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冠冕还是名垂竹帛

Posted 2022-12-29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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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冠冕还是名垂竹帛

司马孚无疑是魏晋嬗代之际一个话题性十足的人物，作为司马家族最为长寿的一人，年过鲐背在九十三岁的高龄辞世，他经历了汉末到晋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晋书·司马孚传》里，他是一个心念曹魏，与世无争的谦谦长者形象。他为曹髦之死恸哭不已，他拜别曹奂时泪涕俱下，放言自己一生「 ”大魏纯臣”；然而我们又看到司马孚几乎参与了司马氏亡魏成晋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是仅次于司马懿本人的关键性人物。司马孚是魏晋嬗代之际一个话题性十足的人物有人指斥司马孚惺惺作态，虚伪至极；也有人赞扬他于动荡的时局中守君臣之节。事过千年，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司马孚这种看似极其矛盾的表现呢？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权力争衡达到了白热化。士族这个群体必然面临「 ”当世冠冕”现实利益与「 ”名垂竹帛”名节大义的艰难选择，司马孚的表现其实极具典型性。今天笔者就来以司马孚为代表，和大家一起通过回顾魏晋之际这段特殊的历史，一窥中古士族在那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一、司马孚的双面人生（一）司马家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司马孚早年的活动，并没有后期那么「 ”出彩”。司马孚曾经做过曹植的文学掾，这段经历其实比较耐人寻味，司马懿当时已经受命辅佐曹丕。司马氏两兄弟分别出仕曹魏两个储君人选，恐怕不能单纯地视为一种巧合，这也许和后来司马孚的某些表现显示出了或多或少的承继性。曹植恃才傲物，为人放荡不羁，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晋书》说「 ”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司马孚在辅佐曹植的时候，也没少和曹植发生冲突，不过这里令人意外的是，高傲的曹植竟然还经常向司马孚认错道歉。关于这一点，《晋书》中没有解释其中的缘由，但是至少看得出司马孚确有过人之处。司马孚曾经做过曹植的文学掾然而司马孚更为过人的，是他果断离开曹植，改而辅佐曹丕。关于司马孚离开曹植的具体原因，史书中同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联系起后来曹植身边的丁仪，丁庾兄弟几乎被灭门的下场，司马孚和司马懿同「 ”迁太子中庶子”，可谓笑到了最后，这恐怕同样不能用运气来解释。共同辅佐曹丕上位，这大概算得上是司马孚和司马懿兄弟俩第一次「 ”合作”。司马孚和司马懿同「 ”迁太子中庶子” 司马氏两兄弟的再次「 ”联袂表演”，就是高平陵之变的时候了。司马孚和司马师共同担负起这次政变中最为关键的使命——占领司马门。而当时司马昭的任务不过是通过司马门监视郭太后，两相比较，司马孚之任尤重于司马昭。应该说，司马孚是司马氏夺取曹魏中央军政大权的最大功臣之一。在司马氏随后的魏晋嬗代之路上，司马孚几乎参与了每一个重大事件，多次帮助司马氏安然度过一次次危机，成为亡魏成晋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司马孚之任重于司马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立足未稳又遭遇了东关惨败，政治威望大大受损。这个时候司马孚挺身而出，率领二十万大军在新城击溃了不可一世的诸葛恪，由此稳定了局面，巩固了司马师的执政地位；正元二年（255年）七月，蜀汉姜借趁司马师病亡的时机北伐，取得了洮西大捷，大破雍州刺史王经，关右震动。《三国志·邓艾传》：「 ”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 曹魏的陇右和关中形势一度十分危急，这个时候又是司马孚出镇关中，都统诸军，最终得以挫败姜维，稳定了局势；司马炎接受禅让之初，司马孚出任太宰，假黄钺，以大都督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局势的作用。由此观之，司马孚为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以曹魏的角度来看，显然属于「 ”助纣为虐”的人物。然而司马孚身上戏剧性的一面也正在于此，虽然有以上种种，司马孚在史书中的形象却是「 ”大魏忠臣”。司马孚为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二）「 ”大魏纯臣”司马孚魏甘露五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手下成济「 ”抽戈犯顺”弑杀。百官没有一人敢去赴丧，唯有司马孚「 ”挺身而出”，「 ”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给了司马昭一个大大的难堪。然而不仅如此，更让司马昭下不来台的是，司马孚一再要求「 ”奏推主者”，意思就是要求追究主谋。司马师执政之初，局势很不稳定曹髦死后，郭太后曾经下诏令斥责曹髦的这一举动。《三国志·高贵乡公本纪》载《追贬高贵乡公令》：「 ”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 其实根据史料来看，郭太后对曹髦的行动，事先应该是知道的。曹髦刚刚倒在血泊之中，郭太后就出来下此令，在里面大肆诋毁曹髦。也许郭太后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但是这样做确实有些「 ”不厚道”。特别是里面所说的「 ”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讨好司马昭的意味也太露骨了一点。郭太后把曹髦比作汉废帝刘贺，简直不知所云。难怪乎有人评价说这是「 ”此令欲盖弥彰，天下后世耳目岂能尽掩邪？适以增其丑耳。”相比起郭太后这种落井下石毫无节操的表现，司马孚「 ”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的举动，确实算得上是大大的忠臣了。