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為什么流行薄葬的風氣,存在以下幾個原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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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為什么流行薄葬的風氣,存在以下幾個原因的影響


喪葬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人講究「 ”事死如事生”,在陵墓的陪葬物品上很是花費財力。秦始皇修驪山陵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厚葬的風氣也延續到漢代。不過在三國時期,帝王將相的陵墓反而出現大量的薄葬的現象,一掃之前的奢靡浮華。下面小編就來聊一聊這件事。

三國時期的薄葬之風

三國時期的薄葬之風,主要集中於曹魏和蜀漢,當然在東吳中也有所表現。首先們我來看看帝王。曹操在去世前明確下達遺令,要求自己下葬後生者就除服,不必長期守喪;自己下葬時用平時的衣服,不用金銀玉器做陪葬品;曹丕的葬禮按照《終制》,其中的內容也是薄葬;劉備去世時也下令三天就除服。一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都使用薄葬,所謂上行下效,這無疑能提現出當時社會確實流行薄葬的風氣。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葬畢,皆除服……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終制》:「 ”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

除了帝王,再看看臣子。諸葛亮作為蜀漢唯一的丞相,蜀漢實際執政者,下葬的時候「 ”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諸葛亮二伐的對手郝昭也要求薄葬,「 ”斂以時服”;曹植作為曹魏宗室,「 ”遺令薄葬”;徐宣(尚書左仆射,加侍中光祿大夫)遺令「 ”斂以時服”;韓暨(司徒)遺令「 ”斂以時服,葬為土藏”;高堂隆(光祿勛)遺令「 ”薄葬,斂以時服”


相對於曹魏和蜀漢,薄葬的風氣稍微弱一些,但也不是不存在。東吳的大老元臣張昭遺令薄葬,「 ”幅巾素棺,斂以時服”;大將軍、左都護諸葛瑾也遺令素棺、時服,「 ”事從省約”;襲取荊州,立下大功的呂蒙「 ”喪事務約”;大司馬呂岱「 ”殯以素棺”;尚書仆射是儀遺令素棺時服,喪禮從簡。我們看這些人,中間有宗室、有重臣、有元勛、有名士,他們不是沒有經濟條件,但仍然下遺囑薄葬。由此可見在三國時期由上到下的薄葬風氣,即便是東吳這種多尚豪奢、經濟發達、出產珍珠、玳瑁、寶石、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的政權,在社會上層仍然存在很多薄葬的例子。


形成這種薄葬風氣的原因

那么三國時期為什么會流行這種薄葬的風氣呢?小編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受經濟條件所限,形成節儉的風氣

在東漢末年,各個軍閥割據一方,進行了殘酷的戰爭,最終吞並、結合為三個政權曹魏、蜀漢、東吳(還有一個打醬油的燕國)。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帶來的惡劣影響是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自然環境受到破壞,農業經濟蕭條;其次在戰爭中,為了讓士兵有力氣訓練、打仗、長途跋涉,又加大了糧食的耗費。可以說當時的社會民生凋敝,經濟倒退,無論多么三國時期在歷史上多么耀眼,這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而後三個政權陸續建立,形勢穩固下來,民生逐漸改善上來,但三個政權畢竟處於分裂對抗的局面,時有戰爭發生,由於其強大的統治力,戰役的規模還要高於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的戰役。而且三個國家還有抽調出大量士兵屯集在邊境地區,士兵增加意味着能夠勞作的青壯年減少,裝備的磨損和更換、糧食運輸時的損失都是不小的費用。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太多的陪葬物品和太繁瑣的喪葬禮儀成為一種負擔,節儉成為一種很重要的品德。即便在形勢相對穩定的時候,有一些統治者會重新變得奢靡起來,大興土木建立宮室,或者好華服珍玩,但這種行為在當時絕對是不被認可的,是違背當時士人的道德標准和對統治者的要求的。何況墓葬是身後之事,與生前所用之物還是有很多區別的。所以在當時的人很願意用降低墓葬標准的方式來體現節儉的品德。在曹魏更是在曹丕的支持下,成為一種制度。這種對節儉的推崇讓曹魏、蜀漢以及在東吳的一些士人中形成了薄葬的風氣。


《楚國先賢傳》:「 ”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

二、出於對盜墓行為的畏懼

古往今來,盜墓都是一件非法的行為。然而在亂世當中,政府的權威喪失,人們的行為失去約束,盜墓就成為一件很常見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提倡薄葬的曹操就盜過墓,而且設立摸金校尉和發丘中郎將,讓盜墓行為規模化、官方化,對漢代墓葬造成巨大的破壞;其實不僅僅是曹操,董卓、袁紹、孫權、孫休包括上面提到的郝昭都盜過墓,其中有的是單純為了里面的財物,有的是取里面的材料,立廟、修繕城防、制造軍械什么的。在目睹了亂世中大規模的甚至是官方性質的盜墓行為之後,當時的人普遍地意識到陵墓修得氣派、陪葬物品珍貴反而是被盜墓的禍源。郝昭就明確地和兒子說,厚葬對死者沒有任何益處;曹丕甚至提出「 ”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那么如何保護自己的陵墓不被盜墓賊光顧呢?盜墓賊為財而來,薄葬是一個阻止他們的辦法。


《三國志·魏書·崔琰傳》:「 ”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隴。”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魏略》:「 ”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

《水經注》引《世語》:「 ”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

《廣東新語·墳語·越佗墓》引《交廣春秋》:「 ”孫權嘗遣交州從事吳瑜訪之,莫知所在。獨得明王嬰齊墓,掘之。”

《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引《抱朴子》:「 ”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

三、亂世對舊禮法造成的沖擊


漢朝自漢武帝之後將儒家經學定義為官學,將儒家的影響力推上一個頂峰。儒家非常重視孝道觀念,它對厚葬久喪現象起到了支持和推動的作用。雖然有一些學者提出,傳統儒家並不提倡過分的厚葬,但是儒家強調的孝道觀點以及它支持的禮法確實為厚葬久喪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環境。而且傳統禮法中確實有三年之喪,如果不下葬的話守喪者也不能除服,進行婚娶等活動。然而這種禮法在亂世中並不適宜,比如在「 ”東興之戰”中,大批曹魏士兵葬身巢湖,無法安葬,這只能迫使曹魏將喪禮進行簡化。


小結

總而言之,在漢朝的時候還流行厚葬久喪,在三國時期卻完成了向薄葬的扭轉。這里面有經濟需要、上層社會對盜墓現象的畏懼、現實條件所限不得不便宜從事,可能還有人們思想上的轉變等種種原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才促成了這種薄葬之風。

參考文獻:《三國志》、《水經注》、《廣東新語》、《終制》、《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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