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中古中国与香料之路

Posted 2022-12-29 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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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中古中国与香料之路

文/李崇寒屈原爱香，以香草赋美人，恨不得江离、芷草、秋兰全都佩戴在身。可写来写去，也不过辟芷、申椒、菌桂、蕙茵、留夷、揭车、薛荔这几样，先秦香料贫乏可见。若是他穿越到唐代，情况会大不一样。本土香草、外来香料信手拈来，一部《楚辞》说不定会成为唐人用香生活指南，被后人奉为圭臬。唐人爱好一切外来事物，政治经济地域的大一统为这个开放的帝国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宗教徒、各国使节、医生、商贾。西方、中亚、印度、东南亚的方物随之而来，在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奇物和生活用品中，香料占据重要位置。那个年代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们，莫不将自己笼罩在香气缭绕的世界里：寺院庙宇内香云弥漫，世俗生活，概莫能外；他们的浴缸加满了香料，身上散发着香味；衣服要熏香之后才能穿，上面还得挂着香囊；庭院住宅内，芳香喷鼻；公堂衙门等公共场所，香气四处弥漫。行走路间，芬馥清风里，穿越而来的屈原定会觉得自己身处理想国度中，周身被美人环绕。可惜，由于外来香料多为热带产物，不产于黄河或长江流域，屈原"对之未曾寓目，故亦不能形诸文字"，有生之年，无缘得见。香料功用很多，它赐予人美的享受，滋补身体、净化灵魂、祭飨神灵；有唐一代，在中介商们——波斯商人、粟特商人、阿拉伯商人接棒努力下，外来香料如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龙脑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没药、丁香、郁金香、阿末香、降真香等纷纷进入中国市场；香料贸易让商人获利丰厚，它带来了广州的繁荣，也因广州衰败黯淡于唐末。早期"丝香之路" 外来香料进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沿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一条经海上交通自南方沿海地区进入。古代传说中，往往将香料由西域入中国时间上溯到汉武帝时期（屈原投江100多年后）。如"后世好事者"假托东方朔之名集撰而成的《海内十洲记》，就明确表示，征和三年，汉武帝巡边至安定，西胡月氏国王遣使献香4两，大如雀卵，黑如桑葚。汉武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交由外库收藏。传言，此神香有起死回生功效，其时长安遭遇瘟疫，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在使臣建议下，汉武帝于城内取月氏神香烧之，死亡时间未超3个月者起死回生，神香芳气长期萦绕城内，3个月后才散去。通关开窍，使人死而复生的香料肯定是没有的，但月支国献香符合事实，只是时间还得往后推到东汉。较早的正史记录，窦宪通过班超，从大月氏（贵霜王朝）人手中，购买苏合香（以产地苏合得名），这大概是中国最早进口的一种香料。馥身去秽的香料倒是有，东汉初，西域贾胡深入内地，兜售西域商品"五木香、迷迭、艾纳之属"，寒士秦嘉见之，从贾胡手中买了4种好香，各1斤，赠予妻子。从考古材料看，经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较早进入中国境内。中国本没有熏香传统，熏炉首先见于广州南越王墓，说明南越国（约公元前203年立国）与海外方国有贸易往来，且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受外来影响，熏香为当时南越国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经海路进入南越的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汉武帝平南越后，海外香料通过南方沿海地区先至番禺（今广州地区，后至中原。古印度为香料大国，《后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有细布、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等。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天竺诸香从西域传入，后西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转由海路输入。由于这条南海——印度洋航线交换货物主要为中国的丝绸和国外的香料，故被后世称为"丝香之路"。早期的海上航程，直运不可能，只能通过转送，中国商船停泊于马来半岛，商使上陆转"蛮夷贾船"，再航孟加拉湾、印度。后来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加，中国和印度洋国家的商船，可沿马六甲海峡航行，直接交易。这条航线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古罗马。汉代商人与印度做贸易时，与古罗马商人在天竺相会。中国人以丝帛换香药、象牙、珠宝、犀角等货物，罗马商人则将丝绸运往红海港口，以骆驼驮运至尼罗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这样，"古埃及女王姑娄巴，罗马统治者恺撒及其宫廷能够得到中国丝绵袍服，而中国也由此得到海西琉璃、香药和幻人（魔术师）"。