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昭王之死,看周王室伐楚之由及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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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昭王之死,看周王室伐楚之由及失败原因

纵观西周历史,周王室对楚国征伐的详细记载相对较少,但并不证明,被周天子称为「 ”蛮荆”的楚国,对周王室的威胁相对较小。恰恰相反,在西周中后期,楚国越来越对周王室构成了巨大威胁,周昭王、周宣王两位周天子在伐楚中遭遇的惨败,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史书中记录周昭王伐楚失败时说:「 ”丧六师于汉”、「 ”南巡不返”(《竹书纪年》),也就是说不但西周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周昭王也因此战而死。之所以史书对周王室这次伐楚没有进行详细记录,有很大方面的因素,是出于对周王室失败的避讳难言,由此也更能说明此次失败对周王室的打击之大。 伐楚之因 周王室针对蛮夷之国的特殊分封制度,是楚国对周王室归属关系薄弱、以至不愿归服之重要因素 在西周之初,楚国对于巩固周王室的集中统治,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也与楚国在发展初期的自身实力有限有关。 以楚国初期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无法与周王室抗衡,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依靠周天子的力量获得更大发展。 楚国对周王室的归服态度,以及楚国依赖周王室得以发展,可以从周文王、周成王时的两件事看出来: 周文王时,「 ”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这里的「 ”鬻子”,就是鬻熊,是楚国的君主,当时是以「 ”子”的身份归服于周王室,在随后的翦商大业中,楚国应是对周王室起到了辅助作用。 到了周成王时,楚国依赖周王室的支持,正式有了自己的分封之地,「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史记》),鬻熊的重孙熊绎得到周天子的分封,应是与鬻熊对周王室的贡献有关,正是由此次分封,楚国才正式立国。 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周成王虽然对楚国进行了分封,但在分封待遇上,楚国这个既不与周族同姓、又无姻亲关系的小国,其「 ”子男之田”的不过百里的分封面积,还是远远不能与齐、晋、鲁、卫等诸侯国的待遇相比,正如《左传》中后来子革对楚灵王所言:「 ”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楚国对于周成王的分封,内心还是有意见的。 楚国对周王室的不满,还出于被周天子边缘化的身份。 周成王召集诸侯参加会盟,楚国也在参加之列,但在会盟中,因为楚国被视为「 ”荆蛮”,被安排看守火堆,即「 ”守燎”。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国语》) 楚国国君虽然参加了会盟,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坐到正式坐席上,地位与鲜牟这样的东夷一样低下,这使楚国感到受到很大歧视。在周王室对楚国的长期冷落与歧视中,这种不满,强烈地表现于后来几位楚君的所言所行。 比如在周夷王时期的楚君熊渠,干脆自己将三个儿子封为王,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这句话的意思,一方面是对周王室权威发起了公开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分封制度已不抱希望。 再有楚君熊通,直接向周王室提出了提高楚国政治待遇的要求:「 ”我蛮夷也,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从楚国这位国君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其扩张目光已经不局限于江汉,而是想与中原各诸侯分庭抗礼。熊通的要求没有获得周王室同意后,干脆自立为楚武王。 楚国对周王室统治地位的挑战,不只是表现于楚国国君的言行,还在周昭王时期对伐楚事件的记录文字中有所反映。比如在昭王时期的「 ”过伯簋”等青铜器铭文中,记录有「 ”过伯从王伐反荆”、「 ”王命南宫伐反荆方”等字样,其中的「 ”反荆”,就代表了荆楚对周王室的反叛之义;正是由于楚国的反叛,周昭王才不得不对此采取军事行动。 伐楚失败之双方内因 周王室以「 ”方伯”代为管理蛮夷的政策局限性、东南诸夷的长期威胁,以及楚国「 ”得江汉民和”的地理族群优势,多因素造成的周王室对楚国控制力不断弱化 周王室分封制建立的统治措施减弱之内因。 在周昭王时期,对于楚国扩张的控制手段,基本上还是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在南阳、汉阳一带分封诸侯,以遏制楚国向北、向东的发展,主要包括邓、鄀、谷、卢异姓诸侯和随、唐等姬姓诸侯。 这种办法,在楚君熊绎「 ”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的楚国初创阶段,有着明显的效果,楚国能够服从于周王室统治而定期朝见周天子。