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生于有声之后，而其理具于有声之前（上）

Posted 2022-12-30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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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生于有声之后，而其理具于有声之前（上）

刘因为元代三大儒之一，然在学术史上，他的名气似乎比不上许衡和吴澄，这其中的原因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静修享年不永，所及不远。” 黄百家说元代这三位大儒对于该代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许衡在这方面的功劳最大，因为元代的很多名臣都是他的门人，而刘因比不上许衡的名气，其重要的原因是他去世的早，因为他只活了45岁。《容城三贤文集》十二卷，清康熙刻光绪二十四年临安俞廷献香修本，刘因像虽然如此，但黄百家还是认为就学术贡献而言，刘因其实超过了许衡，他在文中引用了虞邵庵的一段话为证：「 ”文正没，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困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虽其流弊使然，亦是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若静修者，天分尽高，居然曾点气象，固未可以功效轻优劣也。” 虞邵庵说，许衡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仍然很多，但是由于许衡的学问并不那么精细，所以他弟子们的治学态度也是如此。但到了刘因这里，因为他天分很高，并且虞邵庵认为刘因特别像孔子的著名弟子曾点，因此，站在这个角度而言，他认为不应当拿刘因跟许衡来比，因为他们二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分别的两个体系。确如虞邵庵所言，刘因天资聪明，按照《元史》本传上的说法，他的出生就不凡：「 ”先生将生之夕，父梦神人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容城三贤文集》十二卷，清康熙刻光绪二十四年临安俞廷献香修本，书牌在刘因快要出生时，他父亲梦到了一位神人骑在马上带来了一个男孩放到了他们家，并且告诉他要好好地养这个孩子。等他醒来之后，刘因就出生了。刘因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42岁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其父对他特别疼爱。而刘因也不负父亲的厚望，他自小就聪明过人，《静修先生墓表》中称：「 ”公生天资纯粹，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十岁能为文，落笔惊人。”刘因3岁就已识字，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能写上千字的记录，并且眼睛所见全都能背下来，在6岁时就能作诗，在10岁时文章已经写的让人吃惊。而他的才能不仅如此，他在《呈保定诸公》一诗中说：「 ”八龄书草字，观者如堵墙。九龄与《太玄》，十二能文章。” 刘因撰《樵庵乐府》民国十一年归安朱氏刻《彊村丛书》本，卷首刘因在8岁时就能写草书，前来围观者竟然像一堵墙那样，在他9岁时就开始研究扬雄《太玄经》，故他的早慧确实是让人吃惊。关于刘因的学业，《宋元学案》中称：「 ”刘因，字梦吉，雄州容城人。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视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后于赵江汉复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始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刘因在年轻时是跟着砚弥坚学习训诂，学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叹说前代圣贤的宏大思想好像不仅仅是这些训诂之学，于是后来他又拜赵江汉为师，并从那里学得了周子、二程以来的理学思想，这让刘因感叹到，这样的思想才是自己最喜欢者。其实，按照《墓表》上的说法，真正劝刘因学习儒家经典者，正是这位砚弥坚，《墓表》上记录了这件事：「 ”故国子司业砚公弥坚教授真定，先生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独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砚公皆异待之，谓先生父曰：‘令子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 砚弥坚在真定给刘因上课，而他的众多弟子中仅有刘因和另一位叫滕公安的人最受砚先生看重。这位砚先生曾跟刘因的父亲说：让你儿子系统地研究儒家经典，他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有名的大儒。而后砚弥坚就系统地教刘因学习经学。刘因撰《容城文靖刘先生文集》清康熙刻光绪二十四年临安俞廷献香修本如此说来，刘因在这方面的启蒙师是砚弥坚，而不是《宋元学案》上所记录的赵江汉。然而《宋元学案》中全祖望的案语也是认为刘因的学问出自于赵江汉：「 ”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又别为一派。蕺山先生尝曰：‘静修颇近乎康节。’” 全祖望认为，刘因在赵江汉那里学得了理学观念，从此独立一派，刘因所独立者是怎样的派别呢？全祖望引用了刘宗周的说法，称刘因的学问接近于邵雍。