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究毛澤東，切不可辜負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Posted 2022-12-30 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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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究毛澤東，切不可辜負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今年5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系主任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的新作《沖突與變遷：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史 1949-1976》（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 1949–1976）。觀察者網就海外漢學對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的研究現狀等一系列問題采訪了文浩教授，以此紀念毛澤東誕辰126周年。

【采訪觀察者網/武守哲】

觀察者網：您認為，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 ”十月革命”，帶有鮮明的人民大眾廣泛參與的特點。但您又指出這場革命不完全是自下而上（bottom-up）進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共產黨頂層設計推動的。但這個黨的成員很多都來自工人和農民，可不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這個動員能力，是無法完成這場革命的？

文浩：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在早期確實有一個自下而上的因素，比如二三十年代的工人運動與農民起義等等。後來二戰結束之後，中國又進行了解放戰爭，我覺得那時候情況開始變得不一樣。有一點需要提及：蘇聯紅軍在東北趕走了日本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可以在東北搞根據地建設，然後主要以戰爭的方式解放了南方。

中國的革命情況和東歐確實很不一樣。東歐主要靠蘇聯軍隊解放了一系列國家，然後他們的高級國家干部，也是共產黨黨員，從莫斯科被派到各個國家成立了政府。而中國則有着長達二三十年的一系列戰爭的經歷，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後，老百姓參加的運動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土改和文革，都有普通老百姓的廣泛參與，這和蘇聯的斯大林體制也很不一樣，他們的施政體系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國帶有鮮明的自下而上的色彩。

《沖突與變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史1949-1976》封面

觀察者網：在書中的第二章，您重點闡述了中國鄉村的治理模式以及土地改革（Land Reform），摧毀了傳統的舊時代經濟結構。與中國同期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有「 ”阿拉伯社會主義”等一系列第三世界的革命，但好像只有中國的土地革命徹底完成了對舊世界的告別。如果擴大到全球范圍這個視野，您可否再談談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對建構新民主主義（new democracy）的意義？

文浩：土改當然是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澤東在早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有些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印度，在獲得自身解放之後並沒有發動像中國那樣的土改，阻礙了後來的現代化。

但必須要指出的是，土改不是毛澤東領導下的獨特的歷史現象，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戰結束之後也進行了土改，給農民分地。在土改問題上毛澤東和斯大林還產生過分歧。毛澤東批評斯大林主導下的東歐土改太和平了，斗地主的程度和顛覆性都不夠，農民沒有得到徹底的翻身，所以毛澤東對斯大林式的東歐土改有意見。而中國的土改則完全改變了社會形態，雖然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後來解散了，但改革開放後包產到戶，本質上也是和土改的小農經濟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1950年浙江省嘉興鎮東鄉農民土改勝利完成後，農民高彩官和家人一起看領到的土地證

觀察者網：個人來講，我對您的「 ”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性別研究方法很感興趣，它起源於1970年代的西方女權運動。你在書中提到，「 ”再生產性勞動”（reproductive labor）需要被特別關注，毛澤東時代的很多女性工作因為沒有工資（unpaid），很容易被視為一種「 ”看不見的勞動”（invisible labor），可不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時代女性在工業化中的位置需要被重新界定？

文浩：婦女對中國的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本來國家有一個計劃，即家務的社會化，在50年代末的時候也成立過公共食堂、老人院和托兒所等，但在農村因為一系列原因沒有執行下去。從1962年開始，在農村社會很多家務，比如看孩子、做飯等等還是主要靠家庭婦女。婦女夜間在家里紡織只能算是「 ”家務”，不被認可為「 ”光榮的勞動”。

其實我有這樣一個想法，在1949年之後，大量婦女扮演了「 ”勞動的後備軍”這個角色，而且馬克思是提出過這個概念的。50年代末勞動婦女被廣泛發動起來了，參加了大量集體工程的建設，「 ”大煉鋼鐵”就是其中之一。

