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的角度浅析明代皇权的曲折发展

Posted 2022-12-29 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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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的角度浅析明代皇权的曲折发展

东南亚地区的古代史，若是从某些角度看，也可以看做是王权或者说皇权逐步强化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轨迹在中国古代更为明显，自秦朝建立郡县制以来，「 ”家天下”思想逐渐形成和迭代，并在皇权的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和发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仅从大趋势上来看，中国古代王朝一直在处于皇权逐步强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到了明朝，这个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政权，在皇权的强化上似乎做到了极致，明太祖废除唐宋形成的三省六部制，以「 ”三司”制度分离相权，又封立藩王，进一步提升宗室的政治地位，这些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建立一个「 ”上下相维，小大相制”的集权国家，然而，这些举动真的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么？今天我们就以洪武朝对皇权的巩固为切入点，探索明代皇权发展的曲折变化。明太祖朱元璋一、明代皇权的运行机制中国唐宋两代的政治架构在某些方面极为类似，比如「 ”三省六部”制度就有着极为紧密的承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合称为三省，其中中书省为朝廷运行的行政中枢，负责政令的发布和研究，门下省则由原本的辅助机构逐渐演变为具有签署章奏、封驳诏令之权的权力机构，而尚书省更是由秘书机关逐步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三省六部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中，自秦代开始就逐渐由「 ”三公九卿”中独立并继续强化的宰相制度，被逐渐的削弱，从这一点上来看，所谓的三省六部制，其实是皇帝用来瓦解和分割宰相权力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措施却并未完全起效。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几乎可以在朝堂上对朝政一言而决，到了宋朝初年，曾经号称「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更是在太祖朝以宰相身份压制住了之后的太宗皇帝赵光义数年之久，宰相的权力并未因三省六部制而瓦解。宋朝宰相赵普到得明代，太祖皇帝朱元璋吸取前朝经验和教训，为了限制相权和地方官员的权力，以「 ”三司 ”为核心建立了新的权力分配网络。所谓的「 ”三司”，即都司（都指挥司）、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分主军事、民政、司法三项权力，合称三司。值得注意的是，「 ”三司”并非收拢至一处的中央机构，相反，其建立之初各自的权力就分散在地方。唯一可以同时掌管其中之一或全部权力运行状况的，仅皇帝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废除宰相一职的明朝朝廷中，在理论上无任何文臣可以直接干涉三司行事。而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这种由皇权直面百官的方式，成为明太祖最为满意的政治架构，其曾经在《太祖实录》中不无得意的说道：「 ”自古王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种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口……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式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六部这种政务的执行机构，督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监察机构还是兵部及五军都督府等国防机构，都直接归属皇权所管辖，这种细化之法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以来，就一直被朱元璋所执行。到得其去世，这一制度基本上成为明祖成例，后世子孙在其威权之下，更是不得更改分毫。但是，这样的制度即使有着种种好处，但有一点却是连太祖皇帝都无法忽视，那就是皇权下沉之后，皇帝所需处理的政务变得更加具体和繁琐，以明太祖为例，其一天所需处理的奏折多达即使公斤之巨，这位素来勤勉的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创立了所谓的「 ”四辅官”辅助其处理政务。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制度最终演变为之后搅动明朝朝堂数百年风云的内阁制度。内阁学士二、文官政治对明代皇权的制约前文所提到的「 ”四辅官”制度，虽然在洪武一朝仅仅短暂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和设立本身就代表了明朝皇权制度建立和强化之后，所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而「 ”四辅官”则成为了这一缺陷的「 ”补完”。虽然这一制度在洪武朝最终被明太祖视为无用，却在永乐朝得到大兴，此时的「 ”四辅官”，被冠以新的名字「 ”内阁”。在明成祖时期，原本被视为辅官的「 ”四辅官”反而成为皇帝咨询和处理政务的真正中枢，《明史》的奏折张廷玉曾经十分直接的指称内阁制度「 ”地居近密，而绝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狭、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而更加重要的改变出现在宣祖和英宗朝，原本仅仅是辅助和咨询之用的内阁学士开始以「 ”票拟权”参与国事。长期为政务所累的明朝皇帝，终于忍不住主动要求文臣帮助其票拟处理奏折，而皇帝虽然仍然负责最终的决策，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票拟之后的奏折，往往会以内阁学士的票拟原文进行处理。明成祖朱棣这样的制度听起来似乎与清代的军机处有些许类似，然而实际上，清代军机处大臣虽然同样拥有对朝政的参与权利，最终执行与否仍然取决于皇帝一人。