比如在陕西出土的西周初期甲骨文中记有:「 ”曰今楚子来告”,即说明楚国国君当时被周王室称为「 ”子”;这与《史记》中记载的「 ”鬻熊子事文王”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服从地位。 另一个办法是,当周王室分封于南方的「 ”方伯”对楚国等蛮夷之国失去控制力时,就需要周天子派出王室「 ”六师”进行征伐,必要时就要周天子亲自出征。这种情况,在周昭王之前的周公、周成王时期都有先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逸周书》) 王伐录。(成王时「 ”大保簋”所载) 从西周以来对东方南方大小部族的征伐频度和难度看,周王室东部南部的威胁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与殷商旧族及同盟部族对西周的长期仇视有一定关系。 当成王践奄、周公东征,殷人及其同盟部落如东夷族团的徐、淮夷等,部分避往江汉一带。比如周公东征时所伐的「 ”徐”,到了周宣王时,再次叛周。由此点而看周昭王的「 ”南巡不返”之因,除了与直接征伐楚国有关,还应与江汉一带的东夷族团有关: 皆云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没水而坏,昭王溺焉。(《史记正义》) 还反及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吕氏春秋》) 不管是用胶胶船的汉滨之人,还是破坏桥梁的「 ”汉”人,按史书所言皆不是楚人,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徐”等江汉一带的部族。 正是由于周王室对东夷部族长期以来的屡征不服,才使得东部南部所分封的「 ”方伯”威慑力也相应减弱,对周王室分封制度本就不满的楚国,趁周王室疲于应付东夷部族叛乱之机,也开始挑战周天子权威。周王室所面对的东夷与楚国的共同挑战及缺乏足够的重视,让江汉之宿敌有了可乘之机,是此次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看楚国是有着怎样的实力,才能使周天子的征伐如此惨败。 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开拓,楚人的势力范围已有了非常大的拓展,而且在这一时期的的几代楚国国君,都有着艰苦奋斗、开拓图强的精神。 比如被周成王分封的楚君熊绎,「 ”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由楚国国君作表率的这种艰苦开拓精神,一直延续到楚君若敖、蚡冒,《左传》中记载其事迹,依然用到了「 ”筚路蓝缕”: 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到了周昭王时期,楚国开拓山林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实效,这从楚国有着丰富的「 ”金”(即是铜)可以证明。在记录周昭王伐楚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次提到了「 ”孚(俘)金”,即获得了青铜之类的战利品,如「 ”过伯簋”记载的「 ”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 再由此推断,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应用到战争装备中,对楚军的战斗实力也必将起到提升作用。 楚国在南方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敢于挑战周王室权力,还有「 ”得江汉间民和”(《史记》)的地理族群优势。 楚国的发展空间,从初期的荆山一带,快速延伸到长江中下游,并得到江汉一带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楚国推行有利于当地原居民的政策有关,从而更增强了楚国与其他部族的血脉凝聚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楚人与长江中下游的越,同为芈姓,《世本》言:「 ”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有了这样的血脉联系,再加之楚国国君的所推行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生产的政策,才让楚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民众基础。 这种扩张战略,在之后的楚君熊渠那里得以证明: 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 如果没有这种血脉联系与政策支撑,楚国的发展也就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 从周王室长期对楚国的「 ”蛮荆”称呼,也能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不服从态度,同时,楚国不同于中原的礼义文化制度,使其对于周王室的归属感长期处于边缘化,也让由此建立的统治关系相对薄弱,当周王室处于盛世时,不会有所影响;一旦外部形势有所变化,这种薄弱关系即处于崩解危机。 分析西周伐楚之缘由及失败结果,有周王室之实际威慑力趋于衰弱的因素,也有楚国自身发展过程对外扩张的因素,以及更多的双方因素和外部因素,导致周天子在征伐之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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