1962、1963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一線工人大幅度減少，很多婦女重新回到以家庭為中心的勞動性上，整個過程看下來，婦女們的勞動意識被大大提升了。

另外，政府也鼓勵婦女參加政治活動，但是因為家務的社會化沒有解決前提性的問題，婦女在毛澤東時代參加黨的工作會議的比例，六七十年代一般在20%左右，相對「 ”婦女的政治解放”這種理想狀態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觀察者網：論及現當代中國的史學方法，您提到了微觀史學派學者（micro-historians）和宏觀史學派（marco-historians）的對立問題。微觀史學派往往強調毛澤東時代中國地域、人口組成和社會組成的復雜性，認為草根階層歷史可以挑戰某些宏大的歷史敘述。對此，您是如何突破這個「 ”微觀-宏觀”元對立框架的？

文浩：根據我的觀察，當代中國微觀史學派和宏觀史學派這兩個史學派之間交流很少。宏觀方面，有關毛澤東的研究每年都有大量的書出版，但這些書經常沒有什么新的內容和概念。當然出現這種現象也不奇怪，他們可能受限於檔案資料的搜集。但微觀的研究就不一樣了。很多人可以從口述和地方資料中做社會史的研究，比如某個村落和工廠的變遷，微觀史還能發掘出很多新的課題。

舉個例子，有一本書對我啟發很大，印象也很深，是高王凌寫的《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之前我們通常認為農民作為一個群體缺乏想法和動力，但高的這本書描述了基層農民生活一些鮮為人知的樣態，比如有一批農民冒險在統購統銷時期搞黑市場、黑庫、黑地，滿產私分，所謂的投機倒把、磨洋工，這些現象作為微觀社會史可以繼續深入研究下去。

社會史可以是國家、地方或微觀層面的，可以是社會群體的狀況，也可以是個人的生活經歷。學者選擇什么層面來進行分析取決於他們選擇研究的專題，也取決於獲取資料的情況。

十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地區的不同：各縣、各省在不同歷史期間糧食問題的情況和文革期間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工業化對東部沿海較發達的地區和西部貧困地區的影響，在方式和時間上都不一樣。毛澤東時代推行的各項農業運動對南方水稻種植區和北方小麥種植區也有不同的影響。

1970年，北京齒輪廠老工人李鴻欣給清華大學新學員上制圖課

此外，微觀派可以研究地方和中央之間有許多層次的社會歷史。公社一級的文件通常會反映縣級以上和村里各類事件的討論情況，而縣級文書通常是從省級政府下發而來。不應將地方歷史與國家歷史對立起來，而是應該將這段歷史的研究建立在多重方法和多樣性資料的基礎之上。

不同地區在政策實施中出現差異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特有的，這不應妨礙我們對整個社會的分析和研究。

1958年2月的早晨，甘肅武威縣，「 ”先鋒集體農庄”的省級機關干部走在上工的路上

觀察者網：問一個有關毛澤東時代史料學的問題。您在書中提到，毛澤東時代的文獻資料可以有中央（central）和地方（local）兩個層面，揀選史料的傾向不同，就有了「 ”上海學派”（Shanghai school）和北京學派（Beijing school）的分野，甚至還有所謂的「 ”垃圾史料”（garbage material ）。可不可以說，毛澤東時代或者中國現當史學研究，散落在民間檔案館或者海外的很多史料還有很多潛力可挖？

文浩：你說的那個「 ”垃圾史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國外的很多當代中國學研究者從一些「 ”垃圾堆”，也就是舊書市場和廢紙堆里找到了他們想要的史料。我覺得這個「 ”垃圾學”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二十多年前很多中國人覺得之前的檔案和日記沒什么價值，當廢紙賣了，所以聰明的歷史學家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到很珍貴的史料。

