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女謀殺案，揭開變法派與守舊派斗爭序幕，並預示了變法命運

Posted 2022-12-30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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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女謀殺案，揭開變法派與守舊派斗爭序幕，並預示了變法命運

司馬光砸缸救人，已經家喻戶曉，同時他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他編撰的《資治通鑒》可以說是歷史愛好者必讀經典。司馬光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點評不可謂不獨到、不深刻。但是，古人也有這樣一個說法：可議事者不可圖事。議論事情明白的人，真正做起事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比如司馬光在對宋朝變法的認識和態度上，始終是固執地反對，全然認識不到北宋王朝面臨的危機。這個危機主要就是冗官、冗兵和冗費，導致宋廷財政沒錢、軍事疲弱，國勢萎靡。司馬光等守舊派認為節制開銷就行了，認識不到是整個體制問題。最終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做法，開始變法圖強。

分別作為變法派和守舊派的代表，其實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的政治斗爭在變法之前就開始了。這個斗爭焦點集中在一個司法案件上，即阿雲案。

阿雲案簡介

阿雲案發生在公元1067年。阿雲，十五歲，山東登州人，在母喪期間，按其叔父的意圖許配給韋阿大，已經行了聘禮，但還沒嫁過去。但是這個韋阿大太丑了，阿雲沒法接受。於是有一天，阿雲趁韋阿大在田舍里休息時，拿刀去砍這個韋阿大，砍了十余刀，只砍斷了韋阿大的一根手指，阿雲就跑了。韋阿大報官說被壞人砍傷，官吏沒抓到什么壞人，就懷疑是阿雲所為。抓住阿雲一問，阿雲就全說了。

阿雲這個案子按說很普通，但為什么被《宋史·刑法志》給記錄下來了呢？因為這個案子的審結過程長、牽涉人物多、政治背景復雜。

阿雲案審理過程

當時的登州知州許遵認為，阿雲還在服母喪，在禮法上是禁止婚嫁的，也就是說阿雲與韋阿大的婚約無效。所以，對阿雲不能按照妻子謀殺丈夫的大罪進行論處，而應當按照一般人的謀殺傷害罪來處理。而且阿雲一經詢問就如實坦白，算是自首。因此，按照一般謀殺傷害罪減二等處理，應該判流放三年。

但這么做是一個先例，以前宋朝沒這么判過。於是當時就有不少人不同意這個判決，就提請朝廷的最高司法審判機關審刑院和大理寺討論。這兩個機關認為，阿雲謀殺未遂致人傷，被抓之後才吐露實情，不能按自首算；因此按照宋律應該判絞刑。同時許遵誤用刑事法條，要承擔相應責任。

許遵不服，認為應該堅持原判。但是，刑部支持審刑院和大理寺的意見。

於是，宋神宗下令翰林學士王安石與司馬光共同商議審理該案件。然而，兩人意見大相徑庭，他們就將各自的觀點和看法分別上報皇帝。司馬光傾向於大理寺和審刑院的主張，而王安石支持許遵的觀點。

其實這個案子兩方爭執的焦點在於阿雲的行為能不能認定為自首。王安石等人認為，應該按自首，罪減二等；而司馬光等人認為這謀殺致人傷，且被抓之後才說不能算自首，應該按謀殺致傷處以絞刑。

宋神宗最終采納了王安石、許遵的觀點並頒之以詔書。

按說皇帝都下詔書了，這事該完結了吧？沒有。

御史中丞滕甫認為皇帝詔書不妥，奏請再次評議。雙方觀點矛盾沖突不小，皇帝也不能無視，於是再次下令，命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和知制誥錢公輔重新審定。此次評議結果同上，呂公著等人意見與王安石意見一致。

但是，依然還有一批人上奏認為呂公著等人意見不當。於是，皇帝又命王安石與參與審理的官員們反復討論，持不同意見的人多次與王安石在御前爭論。

最後，神宗皇帝依然采納了王安石的意見。下詔明確：「 ”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

此時依然有人認為不妥，要求再議。宋神宗也急了，認為律文明確清楚，不需再議。

直到最後，司馬光、曾公亮、文彥博、富弼等人還是持保留意見。

一個簡單的案子，爭論了一年之久。最後按照王安石等人的意見判決，阿雲判流放。

以人之常情看，僅僅傷了韋阿大一根手指的阿雲，怎么都不應該被判死刑。審判結果也是流放，阿雲算撿了一條命了。但是阿雲實際上是被判了「 ”死緩”。

司馬光重新掌權，立即更改法條，阿雲的命運隨之改變

隨着宋神宗駕崩，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竟然重新審理了此案。《宋史》記載，「 ”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為相，復申前議改焉。”意思是廢除了宋神宗那條關於認定自首的敕令。不久范純仁又補上一刀：「 ”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奸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奸，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這意思就是，熙寧年間的做法包庇了很多壞人，法條已改，對於已經犯了殺人、強奸等罪的，不適用自首，不應該減等處理。