敦煌壁画《盛唐海船图》香料的正式输入两汉时期，南海——印度洋丝香之路初具规模，外来香料算不得大宗商品。学者陈连庆将魏晋时期视为异域香料正式输入阶段，中国本土香料逐渐退居其次。一者关于西域南海外来香料及品种的记载越来越多，大都翔实可信。二者，所谓"佛教传入之路也是一条香药传入之路"，随着佛教深入，中国对外来香料需求量增加。佛经认为，以香药涂布身体是一种功德，可以充实活力，洁净身体，延长生命，增进健康，"故佛法中香为佛事"，烧香礼佛之事渐多。曹操尚俭，对于外来的贵重香料，下过禁令，"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但在招纳贤才方面却很大方，他曾赠予诸葛亮5斤鸡舌香，不是嫌他口臭，而是取同含鸡舌香，共理朝堂事之义，向诸葛亮示好。儿子曹丕也不是省油的灯，亲手种迷迭于中庭，招呼文坛诸家前来作赋，即位后极尽所能搜集珍奇香料。西晋建国后，皇族门阀阶层对外来香料的渴求，刺激西域胡商东行。南海交通的便利，产于印度、东南亚的香料不断输入。异域香料毕竟流通有限，韩寿偷香故事广为流传。《世说新语》载，西晋开国元勋贾充幕僚韩寿，因其姿色俊美，被贾充女儿贾午看上。两人私下往来间，贾午将御赐给贾充和陈骞的西域奇香赠予韩寿，此香一经沾身，香味好几个月也散不去。一日，贾充召集韩寿开会，对其浑身散发出的芳香甚为熟悉，怀疑家里出了内贼，便开始调查此事，贾午婢女只好如实相告。怎料这一西域奇香竟促成一段好姻缘，颇受贾充欣赏的韩寿最终抱得美人归，不仅"偷"了香，还成了贾家上门女婿。大秦货？波斯货？汉晋之际，见于史料记载的香料有微木（没药别名）、苏合、狄提、迷迭、兜纳、白附子、鸡舌香、沉香、檀香、乳香、藿香、郁金香、芸胶（安息香）等。叙利亚的苏合香、阿拉伯的乳香、印度的郁金香和青木香均由罗马人贩卖至中国，时人多认为它们为大秦物产。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还是与古罗马帝国时期海上势力扩张有关。284年，大秦（罗马）商人运来蜜香纸3万幅，在当时来说，算是一宗较大的香料贸易。蜜香纸由蜜香树的皮叶加工而成，这种香料产于印度支那，罗马商人只是充当转运商角色罢了。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埃及的红海沿岸在唯一的专制君主的和平治理下统一了。帝国境内废除了所有的过境税与敲诈勒索，镇压了帝国境内的土匪与海上的强盗，为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罗马商人从埃及的红海古港迈奥霍穆扬帆出海，每年发船百余艘，远航印度海，东达印度马拉巴海岸和锡兰岛（斯里兰卡）。1世纪以后，罗马商人走得更远，发现了一条直抵中国的全海运路线。《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大秦通中国之路线有陆路、海路、此外还有水道通益州（今四川成都）、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 3世纪，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萨珊族推翻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建立。萨珊波斯不断强大的同时，西面罗马帝国在内部社会危机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大为衰落，无暇顾及东西方贸易；东方的中亚强国贵霜帝国也再无复振机会。幅员辽阔，连通四方的萨珊波斯成为中亚地区最具影响的力量。它将触角延伸至南面的海洋与北方的草原，等到4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恢复元气，打算重拾国际贸易时，通往东方获取丝绸的交通要道已被波斯人垄断。虽然拜占廷的皇帝们数次试图打破这道屏障大都以失败告终。波斯人不仅控制阿拉伯海、波斯湾地区，掌握海上贸易霸权，4世纪后半期，罗马——拜占廷帝国与东方的陆路交通很大程度上也被萨珊波斯帝国控制。西迄拜占廷——波斯边界、东抵中亚阿富汗的广大地区，活跃着大量自由经商的波斯人。得益于萨珊波斯与印度王公友好关系，在印度和锡兰经商的波斯商人享受了大量特权及免税权，拥有庞大居留地，波斯商人布满丝路沿线。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拜占廷帝国对东方商品，特别是丝绸的需求，只能通过与萨珊波斯商人的交易来满足，尽管罗马人对这些"精于各种罪恶，好战，无礼"的波斯人深恶痛绝，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拥有所有东西"。这些波斯人不仅贩卖本土所生产的香料，还介入了从波斯湾到南海的香料贸易（一来可以受益，二来也是为了避免在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中流失大量银币），以至于"从四世纪末到七世纪初，中国历代王朝的史料把交趾半岛、锡兰、印度、大食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货\'，这是因为把这些产品输入中国的进口商人绝大部分是"波斯人"。不过百年的时间，被视为大秦物产的苏合香、乳香、郁金香和青木香又通通被标记为"波斯货"。各司其职的中介商鉴于波斯人在海上的强大势力，波斯语成为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使用的"官方语言"，由于常年在海上从事冒险生意，波斯商人经常在船上饲养信鸽，每安全到达一个目的地，便"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体积大、过于沉重的芳香木材为波斯人经营的主要商品。史载，波斯知名商人李苏沙曾向唐敬宗进献沉香，作为修建亭子材料。