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日成为世仇，康梁变法失败为何还逃往日本

Posted 2022-12-29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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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中日成为世仇，康梁变法失败为何还逃往日本

1853年「 ”黑船事件”后，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这也激励了日本变法图存、学习西方的高潮，日本派100多名官员到西方学习，促成了「 ”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船坚炮利的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的中国，致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自此之后，一批年轻的士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致力于变法图存，一些洋务派官员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实质性的变革，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年间，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大肆杀戮，康有为、梁启超仓促间乘日本炮舰，跑到日本躲藏起来。人们不禁奇怪，中日是宿仇，变法失败的康梁为何要逃到日本？张之洞的联日「 ”三项计划”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发展蒸蒸日上，一个「 ”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清帝国这个泱泱大国。像张之洞这样的实力派也受到很大冲击，他希望能够借助日本经验，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兴办日本式的企业，按照日本的军事训练方法来训练军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张之洞虽然早有这个念头，但是他联合日本的想法，是从日本派参谋大佐神尾光臣访问湖北时产生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德国出兵抢占胶州湾，其他列强也在虎视眈眈，这时日本军方也在长江流域活动，日军参谋神尾光臣原来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任职，后来他被参谋本部选中，专门去武汉拜访张之洞。张之洞在没有搞清对方意图的情况下，先行回避，派自己的亲信与神尾光臣洽谈。神尾光臣与张之洞的亲信洽谈说：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又同处亚洲，所以两国交往友谊必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日本愿与中国详细商谈，制定计划，帮助中国变法图强，共同抵抗西洋诸国。知道神尾光臣的意图后，张之洞大为兴奋，这与他的想法一拍即合，所以他致电在北京的总理衙门，把自己的分析和想法和盘托出，他觉得联合英国、日本，共同抵抗俄国、德国，是一个上选的想法。日本代表又向他声称，深深后悔前年不应该与中国发生战争（甲午战争），所以希望中国能派学生进入日本的各种学堂，学习最新的制度、经济、机器、军事等各方面的知识，共同对抗西洋各国。张之洞曾经一天给总理衙门三次致电，他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总理衙门的回话却无疑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总理衙门认为，日本这几年态度骄横，尤其是马关条约以来，中国受害很深，想与日本英国联合，这只是他们国家个别军人和思想家的想法，并非其国策，所以轻易不能谈联合之事，以免上当。日本军方代表进一步言之凿凿，他们的说法是：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联谁？目前西方各国都虎视眈眈，意欲瓜分亚洲，此时贵我两国应冰释前嫌，卧薪尝胆，练兵兴学，抓住时机，如果我们联盟的计划谈成，日本将说服英国，资助中国铁轨、国债、兵轮等，帮助中国迅速图强。虽然北京对此不热，但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手中握有实权，他在脚踏实地的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制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与日本的合作计划，主要包括这几方面：第一，委派学生到日本学习，拟派学生200人，学习理科、军医、枪炮、武备等等；第二，是请求日本派遣一个参谋教学团队，帮助中国训练，就是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第三，是希望日本派遣技术人员，帮助湖北更新机器、扩大规模，除改造枪炮厂外，还有设立造纸厂、制革厂等想法。张之洞的想法得到了日本外务省官员的极大关注，他与日本外务省的函件来往都被标注为「 ”要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当维新向前推进、新法不断的时候，很多保守派势力看不惯了，他们决意中断变法。慈禧动手，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抓，戊戌六君子被杀，张之洞也被迫终止了自己的改革。康有为曾想与日本「 ”合邦” 康有为的想法，比张之洞走得更远，他甚至提出中国与日本建立联邦的建议。他把自己的想法与杨深秀, 宋伯鲁等人交流，并向光绪皇帝写出奏折，呼吁与日本实行合邦。康有为认为：「 ”日本虽是岛国，但维新以来，国势骤胜，进步之速，欧美惮之；而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如果两国联合，借彼此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则祖宗缔造之业则巩如磐石。此事若在欧西，必然会合并为一个国家，也并不为怪。” 康有为和他的同伴们草拟各种奏折，阐述他的观点。康有为认为，只有与日本合邦，才能使新政得以保存。他已经把最后的希望，压在了与日本合邦的计划上了。康有为与日本合邦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百日维新刚开始的时候，康有为就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中日两国「 ”合邦大会议”，先做舆论准备，然后知会于各省。后来，守旧派猖狂反扑，局势日益紧张，康有为势单力孤，更是动了与日本合邦的念头。后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北京，向维新派展示了「 ”列强瓜分中国图”，并提出「 ”变法图强已恐缓不济急，应先求足以图存，而后可言自振也”。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建议深深打动，他连夜与几个御史一起草拟奏折，奏请光绪皇帝立即实行与日本合邦的计划。期间来华游历的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受到了光绪皇帝的接见，此时由于受慈禧太后的钳制，光绪皇帝已如同傀儡，被严密监视。他虽然看到过康有为及其同伴们联合日本的奏章，但大势已去，他已没有什么作为了。此后发生戊戌政变，维新派被搜捕。仓促间，康有为梁启超决定逃往日本。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农历八月初六（公立9月21日）日戊戌政变的当夜，守旧派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抄康有为住的南海馆，谁知其早有准备，已不在住处；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得知此事就连忙躲入日本公使馆，寻求保护，待了一夜后，「 ”断发辫，着洋服，下午三点向天津出发”，进入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内，后在驻天津一等领事郑永昌及两名日本人的带领下，于9月25日晚9点乘坐中国小船出发。谁知，一只北洋水师的小蒸汽船追了上来，上面有警员、带枪士兵20余人，说船上有康党同谋潜伏，不顾日本人辩解，强行拴住小船拖回天津。日本领事馆人员一面争论，一面向报告情况。待到传到塘沽港，领事郑永昌挥帽示意，日本军舰大岛号立刻放出一条小船，大清的警员见状立即准备逃走。领事们对警员说上岸再做讨论，警员连说不必，就仓皇逃跑了。后来，日本领事把梁启超转移到一艘商船上，使其于九月六日（公立10月20日）顺利抵达日本东京。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洋务派人士张之洞、陈宝箴等与日本政府当局接触很多，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与日本各界人士联系密切，交流深入。在他们的认识里，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所以，甲午战争对他们来说，更多是一种警醒的作用，而不是排斥的作用。而且，日本与中国同属亚洲，很多日本高层会用中文写诗文，相比西洋诸国，他们是有接近感的。从心底来讲，他们是倾向于日本的。日本也一直在拉拢、接近清帝国的高层人士，不仅广泛接触各省的封疆大吏，而且与维新派人士过往甚密，并且积极要求清帝国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来，甚至要帮助中国维新变法，后来因慈禧的介入而未果。而维新派人士变法受阻，首先想到的也是逃到日本，受其庇护，以求东山再起。这也就不奇怪，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在变法失败后首选逃亡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