行動，讓意大利半島其它地方，得以逃過一劫

當時的羅馬教宗利奧一世支持君士坦丁堡教宗的立場，於449年6月，寫了後人稱之為「 ”利奧大卷”，明確地闡釋基督里面有兩個充分的、完全的本性，「 ”兩性結合於一個位格中，無損於任何一性的諸屬性和實質。”

而狄奧斯庫魯借助於君士坦丁堡隱修士尤提克斯的幫助，取得了皇帝狄奧多西二世的支持，在449年召開了以弗所宗教會議。會議支持了尤提克斯和亞歷山大的狄奧斯庫魯，君士坦丁堡教宗弗拉維恩被免職定罪。這次會議無視羅馬教會權威的作法使利奧一世震怒，從此，亞歷山大教會與羅馬教會決裂。

因反對羅馬教會，並謠傳會議期間使用暴力脅迫與會主教簽署決議，故被羅馬主教利奧一世貶為「 ”強盜會議”。

狄奧多西二世逝世後，他的姐夫馬西安繼承了皇權，主持召開了第四次基督教全體主教會議，以「 ”利奧大卷”為基礎，確定了基督教的正統教義——《卡爾西頓信經》。

信經強調：……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斗性、不相混淆、不可改變、不可離散；二性結合，不失區別，各性特點，反得保存，並存於一個位格和一個實質之中……

在這次會議上，代表西方拉丁教會的羅馬教宗利奧一世在帝國宗教生活中第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他與君士坦丁堡教宗結為聯盟，與亞歷山大主教對抗。拜占庭皇帝也乘此機會顯示了自己的至高無上，在他與君士坦丁堡教會精心擬定的第28條決議中，大膽地宣告君士坦丁堡，即「 ”新羅馬”與古羅馬具有同等的權利。這表明，東方教會要取得地區性的自治，而不再屈從於羅馬教宗的旨意，君士坦丁堡教會將依托於皇權成為地中海世界宗教生活中的領袖。

基督教范圍的主要支派

卡爾西頓會議使東方的教會完成了其歷史分布的基本格局：耶路撒冷教會取得了其長期以來要求的大主教的地位，與安條克、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教宗從此能夠平起平坐了。但這次會議在為基督教「 ”正統教義”奠定基礎的同時，也種下了東西方教會最後分裂的種子。

教義爭論的余波

到了5世紀後半期，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的斗爭暫時告一段落，而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傳統觀念的存在卻與教義的爭論緊緊相連。東方各省的人民痛恨拜占庭帝國的暴政已久，「 ”一性派”理論成為聯系近東各省人民反抗中央集權的紐帶，其觸角甚至深入到皇帝身邊、宮廷內外。

弗拉維·芝諾在474年至475年與及476年至491年兩度在位為東羅馬帝國皇帝，是拜占庭早期最卓越的君主之一。

5世紀中期，芝諾皇帝在鎮壓了一性派黨徒支持的巴西里庫斯策動的宮廷政變後，開始在教會各派之間尋求妥協，他促成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西烏和亞歷山大主教彼得三世達成後來稱為《合一通諭》面的重要聲明。

該通諭肯定了此前召開的三次基督教全體主教會議所制定和修正的決議，譴責了聶斯脫利和尤提克斯及其追隨者的錯誤，同時強調：耶穌基督「 ”在神性上同聖父相同，而在人性上則同我們相同”，其中特別回避了「 ”一性”和「 ”二性”這兩個詞。這一折衷協議受到雙方極端派的反對，東方教會與教皇之間的聯盟從此破裂，出現了教會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即「 ”阿卡西烏分裂”。

東方教會與教皇之間的聯盟從此破裂，出現了教會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即「 ”阿卡西烏分裂”。

此後，東方拜占庭的歷代皇帝們每當即位後，就得認真地設法去解決這一未決的難題，這成為一世紀東方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試析早期基督教會爭論的原因

早期拜占庭時期基督教會的內部爭論間題，從本質上說，是被強行統一於羅馬帝國內和基督教會內的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各民族在文化上難以相互協調、在政治上對抗帝國專制統治的傾向在宗教上的強烈反映。

羅馬帝國疆域內的的語言分布

在拉丁文化區中，除了意大利本土的拉丁人之外，還有伊利里亞人、高盧人、伊比利亞人、諾立克人、利古里亞人等。在羅馬人統治下，他們的語言習慣和生活習俗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已經成為羅馬人了。

