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什么提出 ”考成法”

Posted 2022-12-30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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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为什么提出 ”考成法”

近年来，对于张居正的大多数集中在研究张居正的思想主张、性格特点以及张居正改革的背景同其他改革家政治家进行比较等方面。张居正的改革中，以考成法的影响最为深远。考成法是万历元年被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吏治的改革，「 ”考成”这两个字源自于《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奏本，在奏本中写到：「 ”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的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 张居正在奏本中提出了对政府官员的要实行「 ”随事考成”和「 ”逐级考成”的考核办法，其中「 ”考”即考核官员，「 ”成”即官员办事的政绩。随事考成主要是针对中央因事派出到地方的御史，怕这些官员被派出倚仗京官仗势欺凌地方官员，于是制定依照行使道里远近，事情缓急，订立程期，设置卷宗，由各有关部院、六科和内阁进行查核，事情结束后进行销案。逐级考成主要是针对各级行政官员，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上级官员定期对属官进行评定，一直到吏部。考核标准注重实效，防止虚饰。考成法具体做法是指，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种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另一本在内阁，以备内阁随时检查。后来形成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个月一考成。下边就考成法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相应分析考成法提出的历史渊源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发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找到。他的考成法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考课制度在各朝各代都深受统治者的喜爱与重视，并且得到不断改善。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订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 ”考课令”，而且在唐律12篇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课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 ”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 。都御史的重要职责是：「 ”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 ”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 ，就是所谓的「 ”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所以说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不是凭空而来。考成法提出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张居正曾在隆庆年间在《陈六事疏》中指出：「 ”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5]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张居正对当时的官场风气是这样阐述的：官员们有很多贪污受贿无所作为之人，这些现象都没能消除尽，如果不实行戒除的法令，那么这种现象不会改变，所以改变这种现象是人心所向。官员们都习惯较安逸的状态，官场混乱之风盛行，问题很严重。朝廷上下，贪污和受贿行为很普遍。经济背景经济方面主要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关，但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影响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在此，通过分析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是其经济背景。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发展的不景气。但是，这样的现象的存在也为张居正奠定了「 ”考成法”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兼并土地现象泛滥明王朝的土地包括官田与民田。朝廷对于这两种土地的税收，实行不同的标准。官田的税虽然比民田的税高很多，但官田的所有者却不是官员。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望族的他们通常利用地位的便利，从而产生逃税的现象。这样就造成极为不公平，朝廷的土地税收也锐减。明朝中后期，出现大量土地兼并之风。而且都是一些皇亲国戚带头兼并，大批的民田被他们占为己有，所以皇庄田、贵族田园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却利用特权隐瞒田产来逃税，导致国家的赋役收入不断锐减从而出现了「 ”土地兼并愈来愈多，国家税收愈来愈少” 的局面。由于皇亲国戚掀起了这样的土地兼并的浪潮，其他官员争相效仿，疯狂的利用职务之便去侵占良田，用来挥霍，修建供自己玩乐的庄园。除此之外，地主阶级的兼并之风也异常疯狂。富有的地主田产达到了「 ”占据膏腴，跨连郡邑”，王邦直曾对此有过形象的描述：天下的财富，都聚集在有钱有权的人家里。嘉靖八年霍韬曾在其文章中写到：「 ”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所以说到了弘治年间整个国家的田土已减少了一半。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现象使了劳动者与土地相脱离，因此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田地荒芜无人管理、无法进行征税的情况，同时导致官员地主越来越富有，而国家税收越来越少，税源日渐枯竭；另一方面，地主不仅依仗权势逃避赋税，还想法设法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形成了一亩地顶七八十亩，一个农民要交三四个人的粮的现象。「 ”十室九空，聚为盗贼，见其端矣”的现象，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农田，而且还背负着远超过规定数量巨大的赋税和苦役，使他们破产甚至逃亡，最终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赋税拖欠日益严重资料来源转引自《明神宗实录》。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明王朝征税十分困难，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给张居正「 ”考成法”的出台和实施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考成法的形成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社会背景。多方面的作用下，促进了张居正改革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