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再无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响党锢之祸评价

Posted 2023-03-06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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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再无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响党锢之祸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依仗皇上为非作歹的权贵和清廉的有识之士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东汉党锢之祸就是其中之一。党锢之祸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由于宦官凭着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皇帝赋予自己的权利，欺压百姓、败坏社会，引起了朝内那些真正为国家和百姓考虑的士大夫的不满，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东汉末年的时候皇帝形同虚设，真正把权的是那些宦官和皇帝的亲戚们，仗着皇上给自己撑腰，他们大肆掠夺百姓们的土地和财产，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朝廷中去混淆是非，从上到下将权利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有抱负、想真正为国家做点事的士大夫不仅得不到重用，还经常被宦官欺压，眼看民不聊生、国家动荡不堪，这些士大夫毅然决然起身反抗，这便是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

党锢之祸原因是士大夫们的反抗引起了宦官的极大不满，尤其是在士大夫获得了很多清廉人士和老百姓们的支持之后，恼羞成怒的宦官时不时在皇帝面前诽谤他们，将他们归为“党人”并进行严厉的制裁，甚至直接以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他们，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

深究党锢之祸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年幼的皇帝无法掌控朝廷使得真正的大权落到了宦官和外戚的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宦官对反抗自己的人进行制压，这就造成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的本质

党锢之祸是发生在东汉末年、宦官为了镇压反抗自己的士大夫而进行的禁锢活动，在党锢之祸中，很多有识之士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很多人还因此丧命，使得朝中再无可以独当一面的良臣。深究党锢之祸的本质，就是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对士大夫进行的欺压。

公元166年的时候，宦官执政，皇帝形同虚设，宦官和他们党羽的势力侵入到了民间百姓之中，大肆掠夺民间财产，引起了百姓和地方官员的极大不满。当时朝廷内有陈蕃、李膺等有识之士，他们不惧宦官的蛮横残暴，猛烈抨击宦官的行为，这使宦官极为愤怒，不断在皇帝面前诽谤士大夫，将士大夫称为“党人”，对党人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东汉一共有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第一次的结果远没有第二次那么严重。第一次党锢之祸因为有外戚的帮助士大夫没有被赶尽杀绝，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又重新得到重用。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灵帝听从宦官的一面之词，不仅下令杀了陈蕃，更是让大将军窦武无奈自杀，很多士大夫也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甚至被追杀，而那些曾经帮助过士大夫的人也难逃一劫，与他们交好的人也受到了牵连，整个朝廷岌岌可危。

虽然两次党锢之祸的本质一样，都是宦官对士大夫的欺压，但他们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第二次党锢之祸为东汉埋下了祸患，加速了汉王朝的灭亡。

党锢之祸的影响

党锢之祸是指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为了欺压与他们作对的士大夫给他们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终使那些有识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东汉末年一共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在位时期，这一时期虽然陈蕃等名士被宦官诬陷被免去官职，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们的家人、朋友也没能逃脱灭族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直接使东汉政局动荡不堪，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实在巨大。

党锢之祸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对士大夫和与他们交好的人。忠臣陈蕃在党锢之祸中被杀，大将军窦武被迫自杀，而李膺等名士被发配后仍然没能逃过被追杀的命运，他们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狱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杀害。党锢之祸结束后，与他们相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他们不能再做官，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没有有识之士说话的权利。

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对东汉改变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没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听信宦官的灵帝也不顾忠臣建议，这使得宦官更加为所欲为。他们大肆掠夺百姓的财产，最终引起民愤酿成黄巾之乱。黄巾之乱之后东汉的局势更加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最终东汉灭亡。

党锢之祸评价

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末年，由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引起，最终很多士大夫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受到了牵连，整个东汉的政治从此动荡不堪，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对于党锢之祸评价，历史上都是一边倒的批判宦官，为士大夫的遭遇抱不平。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党锢之祸进行了评价，他将宦官称为小人，对士大夫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士大夫无法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的政治情况，但由于他们反抗宦官，勇于向权贵提出挑战，受到宦官的报复，最终自己获罪，也让亲朋蒙受不白之冤，国家随之而亡，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后汉书》中也对党锢之祸进行了评价，跟司马迁不一样的是，《后汉书》作者范晔在书中更多的对士大夫进行了赞美，赞扬了他们清廉的品格和面对邪恶刚正不阿的态度，同时也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由于当时朝廷内部的种种荒唐行为导致大批士大夫死于非命。

后人也进行了一些党锢之祸评价，吕思勉对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过程和结果进行大量的分析后，认为年幼皇帝无法掌权给了宦官极大的机会去禁锢士大夫，而年长后的皇帝只听信宦官一面之词，整天只想聚敛奢侈，让那些真正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有识之士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使得朝中再无忠良之人，这也就为将来汉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汉朝历史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党锢之祸

　　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二次大惨剧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

　　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

　　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

　　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

　　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

　　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

　　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

　　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

　　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

　　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

　　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

　　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

　　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

　　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 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

　　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

　　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

　　桓帝年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

　　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

　　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

　　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

　　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

　　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

　　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

　　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

　　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

　　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

　　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

　　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

　　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

　　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

　　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

　　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锧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

　　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皓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

　　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

　　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

　　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

　　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

　　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www.cha138.com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

　　成为他们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

　　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

　　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于是怀恨已

　　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

　　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

　　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

　　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

　　这种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

　　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

　　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

　　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

　　元年（167年）赦免党人200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

　　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

　　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他们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

　　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

　　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

　　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与朝廷

　　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

　　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

　　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

　　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

　　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

　　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

　　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

　　因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

　　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

　　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

　　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

　　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

　　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

　　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

　　乱之中。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

　　儒只坑杀儒生，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

　　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

　　将灭亡的统治，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

　　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

　　年（184年）

　　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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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 东汉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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