這就意味着，對阿雲的判決也就隨之改變了。

但是，正史中沒說阿雲是不是因此被改判為絞刑，野史說阿雲在此後被處死。

司馬光重新當宰相後，處理這件事是比較早的。放着國家那么多大事他不先處理，卻先來辦這個民間刑事案件。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司馬光與王安石到底在爭什么？

從表面上看，他們是在爭論立法的精神、以及對法條的解釋。

王安石等人主張朝廷應該以寬宥的態度來對待犯法的人，同時執法的出發點是秉持善意，鼓勵罪犯自首。以自首引其向善，不致於促使其窮凶極惡；反之，若使罪犯以為均不可首，其作惡之心將升於必殺。並且，他們認為，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會堵塞罪犯原首之路，以至於有司將不擇輕重，對於罪犯一律按文殺之。

司馬光等人則主張「 ”謀殺已傷不可首”，謀殺致人傷無論如何都不能按自首算。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朝廷立法的本意在於禁止百姓為非作歹，避免犯罪，威懾天下百姓；所以應該輕罪輕刑，重罪重刑。這種主張就是所謂的以嚴刑峻法來威懾制止犯罪。他們認為王安石等人的態度會縱容犯罪，導致人們對於刑法喪失畏懼之心，輕易走上犯罪道路。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差異在於對立法的發心有不同理解，他們對立法原則、立法目的和法律之價值的判斷不同，導致得出了兩種不同論斷。

而從根本上看，他們是在爭奪政治話語權。

宋神宗於1067年繼位，他早有改變宋朝積弱局面的雄心，因此立即起用王安石，先任命他為江寧知府，很快改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讓他來汴梁。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召見王安石，君臣基本確定了變革圖強的意圖。

整個朝堂都能感受到這種政治方向即將改變的趨勢。守舊派的人物們當然是要斗上一斗的。

阿雲案恰好就發生在這個時期。案件爭論到了1068年時，情況已經越來越明顯，宋神宗在諸多事務上都依照王安石的意見來做，守舊派派再不阻擊王安石，變法的事情就確定無疑了。

於是，司馬光等人才愈發堅持要按照祖宗成法對阿雲案進行判決。

司馬光等人清楚地意識到，謀殺刑名的論爭，不僅僅是阿雲案本身如何判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堅守祖制、固守祖宗成法的大問題。如果在阿雲案的審理中承認了宋神宗敕令的優先地位，就等於承認了宋神宗用敕令變革祖宗制度的合理性。所以他們在阿雲案的審理與論爭中，對敕令的適用避而不談，連神宗的詔敕也不顧，堅持依律從事，不同意任何寬宥。這當然與他們堅守祖制和反對變法改革的政治目的相一致。

而王安石等一批變法革新派認為，要變革不合時宜的舊法，調整阻礙社會進步的原有政治經濟關系，必須沖破祖制的束縛，掃除長期形成的因循守舊勢力的阻撓和破壞。而這個變革力量源頭在哪里呢？就在皇帝手里。只有握有最高權力的皇帝，憑借強大的國家力量，利用他的最高立法權、行政權、裁決權等權力，才能辦得到。所以他們極力主張提高皇帝敕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王安石等人力主以敕令決斷阿雲案，強調奏聽敕裁，都是從其變法改革的政治目的出發的。

王安石等人對阿雲案的判決主張還有爭取基層民眾的意味。他們對阿雲案的判決更符合老百姓的情理常識看法，更寬宥。

立意改革的宋神宗在阿雲案的論爭中當然看到了提高敕令地位的重要性，所以他多次以詔令的形式支持王安石等人的意見。

在阿雲案判決結束後，宋神宗特意下了一道詔書，強調了敕令的重要性。《宋史》載，「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隨後君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

結束語

宋神宗去世後，因為宋哲宗年紀小，由高太皇太後執政。當初這些後族的利益都因變法而受損，現在掌權了，第一件事就是廢除變法。1085年3月宋神宗駕崩，5月朝廷就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1086年即升為尚書左仆射（左宰相）。守舊派全面掌握政權，立即廢除了新法，全面恢復了舊制。

司馬光念念不忘阿雲案，終於在17年後把審判結果給翻過來了，實現了他維護祖制的目標。現在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其實這個案件主角阿雲的命運，也就是變法運動命運的縮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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