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常识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殊不知兼容并包首先是来形容汉武帝时代用人盛况的

Posted 2022-12-30 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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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常识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殊不知兼容并包首先是来形容汉武帝时代用人盛况的

导读：《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下》载其《难蜀父老》文，云：武帝欲兴功业，「 ”必将崇其弘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前141—前87年在位《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光元年（前134 ）和元朔元年（前128）的两次诏书，其中说：「 ”我听说：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民众都不犯罪，在日月所照耀的范围内，无不安守本分；周朝成王、康王时代，刑罚几乎不用，对百姓恩德深厚，四海之内风俗淳美，那时候，东北的肃慎，北方的渠搜，西南的氐、羌，都来中原朝贺，境内没有灾害，祥瑞时时出现。啊！古代这些帝王是靠什么措施才达到这种太平境地？！自我登上帝位，黎明前就起床，深夜还不敢睡觉，时刻思考着如何能达到那种境地，但我至今仍找不到好办法。啊！那是多么伟大的目标呀！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发扬先帝的洪大业绩和崇高品德，使我可以与古代贤君相并列？贤臣才士们，请告诉我！” 「 ”公卿大夫的任务是掌握好方针，管理好政事，使天下太平，民风淳美。崇扬仁义，褒奖有道德有才能的人，赏善罚恶，制止暴行，这是古代帝王治国的必由之路。我每天苦苦思索，早起晚睡，就是盼望同海内贤能之士一起达到这样的境地。因此我多次征召贤才，让所有识见高明的人发表意见，共同参予政事，所以务必请各位地方官员，特别是大臣们不能埋没人才！” 这些诏书所表达的是武帝的真实心情，他的宏大抱负，是要干一番超越前古的丰功伟业。自汉初以来，中华民族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经蓄积着深厚的力量，不再满足于「 ”无为”，而要大有作为。武帝向往建造赫赫功业的雄心宏愿，就是当时全民族创造活力的集中体现。当然，后来武帝连年征伐，是把这种创造力部分地引错了方向，造成了严重后果，此是后话。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很有才能，他会写辞赋，尤其善于鉴识别人写的赋或文章的高下。《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上》中载有武帝因伤悼他所宠爱的李夫人早逝而写的辞，其中有「 ”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 ”念穷极之不远兮，思窈窕之翔漾” 的佳句，表达对逝者思念之深。又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载，武帝读了司马相如所撰《子虚赋》，不禁击节激赏说：「 ”我没赶上和这位作者同时代，真是遗憾！” 一打听，原来相如是成都人，于是赶快召见。元朔元年（前128 ），武帝又一次大规模征召贤良直言极谏之士。从山东来了主父偃、严安，从河北来了徐乐，三人同一天来到宫殿门上书。主父偃三人上书武帝，都没有一句奉承的话，相反地，都是联系历史教训对武帝的政策提出批评。主父偃针对武帝连年对匈奴进行战争，上书论述长期征战是导致秦亡的原因。他直言不讳，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武帝抗击匈奴,汉民族千秋定名徐乐的议论更深一层，他提出皇朝的灭亡「 ”在于土崩，不在瓦解” 的独到论点。他认为眼前正在进行的对匈奴的战争，给百姓造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形势的发展隐伏着巨大的危险。「 ”作为贤明的君主，要能掌握安危的关键时刻，才能避免祸患。”处此关键时刻，必须改弦更张，才能把握前途。十分意味深长的是，主父偃三人尖锐抨击时政的这些言论，非但没有使武帝反感，反而得到他的激赏！主父偃早晨将奏书递到皇宫大门口，下午就被武帝召进宫中见面。当武帝召见三人时，十分感慨地说：「 ”为什么早先找不到您们几位？我同您们见面真是太迟了！” 真切地表达出他相见恨晚，幸得贤者的心情。三人都拜为郎中，主父偃还一年四迁，严安被拜为骑马令，官阶虽低却是武帝近臣。「 ”广开门路，宣招四方之士”，这是武帝为丞相公孙弘封侯所下诏书中的话，道出了武帝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广泛奖引各种人才，可以说是做到了不拘一格地加以选拔，根据他们才能高低加以任用。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司马相如在他的文章中称赞当时是一个「 ”兼容并包”的时代，《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下》载其《难蜀父老》文，云：武帝欲兴功业，「 ”必将崇其弘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武帝即位不久，曾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列侯及二千石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五月，诏举贤良，诏书中说：「 ”我欲兴建功业，但能力有限。各郡国举荐来的贤良都明白古今治国兴邦的道理，现在由我出题策问，您们写成书面答案，我将逐篇阅览。” 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经》被举荐，武帝对董仲舒前后策问三次，董仲舒的答案即是著名的《天人三策》。这一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也应征召，被任为博士。