現在就不一樣了，文革的小報、五六十年代的日記和檔案，價格變得很貴，而且越來越多人收藏這些東西。

一些有趣的課題，比如強奸案、交通事故、離婚案等等，這些資料可以研究當時的法官是怎么判案的，從中可以管中窺豹，了解毛澤東時代的司法制度。對此，「 ”垃圾史料”還是很有幫助的。

檔案可獲性對哪個地區的案例最終寫入學術文獻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西方和中國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至少是基於書面資料的研究，常常極為關注50年代初期和上海地區。這種傾向性或多或少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

沈陽市檔案館將遼寧省沈陽市前市長劉寶田日記、家書等進行展出，填補了很多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務檔案空白（@遼沈晚報）

第一，絕大多數檔案管理人員認為1950年代初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黃金歲月”；其次，上海市檔案館是中國最專業、對外國研究人員最開放的檔案館，並因此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所謂「 ”上海學派”的發展與隨時可以獲得材料是密切相關的，「 ”上海學派”主要由復旦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及交通大學的學者組成，他們主要關注地方社會史。相比之下，北京的歷史學家，一般更多地研究國家通史和中共黨史。檔案資料可獲得性的不均衡造成了中國地方史由上海主導，但是對於全中國的地方史研究，上海並不具代表性。1949 年，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並且其文化和商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響，這在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關於農業省份的研究，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所有特別豐富的民間資料。他們的學者研究的重點是農村社會，19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階級身份登記制度等等。山西的歷史在毛澤東時代很重要，因為當時大寨是全國農業的模式。

與之相反，甘肅、青海、寧夏、貴州、廣西或西藏等省份，對其歷史的學術研究非常有限。西部沒有像山西大學這樣的研究中心。

另一方面，過去二十年里，西方和中國研究毛澤東時期歷史的學者得到了很多新的資料，包括口述歷史、回憶錄以及已經出版和尚未出版的日記。而2000年以後，在中國農村或城市進行采訪比以前容易多了。那些親歷者還開始用新的方式在網上發表他們對那段歷史的看法，很多人不通過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將回憶錄自印成冊，再復制、分發，如果他們有足夠的資金就在香港出版。這些回憶錄通常是城市的退休干部和知識分子寫的，但它們仍然很有價值。

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了《口述上海——小三線建設》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農村人還是文盲，對他們來說，口述歷史往往是回憶過去和保存記憶的唯一方式。當然，事件發生幾十年後所作的回憶往往會受到後來的個人經歷、講述方式或者政治局勢變化的影響。我們必須要分析當今的情況對敘述過去的影響，不能將事件與親歷者的經歷和社會身份隔離開來。

此外，對於文革的記憶往往是零碎的，並且與當時的派系斗爭交織在一起。普通老百姓的敘述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視角，但對突然出現的神秘的，與很多文字資料中官方視角完全不同的「 ”真實歷史”，我們也應該保持警惕。一些研究農村社會的學者過於經常地把本土社會浪漫化為「 ”本真”，而把國家一律看作「 ”外來者”，研究中國的情況時我們需要避免這個陷阱。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用了「 ”里程碑”（milestone）這個詞形容《婚姻法》的頒布。毛澤東時代成文的法典並不多，毛澤東本人則非常重視《婚姻法》的頒布，甚至有「 ”小憲法”的說法。除了解放女性之外，新中國《婚姻法》的歷史地位是不是被很多學者低估了？

文浩：《婚姻法》的頒布是中國現代近現代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毛澤東青年時代也曾有被逼婚的經歷，他對舊式婚姻是厭惡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的女權主義者也已經開始注意到中國1950年代的《婚姻法》。

1953年3月22日，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宣傳貫徹婚姻法游園大會。這是兩名青年在觀看宣傳小冊子。新華社發

