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 ”两弹一星”科学家

Posted 2022-12-30 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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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 ”两弹一星”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在这一大背景下，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 ”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提供专家技术、留学生名额，以及实物、模型等。1958年4月，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中国建长波电台，7月又提出要建联合潜艇舰队，都被毛泽东同志拒绝了。毛泽东同志说不允许外国的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友邦如此，敌对国就更不要说了。那么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6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终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联专家陆续撤回国内，技术图纸等也都一并带走了。截至「 ”协定”终止，苏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导弹的实物，但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中苏关系闹僵以后，苏联方面称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我们中国当然不能示弱，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当然只有气概是不行的，还要有谋略。于是中央向有关方面下达指示，苏联人靠不上了，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最后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用那么长的时间。通过阅读有关文章我们可以得知，苏联的专家其实对中国是友好的，是有感情的，但是他们必须服从自己国家的决定。其中有一位苏联专家，好像还是他们的一个组长，临走时对二机部部长刘杰说了这样一番话：「 ”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王淦昌1930年赴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前面我们说程开甲1937年入学经历了浙大西迁，王淦昌作为老师也经历了浙大西迁，后来落脚在贵州遵义。以遵义的环境来讲，科研条件肯定非常差，没有建物理系的实验室，就在遵义城外的山包上把物理系的一些简陋的仪器放在里面。据书上所写，简陋的仪器与孔夫子的牌位相映成趣，没有直流电，就用一辆旧汽车来充当发电机。在这种环境下，王淦昌依然坚持着对科学问题的思考。通过看传记我们可以知道，在当年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国外的学术期刊依旧能够辗转寄到地处遵义的浙大，当然有时会来得晚一些，有时会断期。王淦昌就从这些期刊中搜寻重要的科学问题。当时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已经推测出一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但在实验上还没有证明，今天我们称这种粒子为中微子。很多物理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也是一样。有人通过写实验方案，有人通过做实验，以王淦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实验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就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关于中微子探测的一个建议。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年就有美国人按照王淦昌的思路开始开展实验研究，包括十年之后，一位美国科学家最终通过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所遵循的思路也是源于王淦昌的这篇文章。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淦昌在莫斯科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他的研究小组取得了一项重要发现，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项发现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高度认可。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说明一件事，王淦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1961年4月3日，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找王淦昌谈话，向他说明了国家要研制原子弹，苏联指望不上了，专家都撤走了，只能靠我们自己国家优秀的科学家，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其中。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 ”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更名为王京，隐姓埋名，国际物理学界再也无从知晓王淦昌的科研工作。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钱三强找到谈了话，彭桓武的回答也非常简单而干脆：「 ”国家需要我，我去。”从很多报道中都可以看出，彭桓武是一位大智若愚型的科学家，考虑问题非常地深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彭先生，国外工作、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回国，能不能说一说理由。彭先生的回答是：「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上图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人，左边是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马克斯·玻恩，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右边是埃尔温·薛定谔，他是193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留学期间，彭桓武曾在马克斯·玻恩的推荐下两度在薛定谔的手下从事研究工作，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彭桓武的科研能力高度赞赏。但是我们看的这张照片是马克斯·玻恩和他的同事及学生的合影，里面并没有彭桓武，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回国了。有趣的是其中包含着另一位「 ”两弹一星”勋奖章获得者，在第二排左边，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程开甲院士。所以在马克斯·玻恩那儿，程开甲是彭桓武的师弟。照片第二排中间那个人，他也是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北大教授、物理学家——杨立铭先生。既然说到杨立铭先生就顺便多说一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院士，是我们国家计算机科学的开创人之一夏培肃。据初步统计，我们中国科学院有13对院士。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人。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力学问题，1960年，钱三强请钱学森推荐这方面的负责人选，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当时的钱学森是力学所的所长，而郭永怀是副所长，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早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他们都是著名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学生。郭永怀比钱学森大两岁，但是按拜入到冯·卡门的门下，去加州理工念书的时间来算，郭永怀比钱学森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算得上是郭永怀的辅导师。因此，钱学森对于郭永怀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科研工作非常了解，并发自内心地欣赏他的科研精神。钱学森在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郭永怀之所以能做出这两项重要成果，是因为他有见识，遇事看得准，而一旦看准，就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看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工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1960年5月，郭永怀在担任力学所副所长的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不幸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我们之所以用壮烈来形容，是因为当时飞机已经到达北京上空，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失火，后来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遗体被分开以后，人们发现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个人中间。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工作。上图是1988年郭永怀牺牲20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院落内安放郭永怀塑像时拍摄的照片。王淦昌、彭桓武都来参加了这次塑像揭幕仪式，以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致意。另外参加的人还有「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和陈能宽院士，最中间的是一位军人，名叫李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都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而所长就由这位李觉将军来担任，因为核武器研制本质上是由军方主导的一项工程。郭永怀在世的时候常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中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通过刚才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为例讲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实不只他们三个， 23位「 ”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他们在国外大概待了多长时间，计算方式是回国时间减去出国时间，名字与时间相对应。红色字的名字是念了博士学位后回国的，蓝色字体说明是硕士学位，而黑色字体是在国外做访问的。上面一共列了21个名字，23位元勋当中只有于敏、钱骥两位是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当然，没有出国留学不等于贡献小。在国家卫星研制初期，钱骥协助赵九章在协调各大部委的需求、国家卫星研制的规划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于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国家氢弹理论的突破就是由于敏完成的。于敏在自传中说过这样的话：「 ”时代的使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于敏起初醉心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但钱三强跟他谈过之后，他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根据国家需要选择研究方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物理学家从国际学术界消失了，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消失在他们过去的灿烂天空里，他们被民族的声音召集在一起，隐姓埋名，把理想和智慧，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 ”两弹一星”这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作者：何林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全文链接：://71.cn/2019/1023/1063623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