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于此年再次被菑川国推荐，并被武帝亲拔为第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汉书》记载，元光元年和此年应征召的贤良文学之士都多达百余人。元朔元年（前128），诏举孝廉。从建元元年到元朔元年，朝廷征召人才多达五次。除了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征召荐举发现人才之外，武帝对于了解或接触到的有嘉言卓行者，也常予以奖拔任用。儿宽，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人，通《尚书》。因贫穷，当过伙夫和雇工。后在张汤手下任小吏，还曾到北部边郡管过牛羊。后因擅写奏书，被张汤提拔为侍御史（御史大夫属员）。见武帝，谈论经学，受到武帝嘉许，提拔为中大夫，再升为左内史，任内督劝农业、修建著名的六辅渠工程，灌溉大量农田，以后官至御史大夫。卜式，河南人，家中有田地及畜群。武帝攻打匈奴，卜式以家财的一半充军费。武帝拜他为中郎，但卜式又不愿为郎，武帝让他在上林苑中牧羊。经过一年多，他牧养的羊很肥壮，武帝夸奖了他。卜式回答说：「 ”牧羊同治理百姓道理一样，按时赶出去到外田吃草，按时赶回羊舍休息，见有害群的孬种随即淘汰掉。” 武帝听他说得很有道理，让他先后当缑氏和成皋（今属河南荥阳）县令，有政绩，晋升为御史大夫。卜式育肥羊班固把儿宽、卜式和公孙弘三人写成一篇合传，因为他们都曾从事过低贱的职业，而且还都干过管放牧一类的事，后来却因机遇到来被武帝提拔，跻身于公卿大臣的显耀地位。把三人的事迹写在一起，正是班固在《武帝纪》赞语中所说「 ”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的生动写照。桑弘羊，洛阳商人子弟。按照汉初高祖的法令，规定商人只能有较低的社会地位，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做官，加倍征收算赋。武帝见桑弘羊精明机灵，破格任用，十三岁就让他到宫内当侍从。此后让他参与管理盐铁专营事务，解决因连年用兵造成的财政困难。不久，任大司农中丞，主管财政统计事务。又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掌管全国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当时因大肆征伐和皇帝连连出巡天下，财政费用浩巨，而全部费用都由桑弘羊主管的大司农供给，被称誉为「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武帝晚年，代卜式任御史大夫，在任八年，直至昭帝之时。出身于不能做官的商人家庭的桑弘羊，最后做了大官，这种事情也只有在武帝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终军请缨终军，济南人，从小好学，有辩才，文章又写得好，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来到长安，上书言事，武帝欣赏他的文章，便授这个青年学子为谒者给事中（谒者是负责接待迎送的官员，给事中是加官，在殿中备顾问应对），以后提拔为谏大夫。此时，南粤要求与汉朝和亲，终军奉命出使南粤，说服南粤王举国内属汉朝。武帝接到他出使成功的报告，十分喜悦，下令南粤实行汉朝法令，革新风俗，让终军留下镇抚。南粤相吕嘉反对内属发动叛乱，杀南越王，终军及随使人员也被杀害，死时刚二十岁出头，当时人称为「 ”终童”，却出使几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车千秋，武帝晚年任守卫管理高祖陵园的郎官。当时，因巫蛊之祸，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即卫太子）诅咒武帝，太子惧祸发兵与丞相刘屈牦在长安城中发生大战，然后太子逃到湖县自杀。武帝像无法逃脱梦魇一样，连年摆脱不了因巫蛊之祸而形成的阴暗多疑心理，一直责令各地穷究巫蛊之狱，株连治罪极多，搞得人人心惊胆战。巫蛊人偶车千秋找了一个机会，向武帝上书，说明太子受了冤枉，劝武帝放弃继续追究。武帝本来也已逐渐意识到太子是受诬陷以后惧祸，在惊慌中仓促发兵，不是存心加害老子，现经车千秋道破，一下子醒悟过来。于是召见车千秋，听他陈述意见，然后说：「 ”父子之间有些事情很难讲清楚，唯独你看得分明，幸得有您点拨我，您应该做我的辅佐”。当场拜车千秋为大鸿胪（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和协同主持礼仪的官，为九卿之一）。几个月后，又任命他代刘屈牦为丞相，封为富民侯。千秋本姓田，当武帝提拔他时他已年老，因此对他特殊优待，准他乘小车出入宫殿，故号为「 ”车丞相”，时间一长，「 ”车” 也代替了他的本姓，这也是武帝优奖人才的一例。从董仲舒、公孙弘到车千秋，《汉书》记载了他们的经历，反映出武帝时期俊秀之士时时脱颖而出的情景。「 ”上之所好，下必效之”，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大臣中也有人热心举荐贤才，视此为己任。著名的有韩安国、郑当时。「 ”死灰复燃”的典故出自《史记·韩长儒列传》。韩安国（字长儒）在事奉梁孝王刘武时，因犯罪被捕入狱，受到狱吏田甲的侮辱。安国曰：「 ”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说：「 ”要是再燃烧就撒一泡尿浇灭它。”过了不久，梁国内史的职位空缺，汉朝廷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竟一下子从狱中囚徒提升为俸禄二千石的高官。田甲弃官逃跑，韩安国派人传话：「 ”田甲不回来就任，我就要夷灭你的宗族。”田甲赶紧脱衣露胸前去谢罪。韩安国笑着说：「 ”你可以撒尿了！像你们这些人值得我惩办吗？”一笑泯恩仇，最后还是友善地对待他。韩安国在景帝时任梁孝王中大夫，武帝即位后，拜御史大夫。安国为人能识大体、通世务，喜欢推荐人才，「 ”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于梁举壶遂、臧固，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 韩安国在梁国时所推荐的这位壶遂，精通天文历法，武帝时任上大夫，与司马迁等人一起制订太初历。由于韩安国举贤一向做得出色，他不仅在士人中备受仰慕，还受到武帝的格外敬重，把他视为国宝。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