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官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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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官是如何演变的
煌煌华夏数千年,唯文明生生不息。即使华夏被异族侵略、统治过,但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纵观人类史,与我们一起发源的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恒河流域文明都已经中断和消亡,迁延至今的,也唯有我华夏文明。 从刀耕火种到四大发明,华夏文明能够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复杂,但自我文明认同感至关重要。保持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中华历代史官功不可没。一杆纤纤细笔却有如椽之巨,蝇头小楷写出千古道德文章。无论春秋左传还是二十四史,遑论《资治通鉴》亦或州府县志,无不一笔一划的勾勒出华夏文明数千年来的变迁,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影响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一、最初的史官 史官与记者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需要极高的职业操守以确保材料的真实性,都需要极妙的文笔以保证文字的可读性,都需要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那么最初的史官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始部落时期已经产生了史官的雏形,他们大多以巫者、哲人的形象出现,利用医、卜等方式在乌龟壳上进行最原始的记录。大多是部落首领的健康情况、部落进行军事行动的记录、祭祀等仪式的时间地点等,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最晚到夏朝时已经有专门的史官职位。《吕氏春秋》记载:「 ”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周时进一步确立史官机构,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专门职位,分掌不同职责。周厉王时「 ”国人暴动”,周、召二公「 ”共和行政”,也就是从这一年,公元前八四一年起,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 春秋时史官的职位进一步细化,「 ”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无论周王室还是大小诸侯国都设置史官,孔子就根据鲁国的国史修订了《春秋》,「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不大相同,既要管理书写典籍史册还要协助君主执行治国的政策法令,兼具治史与治政的双重身份。春秋时著名的晋国史官董狐,为后世史官做出了楷模典范。董狐以「 ”赵盾弑其君”开启了史家直笔,「 ”不虚美、不隐恶”成为实录精神的最高追求。 二、史官的发展 西汉时汉武帝设置太史令,第一任太史令由司马谈担任。司马谈去世后由其子司马迁继任。因司马迁在《史记》中秉笔直书记录汉朝历代君主以及为李陵直言而惹怒汉武帝被处于宫刑,自司马迁后太史令仅被允许记录天文历法。另外汉武帝在宫中还设立了女史的职位来记录起居注,后世也以「 ”起居”来称呼史官。魏晋之时设置史官,成为「 ”著作郎”。南北朝承袭魏晋制度,史官大多为著作郎或著作佐郎。 这一时期的各割据政权统治者都非常注重修史,原因是因为战乱带来的不稳定造成了其希望能够在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避免政权的更迭。但该时期北魏武帝拓跋焘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杀了在国史中真实记录的崔浩并夷其族,史称「 ”国史之狱”。另外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私人修史盛行,大量私人史学涌现。最著名的就是陈寿的《三国志》,此外还有《魏晋春秋》、《江表传》等。 陈寿画像 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开始正规化、常备化。房玄龄、魏徵、朱敬则、刘知几、吴兢、韩愈、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李世民在位期间提出「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组织修编了大量两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但李世民也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在他之前君主的起居注本人是不看的,一切都要以直笔记录。李世民却自己观看并修改自己的起居注,为后世秽史开启了大门。 五代十国一直到清朝,史馆及史官一直设置,除了名称或有不同基本职能不变。大多以记录当代和修著前朝历史为主。各朝都把对前朝的断代史修编看做头等大事,试图能从对于前朝历史的研究中找到避免政治失误的方法。起居也正式由宫中负责记录,并发展出一系列专门的书写格式和撰写规则。另外私人修史和民间野史也开始发展并丰富,大量的素材也被记录在私人著书和日记之中,这也和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三、史官产生的影响 中国历代史官通过自己的如椽之笔,记载下历朝历代的变迁和发展。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对历代君主和当权者起到了约束作用。历代君主和当权者都控制着政权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本土又没有类似于其他国家产生的教权组织,君主的行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当时唯一能对君主起到约束的便只有史官和言官。 对君主的行为进行记录,对君主的错误进行规劝,使君主惧怕后世的骂名而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视。其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国人修史的最重要需求就是希望能从对于前朝的历史记录总结之中寻找到王朝更迭的原因和根源,并试图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搏,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更迭。也希望能对当时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进行剖析以便找到解决方案。 再次,对国人产生在法律效应外的影响。最著名的就是孔子,提出「 ”克己复礼”的口号,希望能通过对周朝历史的总结来找到可以从礼仪、道德等方面使人自身能够主动约束自我言行以达到对整个社会进行改良的方法,后世受此影响颇大。许多文人、学者修编史书的初衷也源于此。两者相辅相成的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史学观。 最后,对历代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每一部史书的编订都是当代最顶级的学者文人呕心沥血的结果,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精华。无论是行文脉络还是笔法文风,都带动了当时的风潮,在唐的影响以前尤为明显。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文章都以《左传》、《史记》等史书的行文风格为范本。鲁迅更是称赞《史记》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在开创白话文写作之先河时仍受其风格的影响。历代的散文、议论、骈文、诗文、游记、日记、小说等更是难以例数的继承着行文脉络的主体格调。 四、结语 历代史官以及民间文人记录了整部华夏史,使后人能够从中学习总结出经验教训,避免再走先人走过的弯路,使后人有朝一日能够走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死循环,使后人能够「 ”查本心、分善恶、论对错、了因果、定规矩、扬善弃恶”,使后人能够在精神和道德上明白自己的使命。 如果没有史官的记载和编纂,从何能得知我们的文明史上发生了那么多可歌可泣、或美或丑、善恶黑白、忠奸曲直的人物和故事,如何能剖析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如何能顺应历史大潮的发展继续屹立在东方。 参考文献: 《史通》 《剑桥中华文明史》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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