唐代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北）每年常有波斯船经过，大首领冯若芳总能劫取两三艘，将船中乳香、苏木香等香料占为己有，有客人来时，便以乳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用不完的苏芳木放于宅后，堆积如山外来香料渗透唐人上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水浴、按摩、香油、涂敷、焚烧、消遣、保健、释儒宗教仪规等，都离不开它。那个时期，从东非的索马里到欧洲地中海沿岸，从阿拉伯半岛到南中国海，哪里有香料，哪里就有波斯商人。同期，粟特商人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往返于敦煌、吐鲁番等地，转运丝绸、香料，获取高额利润。粟特人的家乡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较波斯人来说，他们更靠近中国。学者荣新江指出，正是因为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萨珊波斯的商人很难插足其间，来争夺中亚和中国本土的商业利益。粟特人的经营方式很独特，他们集体行动，组成商队，在商队首领萨保统帅下，从粟特本土向外，不断扩散。"在经行的丝路城镇中，（粟特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聚落），一批人留下来，另一批人继续前进，而且不断有粟特商队前来补给。于是在丝路沿线，逐渐形成一连串的粟特聚落，成为他们倒卖商品、储存货物、休整居住的地方。一些原本是粟特商队首领的萨保成为聚落首领。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整个丝路贸易。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粟特人经营香料数量不仅可观，利润丰厚，来源亦十分广泛，有丁香、沉香、檀香等，基本涵盖西域、南海诸国名香。他们在唐朝设有专门买卖香料的店铺，成立行会——香行社。以数十倍甚至于百倍于原价的价格，向东，以香料换丝绸，向西，以香料换黄金、珠宝。在中介商波斯人和粟特人的眼里，香料俨然通行欧亚非的硬通货。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如同萨珊波斯的出现，阻断了拜占庭帝国的海上贸易之路。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香料贸易中介商的接力棒被阿拉伯商人拿下。萨珊波斯在与拜占庭帝国连年战争中耗尽国力，面对咄咄逼人、势不可挡的阿拉伯势力，无力抵挡，651年宣告灭亡。这个被唐人称为"大食"的帝国一路扩张——征服拜占庭大片领地，进军波斯，怛罗斯战役中（751）大胜唐朝，挥师北非、西南欧，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势力逐渐退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道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其时，黑衣大食灭掉白衣大食，建立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旨在通过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历经4年时间，在10多万工人共同努力下，768年，巴格达建成。"建造巴格达城的时候，住居在底格里斯河滨的中国工匠，也参加了这一建设。"这座营建在古巴比伦文明土地上的西亚明珠，有内外、紫禁3城，4道城门，"它依靠底格里斯河道和发达的内河河网，商道通达全国和世界大洋，远达中国"。大食与大唐的海上互市，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贸易商圈。拉伯半岛历来盛产香料，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载，"再说阿拉伯，则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当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出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树胶"。波斯帝国时代，"阿拉伯人每年奉献（波斯）一千塔兰特（注，1塔兰特略等于26千克）的乳香"。萨珊波斯灭亡后，阿拉伯人垄断了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的香料贸易，"几乎遍及印度洋到南海航道上的各处商业城市和据点"。他们不仅出口本地香料，还引入外来香料，和大唐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料消费国。 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定期出发，从阿拉伯湾各港口航行至中国。一般来说，他们会在9月或10月出发，顺着冬季季风跨越印度洋，大约在第二年的4月或5月，到达广州，他们在广州停留，买卖货物，度过夏天，于10月或11月乘东北季风回到马六甲海峡，最终在第三年初夏重新回到阿拉伯湾各港口，来回耗时一年半。当时，从广州输往大食地区的香料有麝香、肉桂、沉香等，其中麝香、肉桂产自中国本土，而沉香则非中国主产（实产于东南亚），阿拉伯商人之所以能在广州买到沉香，是因为那里是巨大的沉香市场。产自阿拉伯的龙脑香、乳香、丁香、小茴香、没药等，循海路进入中国。仰仗香料贸易，阿拉伯帝国的港口城市巴士拉、西拉夫在9-10世纪异常繁荣，尤其是西拉夫，它的崛起完全靠海外贸易，在西拉夫，普通商人的资本超过100万第纳尔，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资本有的高达400万第纳尔。