傳統的農村社會曾經對這部《婚姻法》有過某種程度的抗議，認為《婚姻法》的某些條款沒有能很好地執行下去。比方說《婚姻法》曾經明確規定過「 ”離婚”的相關法條，但是到1960年代離婚變得越來越難。當時社會上也有相關探討，認為舊社會的封建婚姻是落後的，新時代的婚姻國家要保護。新中國的《婚姻法》很前衛，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了傳統。新中國的《婚姻法》實際上鼓勵每個人都應該結婚，對家庭還是有比較保守的概念。

二戰後的蘇聯和東歐保守一些，但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女性不結婚生孩子的狀況也不少。

另外，研究人員可以通過研究1950年的婚姻法，解釋它如何改變整個中國的家庭和性別結構，以及國家配給制對農民飲食方式的影響，或者那些「 ”臨時工”在文革期間獲取社會福利的情況。這樣的研究需要各種各樣大量的資料，包括一系列中央文件和復雜的統計分析，但這是我們可以勝任的。

觀察者網：在「 ”Ethnicity”（民族關系）這一章節中，您梳理了新中國的民族政策，並且對比了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我們看到，80年代之後傾覆的社會主義國家很多都飽受民族分裂的困擾，分崩離析的也很多。可不可以說，當時的很多民族政策對維護中國國家完整和主權獨立起了很多積極正面的作用？

文浩：新中國成立後，很多民族政策是學蘇聯的，但是和蘇聯比，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蘇聯境內有很多「 ”共和國”，比如烏克蘭共和國等等。按照蘇聯的憲法，這些共和國有着相當高的自主權，包括脫離蘇聯的權利。對比之下，中國的少數民族「 ”自治區”和蘇聯的各個「 ”共和國”是很不一樣的，有自治權，但是中國憲法規定各個自治區沒有脫離國家的權利。此外，蘇聯各個「 ”共和國”有獨立的黨組織，即有中央黨組織和各個共和國黨組織，這和中國是不一樣的。

1954年，毛澤東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與少數民族代表交談

另外，50年代的民族身份的劃分也有效仿蘇聯的意思。我覺得當時毛澤東的民族政策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個是和少數民族的高層干部搞統一戰線；另外一點強調階級性，即和少數民族的窮苦民眾聯合起來向舊世界發動革命，一共有兩條線。文革結束之後，黨的民族政策更多強調了統一戰線，一脈相承，維護了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獨立。

觀察者網：海外的不少漢學家很多都專攻中國現當代史這個領域，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學者也不少。您可否闡述一下歐洲漢學界對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的大致面貌或者未來走向？如果和美國同行相比的話，歐洲的漢學家在學理上是否有所不同？

文浩：在德國，有相當一部分的傳統漢學家是以研究孔子、孟子或者語言學問題為主的，學術領域屬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范疇，但是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現當代史包括毛澤東時代的學者，一般更多參加的是英美學界的討論，我大部分的書和文章都是用英文寫的。

還有一部分德國漢學家側重國際政治和當今社會發展，比如「 ”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化等等，我的研究方向夾在他們中間。我之前也經常聽到過不少聲音，說研究毛澤東沒什么意思，因為時代已經完全變了。在以習近平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今中國，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深入研究毛澤東時代，才能真正理解今日的中國，比如習近平經常強調群眾路線和革命精神、政治學習、思想工作等等。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的德國學生在排演《梁山伯與祝英台》（@孔子學院德國總部）

而且我發現，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很多問題我們並沒有好好去研究，因為研究地域主要還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中國的東部。那么，毛澤東時代的西部地區的發展是怎樣的？雲南的土改、甘肅和青海「 ”三面紅旗”的起起落落等都是研究的薄弱環節。這些地方史很多並沒有納入大學的學術研究。

普通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狀況研究依然很少，因為我們用的史料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一個村庄或者工廠的面貌並不能涵蓋更廣的地域，畢竟中國的地區差異太大，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

我希望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有更多人加入到現代地方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工作中，這些研究成果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毛時代和這70年的中國史。

觀察者網：感謝您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