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昭王之死，看周王室伐楚之由及失败原因

Posted 2022-12-30 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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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昭王之死，看周王室伐楚之由及失败原因

纵观西周历史，周王室对楚国征伐的详细记载相对较少，但并不证明，被周天子称为「 ”蛮荆”的楚国，对周王室的威胁相对较小。恰恰相反，在西周中后期，楚国越来越对周王室构成了巨大威胁，周昭王、周宣王两位周天子在伐楚中遭遇的惨败，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史书中记录周昭王伐楚失败时说：「 ”丧六师于汉”、「 ”南巡不返”（《竹书纪年》），也就是说不但西周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周昭王也因此战而死。之所以史书对周王室这次伐楚没有进行详细记录，有很大方面的因素，是出于对周王室失败的避讳难言，由此也更能说明此次失败对周王室的打击之大。伐楚之因周王室针对蛮夷之国的特殊分封制度，是楚国对周王室归属关系薄弱、以至不愿归服之重要因素在西周之初，楚国对于巩固周王室的集中统治，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也与楚国在发展初期的自身实力有限有关。以楚国初期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无法与周王室抗衡，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依靠周天子的力量获得更大发展。楚国对周王室的归服态度，以及楚国依赖周王室得以发展，可以从周文王、周成王时的两件事看出来：周文王时，「 ”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这里的「 ”鬻子”，就是鬻熊，是楚国的君主，当时是以「 ”子”的身份归服于周王室，在随后的翦商大业中，楚国应是对周王室起到了辅助作用。到了周成王时，楚国依赖周王室的支持，正式有了自己的分封之地，「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史记》），鬻熊的重孙熊绎得到周天子的分封，应是与鬻熊对周王室的贡献有关，正是由此次分封，楚国才正式立国。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周成王虽然对楚国进行了分封，但在分封待遇上，楚国这个既不与周族同姓、又无姻亲关系的小国，其「 ”子男之田”的不过百里的分封面积，还是远远不能与齐、晋、鲁、卫等诸侯国的待遇相比，正如《左传》中后来子革对楚灵王所言：「 ”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楚国对于周成王的分封，内心还是有意见的。楚国对周王室的不满，还出于被周天子边缘化的身份。周成王召集诸侯参加会盟，楚国也在参加之列，但在会盟中，因为楚国被视为「 ”荆蛮”，被安排看守火堆，即「 ”守燎”。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楚国国君虽然参加了会盟，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坐到正式坐席上，地位与鲜牟这样的东夷一样低下，这使楚国感到受到很大歧视。在周王室对楚国的长期冷落与歧视中，这种不满，强烈地表现于后来几位楚君的所言所行。比如在周夷王时期的楚君熊渠，干脆自己将三个儿子封为王，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这句话的意思，一方面是对周王室权威发起了公开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分封制度已不抱希望。再有楚君熊通，直接向周王室提出了提高楚国政治待遇的要求：「 ”我蛮夷也，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从楚国这位国君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其扩张目光已经不局限于江汉，而是想与中原各诸侯分庭抗礼。熊通的要求没有获得周王室同意后，干脆自立为楚武王。楚国对周王室统治地位的挑战，不只是表现于楚国国君的言行，还在周昭王时期对伐楚事件的记录文字中有所反映。比如在昭王时期的「 ”过伯簋”等青铜器铭文中，记录有「 ”过伯从王伐反荆”、「 ”王命南宫伐反荆方”等字样，其中的「 ”反荆”，就代表了荆楚对周王室的反叛之义；正是由于楚国的反叛，周昭王才不得不对此采取军事行动。伐楚失败之双方内因周王室以「 ”方伯”代为管理蛮夷的政策局限性、东南诸夷的长期威胁，以及楚国「 ”得江汉民和”的地理族群优势，多因素造成的周王室对楚国控制力不断弱化周王室分封制建立的统治措施减弱之内因。在周昭王时期，对于楚国扩张的控制手段，基本上还是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在南阳、汉阳一带分封诸侯，以遏制楚国向北、向东的发展，主要包括邓、鄀、谷、卢异姓诸侯和随、唐等姬姓诸侯。这种办法，在楚君熊绎「 ”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的楚国初创阶段，有着明显的效果，楚国能够服从于周王室统治而定期朝见周天子。