后逢废立之际，司马孚也「 ”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不仅如此，司马炎受禅的时候，魏帝曹奂被废为陈留王安置到金镛城，司马孚泪别曹奂「 ”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并且说「 ”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应该说，《晋书·司马孚传》里的这段记载，有着极强的画面感。当群臣皆山呼万岁，祝贺司马炎登基为帝的时刻，司马孚这个举动显得如此地刺眼和格格不入。司马孚临死前曾经有遗令「 ”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司马孚资格够老，司马师兄弟也不敢冒犯司马孚薨于晋泰始八年，此时距离司马炎篡魏称帝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司马孚作为西晋的安平王也整整六年了。司马孚依然坚持自己魏臣的身份，实在让人唏嘘不已。那么，司马孚身上这种言行严重的不一致，甚至具有戏剧性般的冲突，其原因到底何在呢？或许我们能从他「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的遗言中找到答案。（三）解读司马孚的矛盾和选择在汉末到晋初短短的百年时间里，经历了汉魏和魏晋两次嬗代。汉末风雨如晦，云诡波谲，士族群体经过两次「 ”党锢之祸”，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于家族利益和君臣大义的认识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三国演义》以黄巾之乱作为开篇，也许源于罗贯中把「 ”黄巾起义”视为汉末天下大乱的首要因素。京都大学的教授金文京认为把「 ”党锢之祸”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更为合适，显示出了学者对于东汉政权灭亡的深层次思考。其实，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也有过相关的论述：「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而近者有学者林剑鸣先生在其著作《秦汉史》中也有相似的看法：「 ”在黄巾起义的时候，东汉的统治者才想到解除党锢以抗拒人民的打击，这对于挽救东汉的灭亡，已经无济于事了。” 这八个字很有深意为什么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以后，再解放士人已经无济于事了？除了为时已晚之外，士人对东汉政权的失望，选择保全自身家族利益而远离政局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还有部分党人并不愿意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又不愿意为东汉政权服务，他们做出了依附先后崛起的各地军阀，为他们出谋划策，或者干脆自己就占据州郡，直接成为割据势力。在「 ”当世冠冕”的现实利益面前，士族群体对于「 ”名垂竹帛”的「 ”君臣大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纷纷做出了自己的不同选择。这种选择的过程当然是充满矛盾和纠结的。作为这种情况的延续，魏晋时代在士人群体中被反复热烈讨论的「 ”君父先后”之辩，正是这种个人家族利益和君臣名节的冲突被不断摆在士人面前所导致的时代难题。魏晋之际的社会复杂性，权力争夺的激烈程度，汉代儒学中的忠孝之论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挑战和冲击，对君主国家的忠与保全家族利益代表下的孝，究竟应该孰先孰后，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汉末风雨如晦，却鸡鸣不已司马孚的矛盾，也许就正来自于这样一道没有「 ”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况且，司马孚作为司马氏家族的一员，其家族本身就是魏晋嬗代的主角，他本人又是在曹丕太子时期的曹魏开国元勋，他的身份就更加具有两面性。家族「 ”当世冠冕”的利益和名垂竹帛的「 ”君臣大义”冲突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为激烈。《晋书》极力把司马孚塑造成一个超脱的政治隐逸者，然而，司马孚却又无法真正超脱。司马氏在高平陵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旦为人所挫败，整个司马氏家族必然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我们才看到每每在司马氏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司马孚都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维护司马氏。另外一方面，司马孚的各种「 ”大魏忠臣”姿态，却又如他所说「 ”不周不伊”，没有尽到魏室臣子的义务，确实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而所谓「 ”不夷不惠”，则又表明自己问心无愧，并不想效法汉末党人那种刚烈的抗争方式，在时代的大潮面前，他能做到的也就是「 ”不屈其意，不累其身”而已了。司马孚终究是时代的一份子，「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田余庆先生曾经用曹操这句诗来总结曹操的一生，说他就是那只「 ”无枝可依”的乌鹊，终究要投向时代的罗网。其实在笔者看来，司马孚的双面人生归根结底也是如此。然而必须在魏晋鼎革这个激荡时代中做出「 ”当世冠冕”和「 ”名垂竹帛”选择的，又何止是司马孚呢？二、魏晋之际士族的矛盾与选择高平陵之变是决定曹马命运的关键性时间，但这并不代表司马氏就一举定鼎，高枕无忧了。在这之后的十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曹马两家而言，都还是险象环生的危局。士族群体在这个过程中，都和司马孚一样面临曹马之间的选择。如果说司马孚作为司马氏家族的一员，是没得选择的话，其他士族不同的选择就造成了其家族命运的沉浮与升降。很多历史爱好者，甚至是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都常常陷入一种「 ”上帝视角”。