但在東方各省，具體地說，在小亞、敘利亞直到幼發拉底河流域和亞美尼亞乃至埃及的各民族人民那里，其接受羅馬文明的程度是不同的。

小亞細亞在羅馬時期一直是東地中海貿易和經濟生活的中心，有着「 ”數以百計”的城鎮，在4世紀時，就已經「 ”徹頭徹尾地羅馬化了”。

小亞細亞貿易發展

敘利亞南北兩部曾經分別隸屬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敘利亞的塞琉古王朝，雖然基本上沒有統一過，但卻是「 ”一張重寫過好多次的羊皮紙”，承繼着復雜沉重的遺產。敘利亞保持着古朴的民風，對都市生活有過頑強地對抗，即使在羅馬時期都市化程度有所發展，希臘和羅馬的影響也「 ”從來沒有真正地深人過”。
至於亞美尼亞，是羅馬與波斯經過長期戰爭後奪取的行省，與波斯有更近的文化聯系，對於羅馬一拜占庭世界來說，它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價值遠勝於其文化和宗教上的價值。而埃及，則一直沿用原來的宗教文化傳統和獨立的行政管理體系。

被羅馬人稱為"尼羅河畔的妖婦" 的埃及艷後

羅馬帝國以武力征服將上述東方地區納人帝國版圖，建立行省統治，派遣官吏統治，從而將「 ”羅馬國家變成了一架龐大的復雜機器，專門用來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稅、國家的差役和各種代役租使人民大眾日益陷於窮困的深淵……”

以埃及為例，一度成為了拜占庭的糧倉，每年向君士坦丁堡運出的糧食可達26萬誇脫，當地的土著居民科普特人承擔全部工農業勞動，拜占庭人則「 ”占有着一個僑寓的、做官的上層地位，橫加在埃及社會之上。”毫無廉恥地剝奪小土地所有者和窮苦農民的財產。

反拜占庭統治的情緒與日俱增，因此，從表面上看，早期基督教會的教義爭論問題是為了澄清人們在對正統教義認識上的混亂認識。但究其實質，卻反映了近東、埃及、小亞細亞民眾欲擺脫拜占庭貪官污吏腐敗統治的一種分離傾向。

「 ”拜占庭的統治對於他們來說在政治上是一個外人的壓迫，在經濟上是一個外人的剝削。他們自己的基督教特殊形式，原是表述他們民族獨立願望的工具。帝國統一和正宗信仰是攜手並進的。分裂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是和異端教派合在一起的。”

其次，教義爭論問題也反映了地中海世界東西方各民族不同的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難於協調。

從歷史上看，拜占庭帝國統治的小亞、西亞和埃及等地區，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培育了地中海古典文明區之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文明。這里是猶太教、基督教和多種豐富多彩的古典文明的發源地，佛教也曾在這一地區得到傳播；這一地區還是希臘化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勝地，產生過許多古典世界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建築師。

《雅典學院》——拉斐爾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立的雅典學院為題創作出的一部撼世之作。

因此，在這一地區生活的希臘化的閃米特種人、埃及人和希臘人等，與「 ”落後”的拉丁文化一直格格不入。他們總是在追憶古典時期「 ”希臘帝國”的豐富遺產，常以古典學術的眼光來接受和傳播基督教，樂於對基督教義中晦澀難懂的東西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於是，出現了活躍於古典時期希臘化文化重要中心的基督教學派安條克學派和亞歷山大學派。

而且，東方帝國在4—5世紀比較順利地擺脫了蠻族在邊境上的威脅，國內環境相對穩定，也使教會和修道院的僧侶們、乃至市井百姓都有可能在和平的氣氛中探討宗教問題，甚至到了如痴如狂的境界。

哥列格里曾記載了阿里烏派神學爭論中的群眾性色彩，他提到「 ”到處都是那些談論着晦澀難懂的問題的人們—在街道上、在市場上、在廣場上、在十字路口。當我問及我應該付多少奧布里，他們卻以哲學化的‘受生’或‘非受生’來回答；我當我希望知道面包的價格時，一個人回答‘父比子大’；當我問到我的洗浴間是否備好時，一個人回答‘子在萬有之前被造。”

這一時期也是早期基督教「 ”教父”們創造力最豐富的時期，在基督教會承認的早期教父中，希臘教父們無論在神學造詣上還是在論辯才能上都顯然比西方拉丁教會的教父們更勝一籌。他們的神學思想和神學作品，為後來東方帝國范圍內的宗教爭論問題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蝴蝶效應——宗教爭論帶來深遠影響

早期拜占庭的宗教爭論問題，在東方帝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着深刻的影響。首先，早期拜占庭的宗教爭論問題，促使東方教會的政教關系原則逐漸發展成熟，形成與西方世界不同的特點。同時，東西方分治傳統的存在和東西方皇帝時常實行不同宗教政策的事實，加速了地中海東西方世界的分離。

為了維持一個統一的帝國，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教會。因此，歷代拜占庭皇帝們無不紋盡腦汁積極干預宗教問題，或以行政手段救令、法庭、軍隊、監獄等一廂情願地迫使教會人士們服從自己的決定，或在帝國各大教區勢力集團中尋找平衡和妥協。