比如在陕西出土的西周初期甲骨文中记有：「 ”曰今楚子来告”，即说明楚国国君当时被周王室称为「 ”子”；这与《史记》中记载的「 ”鬻熊子事文王”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服从地位。另一个办法是，当周王室分封于南方的「 ”方伯”对楚国等蛮夷之国失去控制力时，就需要周天子派出王室「 ”六师”进行征伐，必要时就要周天子亲自出征。这种情况，在周昭王之前的周公、周成王时期都有先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逸周书》）王伐录。（成王时「 ”大保簋”所载）从西周以来对东方南方大小部族的征伐频度和难度看，周王室东部南部的威胁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与殷商旧族及同盟部族对西周的长期仇视有一定关系。当成王践奄、周公东征，殷人及其同盟部落如东夷族团的徐、淮夷等，部分避往江汉一带。比如周公东征时所伐的「 ”徐”，到了周宣王时，再次叛周。由此点而看周昭王的「 ”南巡不返”之因，除了与直接征伐楚国有关，还应与江汉一带的东夷族团有关：皆云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没水而坏，昭王溺焉。（《史记正义》）还反及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吕氏春秋》）不管是用胶胶船的汉滨之人，还是破坏桥梁的「 ”汉”人，按史书所言皆不是楚人，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徐”等江汉一带的部族。正是由于周王室对东夷部族长期以来的屡征不服，才使得东部南部所分封的「 ”方伯”威慑力也相应减弱，对周王室分封制度本就不满的楚国，趁周王室疲于应付东夷部族叛乱之机，也开始挑战周天子权威。周王室所面对的东夷与楚国的共同挑战及缺乏足够的重视，让江汉之宿敌有了可乘之机，是此次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再看楚国是有着怎样的实力，才能使周天子的征伐如此惨败。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开拓，楚人的势力范围已有了非常大的拓展，而且在这一时期的的几代楚国国君，都有着艰苦奋斗、开拓图强的精神。比如被周成王分封的楚君熊绎，「 ”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由楚国国君作表率的这种艰苦开拓精神，一直延续到楚君若敖、蚡冒，《左传》中记载其事迹，依然用到了「 ”筚路蓝缕”：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到了周昭王时期，楚国开拓山林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实效，这从楚国有着丰富的「 ”金”（即是铜）可以证明。在记录周昭王伐楚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次提到了「 ”孚（俘）金”，即获得了青铜之类的战利品，如「 ”过伯簋”记载的「 ”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 再由此推断，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应用到战争装备中，对楚军的战斗实力也必将起到提升作用。楚国在南方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敢于挑战周王室权力，还有「 ”得江汉间民和”（《史记》）的地理族群优势。楚国的发展空间，从初期的荆山一带，快速延伸到长江中下游，并得到江汉一带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楚国推行有利于当地原居民的政策有关，从而更增强了楚国与其他部族的血脉凝聚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楚人与长江中下游的越，同为芈姓，《世本》言：「 ”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有了这样的血脉联系，再加之楚国国君的所推行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生产的政策，才让楚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民众基础。这种扩张战略，在之后的楚君熊渠那里得以证明：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如果没有这种血脉联系与政策支撑，楚国的发展也就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从周王室长期对楚国的「 ”蛮荆”称呼，也能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不服从态度，同时，楚国不同于中原的礼义文化制度，使其对于周王室的归属感长期处于边缘化，也让由此建立的统治关系相对薄弱，当周王室处于盛世时，不会有所影响；一旦外部形势有所变化，这种薄弱关系即处于崩解危机。分析西周伐楚之缘由及失败结果，有周王室之实际威慑力趋于衰弱的因素，也有楚国自身发展过程对外扩张的因素，以及更多的双方因素和外部因素，导致周天子在征伐之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