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末的蒙古人 ”不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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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末的蒙古人 ”不能打”了

在藏传佛教里,「 ”磕长头”可能是最虔诚的礼佛方式之一: 磕长头”为等身长头,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划地为号,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 有人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各种争论从未停歇。 至于你问我如何评价,只能说四个字:真不知道。 今天的文章,与「 ”磕长头”无关,但跟磕长头背后的藏传佛教有些关系——藏传佛教,给百年前的蒙古人带去了什么? 普遍认为,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原因很简单: 信了喇嘛的蒙古人,战斗力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大批青壮年出家为僧,人口锐减;大量的财富捐献给寺庙,生产力发展陷入停滞。 清末民初的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牧民,要么负债累累,要么陷入破产。 你难以想象,当年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的后人,竟会落魄到如此境地。 在人口上,清初时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而当时中国全境的人口,已经到了「 ”四万万五千万”。 与之相对的,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众多: 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 ”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所以,当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们,对藏传佛教无不大加鞭挞。 像《蒙古风俗鉴》的作者,有过求学日本经历的罗布桑却丹,就撰文怒斥道: 「 ”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 但是,如果稍微下点功夫研究研究,就会发现:把蒙古人衰弱的大锅,统统扣在藏传佛教身上,好像也不太对劲。 元朝时,随着西藏八思巴进京,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 但随着元顺帝北遁,藏传佛教就「 ”失联”了;恢复了游牧传统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萨满教。 藏传佛教与蒙古人再续前缘,是二百年后的1578年。彼时的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 阿拉坦汗 从阿拉坦汗开始到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灭亡,又是差不多二百年。 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 ”中兴”,人口开始回升,到了明末,已经达到200余万。 此时,藏传佛教已经传入了大半个世纪,但人口并未锐减。 至于战斗力,至少当时的蒙古人「 ”也还行”: 1635年漠南蒙古率先归顺清廷,而漠北喀尔喀蒙古,一直坚持到1691年;至于漠西卫拉特蒙古(噶尔丹汗国),更是坚持到了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 清朝征服漠南蒙古,用了42年;而清朝入主中原,直至收复台湾,用了39年。 像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全民笃信藏传佛教。但其鼎盛时期,已然能达到「 ”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其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 噶尔丹 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以至于乾隆皇帝下令「 ”部落灭绝”:「 ”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 同为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蒙古,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雍正归并青海时,不仅是青壮年,连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 以郭隆寺一战为例,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不敌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 甚至连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 ”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喇嘛教的重新进入,使得蒙古地区在文化上,有了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 北元后的蒙古地区,因为常年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分子几乎消失殆尽。别说牧民,就算是王爷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 但在喇嘛教进入后,新的知识阶层——喇嘛集团产生了。 因为大家都信喇嘛教,因此战争几乎不波及寺庙,因此喇嘛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 资料显示,当时的各大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所以,当时的喇嘛不仅会念经,还会画画、会治病、会画图纸,及其受人尊重。 有了这些喇嘛,蒙古的历史和文化才得以规范和传承: 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与此同时,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文献,得到妥善保存——像《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因为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很多市镇围绕寺院而生。 像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 ”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 ”西陲一大都会”。 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 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而藏传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 也就是说,从北元道清朝中期(至少),蒙古地区的人口、战斗力、文化建设等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衰颓现象。 可是到了清末,怎么突然就「 ”掉线了”? 如果查阅资料,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把当时的蒙古比作堤坝,那么从清朝建立的那一刻,堤坝上就已经出现缝隙;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了清朝末期,堤坝终于陷入崩溃。 人口锐减,首先是清廷近乎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在清军征讨漠南蒙古的过程中,像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遭到了极重的摧残: 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最惨淡之时仅剩不到17000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到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最终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时不足万人。 至于卫拉特蒙古,结局更为惨烈: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 ”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原本20多万的人口,仅剩「 ”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 乾隆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 ”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 「 ”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 ”厄鲁特种类尽矣”。 其次,是所谓「 ”盟旗制度”的实行。 当年蒙古铁骑之所以睥睨欧亚,主要就是归功于其灵活的机动性。 清廷意识到,要想让归顺的蒙古人不再「 ”造次”,便要将其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 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大小官职齐全。 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 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 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 ”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的后果,就是天灾来临之时,便只能坐等救济。 一旦救济不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 除此之外,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第三,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这个我不做任何评论,仅以一段记载便可窥知一二。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 「 ”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 于是,历史上便有了「 ”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彼时的清廷,何尝不知整个蒙古地区陷入全面崩溃的事实?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他们喜闻乐见的。 这时候,藏传佛教便成为了他们极力推崇的「 ”挡箭牌”。 清廷对喇嘛给予了极大的「 ”厚待”,为的就是避免出现以藏传佛教为号召的反抗。在清廷的领导下,整个蒙古地区大力修建寺庙,并给予僧侣们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 在当时的行政参与下,寺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能承担的范围。 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因此青壮年们必然会选择进入寺庙当喇嘛——这是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所以,乾隆才会有底气说「 ”一座喇嘛庙,胜养兵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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