温翠芳估算，若把此数跟唐大历末年之岁入1200万贯作比较的话，400万第纳尔则相当于唐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16%。区别于一般人住宅以泥土或烧砖为建筑材料，这些西拉夫的大富豪们用从印度进口来的柚木建造住宅。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阿拉伯帝国，大食宫廷极尽奢侈之能事，对丝绸和香料的消费令人震惊，"哈里发的宫殿里，挂着帐幔三万八千幅，其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幅是绣金的"。825年，哈里发麦蒙举行婚礼时，"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阿拉伯文学把这当作当代难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来"。仪式中不乏将1000颗极大的珍珠撒向新人这种炫富行为，新婚当夜，一支200磅的龙涎香烛被点燃，照耀得黑夜如同白昼，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收到了备有礼券的麝香丸，礼券中写明田地份，或者奴隶一名，或者别的礼物。唐宣宗以前，皇帝每行幸时，"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和现在的土豪手笔——玫瑰花铺满地上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此种奢侈的皇宫习俗一直到唐宣宗执政时才废止。在用香料标榜身份，尽情挥霍方面，唐代皇室贵族同哈里发们没什么区别。广州：外来香料与一座城市的兴衰三国时，孙吴建置广州，此后，广州成外来香料循海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作为当时世界上香料的最大港口，开元年间，广州江中，停满了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一派万舶争先、千艘竞进的壮观场面。随着唐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强盛，越来越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聚集在广州，有的停留半年只为等待返程季风来临，有的直接在那安家定居。9世纪70年代，是外商住唐（住居中国，即为"住唐"）的高峰时期，据史料载，在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等，达12万之多，但主要的还是阿拉伯人。这一部分与远洋贸易航程长、受季风限制有关，一部分也与阿拉伯人当时的贸易方式脱不了干系。当时的阿拉伯商人，身兼收购商、批发商、进出口商多重身份，作为出口商，他们把香料、琉璃、象牙等货物运到广州，人货到广州后，又以当地批发商身份，完税，专卖和听市推销，直到收取货款或在当地易货；带来的货物脱手后，又以进口商的身份，在中国收购大量陶瓷、丝绸再装运回国。这样的商业循环活动周期很长，需长时间停留广州。唐末曾在中国经商兼旅游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对中国人在商业和公事上的公道行为尤为称赞。唐朝政府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对外商采取奖励和保护措施，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廷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法律行事，准其建立侨居地——蕃坊，设蕃长为主领，并建怀圣寺，方便阿拉伯商人举行宗教聚会。贸易方面，据苏莱曼介绍，"商船从海外到达广州，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口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唐朝皇帝对于外商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对阿拉伯商人进行敲诈，皇帝还不时发布救令，禁止对他们滥征各种杂税。" 正是因为种种优待，以阿拉伯商人为代表的外商们乐于待在广州，广州政府因之获益颇丰，主管广州的政府官员地位也随之上升，"威严不异于天子"。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每天午时钟声敲响，各式肤色的外国人及汉人从各个地方聚集而来，往来贸易互通有无，夕阳西下，又各自散去。广州外贸（市舶）税收数额之大，在唐代中央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致黄巢起义军征战时期，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879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摧毁养蚕桑园，阿拉伯商人不仅性命难保，还失去了丝绸货源。起义军对阿拉伯船主和船商进行追害，强迫他们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无奈之下，广州被阿拉伯商人抛弃。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地点转移到马来半岛上，曾盛极一时的巴格达——广州海上香料之路迎来了它的冬天。阿拉伯商人对东西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却延续了一整个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