拜占庭皇帝對教會事務的干預和支配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以政權和法制的力量為基督教在帝國及其周圍地區的傳播開辟道路，無情剪除異教信仰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的根基；二是積極干涉和仲裁教會內部的爭端，打擊任何阻礙教會統一和國家統一的勢力，同時抬高君士坦丁堡教宗的地位，使之成為皇權手中的有力工具。

教權和皇權的斗爭是中世紀西歐的重大事件

但是，由於帝國的東西方時常處於不同皇帝的權力之下，不同地區的人民對宗教爭論問題的不同意見也直接影響到皇帝們的態度，加之皇帝們常常一廂情願地干預民間的宗教爭論問題，隨心所欲地在東西方帝國支持不同的宗教派別，從而使宗教爭論問題常常陷於難以調合的境地。結果，皇帝對於宗教問題的強行干預，反而加速了東西方教會的分裂和地中海東西方世界的分離。

雖然早期拜占庭諸帝基本保持了對基督教會的控制，但教會也沒有完全逆來順受，有時候教會也會對天子「 ”興師問罪”。在狄奧多西時期，米蘭大主教安布羅斯曾因這位皇帝鎮壓了薩洛尼卡人民反日耳曼人的起義，迫使皇帝向教會懺悔，這是政教之間的最早沖突。到了5世紀前後，西方教父們為了擺脫皇權的控制開始尋找有關的理論根據。聖奧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書中，就強調君權和教權同是受命於天，因此，他們應該各行其職，而不應該互相干涉。他的這一理論後來在西方羅馬教會得到了發展，成為西方教會處理他們與世俗君主之關系的理論根據。

聖·奧勒留·奧古斯丁——古羅馬帝國時期天主教思想家，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教父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

總的來說，在東西方教會的沖突與爭論中，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皇帝往往站在東方大主教一邊。因此，羅馬大主教也一直千方百計地擺脫東方皇帝的控制。這種企圖，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得以實現—羅馬教會教宗投靠了法蘭克人統治者，在政治上找到了新的靠山。而在東方教會，盡管皇權與教權之間也時常發生沖突，但皇權對教權的控制是主流，這為後來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比較充分的理論根據。

其次，早期拜占庭的宗教爭論問題，激發了東方教父們從事神學研究的熱情，加速東西方基督教會的分裂。它促進了東方教會中神學思辯傳統的發展，使東方教會形成了與西方教會不同的教義理論和教會禮儀，加速了東西方教會的分離。東方的神學家們以早期教會中安條克學派的「 ”神格唯一論”為其思想武器，強調神的唯一性；西方教會中，則以柏拉圖神秘主義哲學思想為基礎，信奉「 ”邏各斯基督論”，強調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的相對獨立和相互統一，因此東西方教會的教父們在理論上幾乎無法協調，這就導致後來東西方基督教會的完全分裂。

最後，東方教會產生的重要的異端派別，對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史，乃至於中西文化交流產生重要影響。

1、阿里烏派

阿里烏派後來成為東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所信奉的基督教派別，其思想傳統卻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高盧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這些地方成為中世紀異端思想產生的溫床。

如在一世紀，隨着城市的興起和城市文化的復興，在意大利、南部高盧和西班牙北部地區，產生了與東方文化宗教傳統有着密切關系的摩尼教派別純潔派，應該與早期哥特人在這些地區的統治有一定關系。

3世紀危機中哥特人第一次席卷了愛琴海與黑海各地

2、聶斯脫利派

聶斯脫利派在被鎮壓後進人波斯境內，後來越過蔥嶺進人中國，在隋唐之際傳人中國，成為最早進人華夏文明區的基督教派別。雖然它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中未能長期生存下去，但這卻是最早進人遠東文明區的近東文化支脈，在中西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3、一性教派

出於對卡爾西頓信經規定的「 ”正統”原則甚為不滿，一性教派於451年以後停止用希臘語作禮拜，從此產生了東方基督教文化圈中的第一個民族化教會，這是埃及在阿拉伯興起以後最終脫離帝國統治的前奏。這些基督教一性派國家的出現，對於後來崛起的阿拉伯人借鑒和繼承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傳統，發展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都有深遠的影響。

崛起的阿拉伯人-阿提拉的進軍路線

結語

早期拜占庭基贊教會的教義爭論涉及三個基本派別、兩次大的起伏。這一爭論，反映了在拜占庭統治下的不同地區人民維護其固有文化傳統、反對帝國政府暴政的意向；反映了基督教會上層統治集團在基督教取得羅馬一拜占庭國教地位之後，欲建立統一教會並爭奪教會拉制權的政治斗爭。早期基督教教會的教義爭論和皇權的參與，確立了拜占庭政教關系的基本模式，促進了東方教會中神學思辨傳統的發展，促進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但也加速了東西方教會的分離，同時也使近東地區成為基督教異端產生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