因为今天的我们早已知道诸多历史事件的结果，所以常常陷入一种根据结果来判断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误区，还借此来解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自然还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对他们来说，一切不是历史，而是不可预知的未来。曹魏的士族群体只能站在正始十年向后看，现实利益，身后名节，甚至个人感情等等，影响他们考量的因素实在太多太芜杂。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的选择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太原孙氏、晋阳王氏叛曹亲马；太原令狐氏和祁县王氏则选择了和司马氏对抗；太原郭氏一开始徘徊于曹马之间观望，最后一改亲曹的立场，选择投入司马氏的怀抱。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而值得一说的，就是太原郭氏动态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们最后的选择。在以外对郭淮的认识里，一般都把作为司马懿在关中的老部下的他，视为司马氏的支持者。事实上，这可能正是犯了笔者前文所提到的「 ”上帝视角”的错误。以郭淮本人而论，只能说他算不上是曹爽的死党。郭淮自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之后，就一直效命于曹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至少应该不会立即拥戴司马氏。所以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马上任命了陈泰作为雍州刺史，其目的不言而喻。随后，因为姜维再次北伐，陇右形势紧张，司马懿趁此机会任命司马昭驻守长安，公开的理由是增援前线，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倒不如说是防范郭淮。司马昭为「 ”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尽管司马昭并没有都督的名号，名义上也只是临时性地屯守，然而毫无疑问地有都督的事实。郭淮的政治态度一开始并不明确司马懿对郭淮难以完全信任，和郭淮在这个阶段亲曹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与王凌有姻亲关系有关。《世说新语·方正》: 「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戎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 「 ”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 这则记载显示了郭淮在关中的巨大影响，郭淮在雍凉统领军政三十余年，军功卓著根基深厚，而且实力强大，其公然阻截司马氏「 ”执行公务”的行为，既是一种公开挑衅，又暗示其有能力和司马氏进行武力对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原郭氏在高平陵之后最初的几年中，其政治倾向尚不明朗，至少不能说是亲马反曹。两百多年以后，郭淮之弟郭亮的七世孙郭祚在和北魏孝文帝说起郭淮的时候曾说：「 ”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在郭淮后人的眼里，郭淮的政治态度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也就是亲曹的。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值得注意，郭淮死后的第三年，在诸葛诞淮南起兵的前夕，郭淮之弟郭配把女儿郭槐嫁给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郭配此举目的明确，显然是要极力扭转其兄长郭淮曾经在政治倾向上的摇摆态度可能对家族造成的消极影响，通过联姻贾充以表明对司马氏的忠心。君臣大义和家族利益相互颉颃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中曾经指出，士族的升降和当世冠冕息息相关。然而我们同时还看到，何种选择才能获得「 ”当世冠冕”有时候尚难确定，况且选择本身还带有道德和利益之辩对于士人心灵的拷问，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选择的难度。太原郭氏骑墙良久，最终艰难选择了可以让家族获得最大社会声望和政治利益的司马氏；以王沈和王昶为代表的晋阳王氏也是见风使舵，这两人之前都是曹爽党羽，但是高平陵之变后很快就背叛了曹氏，特别是王沈更以告发曹髦的行动而获得司马昭的青睐。王氏罔顾政治道德，不在乎与曹氏曾经的「 ”君臣大义”，而选择「 ”当世冠冕”，虽然背负了政治道德沦丧，恋家而忘国的骂名而为后人所不齿，但是其家族却从此日益繁荣。与这两个例子相反的则是太原令狐氏，他们选择忠守曹魏，随着司马氏的逐渐走强，令狐家族也成为曹魏政权的殉葬品。纵观这些有代表性的大姓家族的选择，我们看到了魏晋之际士人群体在「 ”当世冠冕”和「 ”名垂竹帛”之间选择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于君臣大义和家族利益的相互颉颃，又加上选择本身又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选择本身的难度。而这种选择的艰难，冲突之激烈，在司马孚身上表现的又尤其明显。结论有人斥责司马孚是「 ”戏精”，惺惺作态极尽虚伪；也有人赞扬肯定他在乱世风云中的臣节和大义；其实这些看法都多少有些标签化和平面化。笔者觉得想要了解一个特定时代中的复杂人物，只有先深刻了解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中的群体，或许才能反过来更深刻地去理解某个特殊的人物。魏晋嬗代之际，上承东汉末年清议之风，士人尚怀余烈；下接两晋士族社会以家族利益为先的思潮，是一个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士人群体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不得不面临「 ”当世冠冕”和「 ”名垂竹帛”的两难选择，显得迟疑踌躇和充满矛盾。而这种情况，在作为司马氏家族一员的司马孚身上，表现得尤其艰难和抵牾，以致于呈现出了戏剧化的效果，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