而内阁所拥有的权力，却凌驾于军机处之上，这从万历时期内阁首辅高拱曾经的论述也可以窥见一二：「 ”国朝设内阁之官，看详章奏拟旨，盖所以议处也。今后伏望皇上将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若不当上意，仍发内阁再详拟上。若或有未经发拟，自内批者，容臣等执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当，而亦可免假借之弊。” 也就是说，如果皇帝对拟票内容有所不满，只能发回内阁重新进行票拟，而无直接决策和处置的权力，所谓「 ”未经发拟，自内批者”就是暗指此类直接由皇帝处置的奏折。从这一点上来看，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数代演变后的内阁，已经拥有了对峙和制衡皇权的能力。然而即使是这样，高拱所言仍然显得太过骇人听闻，这位曾经位列内阁首辅的权臣，最终也因为自己的肆意而被迫下野，从这点来说，内阁虽然有着制衡皇权的能力，却并非一种毫无顾忌的权力。但仅仅只是这样，就足够明代皇帝感到震惊的了。内阁票拟三、士林舆论对皇权的制约机制如果说，明代内阁的票拟权，是针对皇权的一种较为硬性的制约方式，那么士林舆论对皇权的制约方式就显得更为柔和，然而这却也是明朝历代帝王最为深恶痛绝的制约方式。前文提及，洪武帝所建立的皇权运行机制，是一种以皇权为至高体现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皇权的至高性无可置疑，但事实上，由于儒家观念的深入人心，即使是洪武大帝也无法忽略文治对于政权的巩固意义，因此，「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仍然是明代君王所尊崇的政治理念。这从《明太祖实录》中也有所体现：「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 ”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由此可见，朱元璋虽然处于集权的考虑，对官员百般防范，但事实上，其仍然希望建立一个以文治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否则，一旦其后裔中有不孝之徒窃得神器，桀纣亡国的旧事也只是转瞬即至。在这种情况下，其对于百官的谏言有着近乎于放纵的宽容，敢于直言死谏的臣下，即使不录其言论，也绝少加害，到得成祖一朝，养士之风更是变成了一种「 ”政治正确”。也无怪乎嘉靖朝大礼议事件发生时，杨慎会高呼「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可以说，「 ”钳制皇权，致君尧舜”自明朝起，成为文臣最为崇高的政治使命。明代书籍在民间，这种风气仍然得以发扬。得益于明朝发达的印刷业和开明的政治风气，在明代，种种议论朝政的刊物大量发行，这些刊物中有的臧否时政，有的议论皇帝宫闱密事，有的甚至敢于涉及权力更迭这种要害事件。传说中于密道逃脱的朱允炆比如《螭头密语》就曾经极为详细的记叙了建文帝密道脱逃、明仁宗中毒身死之类毫无实证可考的坊间传闻，而其作者并非在野儒生，而是曾经官至山东副使的明代文人杨仪；《建文朝野汇编》一书更是将宣宗为惠帝之子这种宫闱辛密大胆抖出，其作者也未曾因此事被拘。这些在其余朝代动辄引来灭门祸事的文献，就这样明目张胆的被书店售卖，那么涉及当朝皇帝的舆论就更是随意流出了。这种宽松的言论自由除了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以外，对于皇权的监督同样是作用之一。活字印刷术四、皇权受抑之后的反制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作为中央集权的典型代表，明代皇权被抑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权力的最终掌握者，明代帝王们自然无法等闲视之。针对这种抑制进行的反制成了明朝皇权统治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明嘉靖朝。熟悉明朝大礼议之争的朋友，议定了解此次争斗的实质是皇权与文臣的权力之争。前文提及的杨慎等人，虽然曾经喊出「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这种令人读之热血沸腾的口号，但对于嘉靖来说，这样的口号下，掩藏的依旧是文臣集团对皇权抑制的动因。大礼议中伏阙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左顺口事件逐步演化和演变为暴力冲突也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事态了。皇权对臣属的天然压制属性，使得两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以后者的失败作为结束，左顺门廷杖风波之后，嘉靖皇帝并未放弃对文臣势力的打压，相反，其利用这一契机，对原先曾对其激烈反对的科道官员进行疯狂打压：「 ”故辅杨廷和广植化党，蔽圣聪者六年，今次第斤逐。”不仅北京一地的科道官员几乎被罢黜一空，就连原先的南京也是如此，「 ”前后共二十余人，台署为空”。然而，从结果来论，嘉靖的这次「 ”夺权”行动最终还是宣告失败，由于北虏南寇的肆虐，嘉靖晚年不得不继续强化以内阁为首的文臣集团，并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伸张皇权。但是，大礼议的胜利却最终未能延续下去，廷臣即使因政治斗争而屡屡下台，但新上任的朝臣，却无一不再进一步彪夺嘉靖的权力，这种斗争，最终以内阁制度的复兴为标志作为结束。从这个角度来讲，嘉靖晚年，以青词任士的举措，与其说是一种怠政，不如说是对权力的放手。无奈的嘉靖皇帝结语：明代集权制度，是秦代以来的集权高峰，然而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它的变化却极为曲折和反复，在洪武初期，朱元璋曾经试图将皇权的统治深度进一步下沉，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以洪武帝之勤勉，仍然不免设立「 ”四辅官”分担政务，到得明中期，随着政务数量的逐渐增加，皇帝再难重像洪武时期那样收束朝臣权力，「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构想，虽然起源于宋代，却成功在明代成为现实。在这种大势中，即使有英武之主试图逆势而行，却最终不得不囿于现实，承认文臣的共治之权。怠政的万历皇帝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 2、方志通《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3、李佳．《论明代的君臣冲突》［Ｄ］．东北师范大学博±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 4、崔晓莉．《试论明代中后期的言论自由》ｍ．晚东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