从刘因对前代大儒的夸赞语中似乎也证明了刘宗周的这个说法：「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元史·本传》）刘因在赞赏的前儒中提到的第一位就是邵雍，他认为邵雍的学问天下第一大，周敦颐的学问天下最精，而二程的学问天下最正，可是到了朱熹这里，他又说朱熹的学问极其大极其精，并且也极其正。如此说来，他还是认为朱熹才是理学的真正集大成的人物。显然，刘宗周的这句断语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刘因确实在象数学研究方面下了不少的工夫。关于象数学，虽然我在邵雍一篇中已经做了简述，但为了说清刘因的观念，故还需要略讲历史。河图讲到象数学，首先要讲河图洛书，这个概念最早记载于《易大传》：「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能是为了便于形象记忆，从汉代开始，这段记载变成了两个故事，一是说伏羲时在黄河内出现了一匹龙马，这匹马身上有着特殊的花纹，伏羲看到后，就是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画出了八卦，这就是汉代人对「 ”河出图”一句的形象解释。而关于「 ”洛出书”也有这样一个故事，称赞夏朝的大禹时代，在洛河中出现了一只神龟，这只神龟背甲上的花纹是一种古文字，大禹就是根据这个神龟上的文字做出了「 ”洪范九畴”。这两件事在历史上极其有名，为此后世专门纪念来祭祀，我在河南时特意找到了这个庙。由此可见，后世对这件事看得特别重要。洛书《易大传》的这句话在后世有各种解读，但是河图和洛书究竟是什么模样，其实谁也没见过，并且这两件神物出现的年代也有着各种争论，但到了宋代有位叫刘牧的人做出了《易数钩隐图》，而后朱震写了篇《汉上易传》，而该文内的图就是朱震根据刘牧所绘修订而成者。这两个图成为了后世著作中大量引用的范本，我把它抄录在这里。但是朱熹却认为刘牧和朱震把河图和洛书弄反了，按照刘和朱的说法，有九个点位的数是河图，十个点位的数是洛书，朱熹认为要把这两者反过来，他在《文公易说》中称：「 ”世传一至九数者为河图，一至十数者为洛书，考之于古，正是反而置之。予于《启蒙》辩之详矣。”而他的弟子蔡元定也在《周易本义》中说：「 ”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 虽说朱熹是理学的最高权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朱熹对河图洛书的更正并不正确，同时在元初有不少人又用其他方式来描绘河图洛书。对于这些说法，商聚德先生在《刘因评传》中归为了三类，第一类是以邵雍在《皇极经世》中的八卦次序图为河图，第二类则是以邵雍所创造的先天图为河图，第三类则是以九数之图为河图。对这类的说法，刘因一一予以了驳斥，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就是出于私心，生编硬造创造出新的河图洛书，以此来证明自我的高明之处：「 ”然其自私者，必出于已而后是，是以致疑于其间者尚纷纷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为之者；有指先天图而为之者；亦有主刘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误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画一图为之者。” 那么，刘因认为谁说的才最正确呢？他在《河图辩》中说：「 ”河图之说，朱子尽之矣。后人虽欲议之，不可得而议之也。”他在这里明确地点出朱熹已经把河图洛书研究透了，其他人用不着再画出新的河图洛书了。刘因又在他所作的《河图辩》中大赞朱熹对河图洛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呜呼！朱子之于河图，虽推本为卦画之源，而欲人玩心于其间，然亦有不切之戒。而其为说，第于其理可通而事有可证者而叙次之，然亦有传疑，而未尝以为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睹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传而来者尽以为非，而于千万世之下出于己手之所纂画者，自断以为必合乎天之所出，则是以天自处，其所见亦必有甚异于人者。惜不得从而问之，姑与诸说杂而记之，以俟参考。” 刘因在这里夸赞朱子的同时，仍然要批评那些做出新的河图洛书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总觉得自己比前代大儒要高明。虽然如此，刘因自己却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觉得河图、太极图、先天图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但基本观念却一致，他觉得可以将这三图汇统为一图，他所作的《太极图后记》一文的前一段为：「 ”周子、邵子之学，先天、太极之图，虽不敢必其所传之出于一，而其理则未尝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图者，则又未尝不一也。夫河图之中宫，则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也。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即太极图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所谓太极本无极，所谓人之所以最灵者也。” 刘因首先说，周敦颐和邵雍所作的先天图和太极图虽然所传不同，但道理却相同，而这两图也有太极的概念。接下来，他在该文中用了很长一个段落来解释这三图中的相同之处，因此商聚德先生总结说：「 ”刘因的这一大篇会通之词确有所见。这是因为，河图、太极图、先天图三者，都以阴阳奇偶作为基本观念，其致思方式本来一致。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范畴理论自成体系，但毕竟有相通之处。”由此可知，刘因对这三图的理解仍然是以邵雍的象数思想为基础，难怪刘宗周认为刘因的学术思想偏重于邵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