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侨置州县和土断制度，浅析东晋王朝对北来侨民的政策

Posted 2022-12-30 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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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侨置州县和土断制度，浅析东晋王朝对北来侨民的政策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物，以神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上面这段文字取材于《隋书.食货志》。讲的是东晋王朝的一个重要政策--侨置州县。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侨置州县。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威和四年，司空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宋书.州郡一》中记载了侨置郡县的设置就是为了安置因北方战乱而逃难的流民的，使用北方州郡的名字就是为了安抚这些流民的心理，使得他们有归属感，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那时的北方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会造成那么多的流民。西晋永嘉年间，由于西晋朝廷内部原因，发生了皇族司马氏之间的「 ”八王之乱”，相互混战使得国力削弱，天下大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趁机侵入中原。在那二三百年间，进入中原地区的胡人，对于汉人欺凌无止。欺凌汉人的记载在是些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随处可见。有称呼「 ”汉狗”、贼汉”的，有称呼「 ”头钱价汉”，更有甚者竟然直接呼为「 ”两脚羊”。不仅仅是在语言上的侮辱，在法令上更是层层约束。《南齐书·王融传》中就使用了「 ”禁令苛刻，动加诛镮”来形容。当时的中国南方，是西晋王朝的延续者东晋王朝，且不说政治是否清明，但是至少是在汉人统治。这样一来，北方的汉人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跑到怎么样才能南方去。如果北方通向江南国境的封锁线上，偶然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中原汉人，就会像潮水一样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了，那时的江南可不像现在一样繁华，地广人稀。所以广阔而肥沃的土地的在等待着他们开辟，也是当时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于时獯粥初迁，犬羊尚结，即心徒怨，困惧成逃。自其将卒奔离，资待销阙，北畏蠕，西通南胡，民背如崩，势绝防断。于是曲从物情，伪窃章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南齐书.王融传》）正是我们上述的这个原因，使得大量中原人民流亡南下，这对于东晋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仅是负担，还是国家发展建设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谭其骧教授按照《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推论出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根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还要多。也就是说从永嘉之后，北方平均八人之中，就有一人迁徙至南方。这就使东晋、南朝所辖得境域内，其政府编户齐民中六分之五为本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这些数字还仅仅是在籍的人数，如果再加上地方豪强、世家大族隐匿的户口，那就远远的不止这个数字，当时世家大族所荫庇的户口数目和荫附的人户，都不向政府呈报户口，因而成为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佃客部曲的人数，就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记载的很多，简单举几个例子。《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 ”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南史齐本纪》称:「 ”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 《晋书·山涛传孙附传》:「 ”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如山遐为余姚令，「 ”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 这么大规模的移民，靠一两次肯定是不行的，根据王仲荦教授的统计，中原汉人流亡南下，除去李特占据巴蜀的那次不算，还有7次大的移民。 1.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 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水大捷，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5.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 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准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北来的侨民，经过东晋政府的优待安置，可以从事生产而有了安定的生活。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年间，朝廷就认为过去对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待，已经取得了效果。为了达到政府的「 ”财阜国丰”的目的，更是为了有兵可用，所以「 ”土断”这个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土断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撤销侨置郡县。因为历次土断以后，虽然也裁撤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机构，但是有些却把那些保留下来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混的合编制了起来，而且还往往把原属于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去管辖，这样一来，所谓土断，不但没有彻底裁撤侨置郡县，反而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旧地方行政系统。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1. 义兴郡本属扬州，由于南徐州统辖下的许多侨郡县和义兴郡接界，因此就把义兴郡改隶到南徐州之下。 2. 原属于扬州丹阳郡的，后来是淮南郡的治所的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原来是属于淮南郡的，也是随着淮南郡的撤退，在于湖县境内成立了侨置当涂县，到了后来侨置的当涂县反而代替了于湖县的位置。 3.武进和丹徒县，本来是属于扬州晋陵郡的，以后丹徒变成南徐州所管辖的南东海郡的辖地，晋陵郡也由扬州改隶于南徐州。从上述所例来看，就足以说明土断制度的目的，并不是着重于裁撤流寓的郡县。那么土断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土断制度的中心内容，就是想通过整理户籍，以便于政府统一进行对编户齐民的进行管理。即便是是北来侨民，也不例外。「 ”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 「 ”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 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些北来侨民，居处竟然这样分散，这对于政府来说，查实户口首先就有困难，更不用说管理了，像抽丁征役，也无法进行。所以对北来侨民，就必须用「 ”乡、里”的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固着于土地之上，对他们像「 ”编户齐民”那样的管理，这就是土断人户的目的。东晋成帝咸和年间的第一次土断，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具体内容的是第二、三次土断。成帝咸宁七年(公元341年)的第二次土断，在这次土断中为北来侨民建立了户籍。但是有些侨民不愿意建立户籍，因为他们还想着有朝一日能收复旧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针对这种情况，东晋政府把户籍分作两种颜色，一种是黄色的户籍，所谓「 ”黄籍”，是正规的土著的户籍;另一种是白色的户籍，所谓「 ”白籍”，是北来侨户的户籍。第三次土断，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土断吗，发生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因为这次土断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颁布的，因此称为「 ”庚戌制”，也称为庚戌土断。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主持这次土断的是桓温。由于当时的世家大族，多数都隐匿人户。所以桓温在执行土断法时，对于隐匿户口的世家大族，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即使是皇亲国戚，桓温也不姑息迁就。《晋书·彭城穆王权传玄孙玄附传》：「 ”会庚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 ”亡户归者三万余口”。这就不难看出庚戌土断执行得比较彻底，正是因为土断制度的彻底执行，东晋政府的收入才得以增多，所以经过这次土断之后，被史书称做「 ”财阜国丰”。此后，东晋义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间，又进行了第四次土断。此时则是刘裕当国，刘裕是寒族出身，所以更加的雷厉风行，对那些敢于藏匿户数的世家大族，更是严厉打击，这次土断除了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者不在土断之内，其余州郡全部依界土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宋书·武帝纪》：「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 ”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经过了这几次土断，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就开始对这些侨民收取租税了。《宋书·孝武帝纪》「 ”始课南徐州侨民租”。至此为止，经过了东晋、刘宋两代王朝，终于把北方的侨民置于其全面管理之下。之后在南朝还经历了几次土断，分别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秋七月，「 ”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的第五次土断；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的第六次土断；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土断江北侨郡县的第七次土断；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 ”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梁书武帝纪》)的第八次土断；入陈之后，又有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的南朝最后的一次土断。但是这些土断的规模都无法和「 ”庚戌土断”相比。土断的意义对于当时的南朝统治者来说，当然是积极的，因为它增加了国家的户口，提高了国家的税收，把北方的侨民纳入国家的一体管理之中，但是对于北来侨民来说，原有的优待不在了，还得服兵、劳役，只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贫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