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府琉璃器，今入寻常百姓家——史话玻璃在古代中国的普及

Posted 2022-12-29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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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府琉璃器，今入寻常百姓家——史话玻璃在古代中国的普及

明清时期博山、广州等区域玻璃生产中心的形成,大大促进了玻璃制品的流通,尽管存在着工艺水平的差异,但过去名贵罕见的奢侈品成为人人皆可购买的廉价商品,这无疑推动了玻璃在大众中的普及,蒙在玻璃制品上的神秘面纱被渐渐揭开。这两地玻璃生产的渊源各异,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结合传世文献、传教士书信著作和国内外传世品可以一窥当时官廷以外的民间玻璃生产概况。民国时重修的《颜山孙氏族谱》的序言部分记载,颜山孙氏之祖克让于洪武三年(1370年)迁来颜神镇,"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亦即明代博山的颜神镇已经开始向朝廷进贡"青帘"(即珠帘)。孙克让的九世孙、《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详细记载了青帘的制法和功用:"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水斯冰。纬为幌薄,傅于朱棂。瑞烟徐起,旭日始升。影动几筵,光浮御屏。栖神象玄,以合窈冥。用之郊坛焉,用之清庙焉。隶于司空,以称国工。"水晶色的琉璃料以氧化钻(回青)为着色剂,制成蓝色的管形珠,穿成帘子,悬于宗庙祭祀场所,在光线的映衬下,形成深沉肃穆的光影效果。进入清代,博山已经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行销全国,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清官档案显示,乾隆十二年(1757年),博山玻璃匠何崇福在玻璃厂服役,因天气炎热不能烧造,改于秋后十月起程赴京应役;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812-1817年)有博山吹活匠郝珍和郝兰兄弟在玻璃厂工作;道光十七年(1837年),博山吹玻璃匠张坤、李克成在玻璃厂从正月到腊月,全年领取饷银。可见博山玻璃工匠一直是造办处玻璃厂活跃力量,他们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从事玻璃制作,返乡之后将在京城学到的工艺应用到本地的玻璃生产中,推动了技术的交流与革新。根据明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清孙廷铨《颜山杂记》中记载:"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铅丹则不精。三合然后生",而后又具体解释各种原材料的特点及在制作玻璃时扮演的角色,"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棱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为干也,紫者以为软也,凌子者以为莹也。是故白以为干,则刚;紫以为软,则斥之为薄而易张;凌子以为莹,则镜物有光"。可见博山琉璃生产所需的矿物原料主要有马牙石、紫石、凌子石,马牙石可能为长石,紫石即黄石,用以降低琉璃的软化点,凌子石又称菱石,亦即白云石,能增强玻璃的光泽,三种矿石跟硝一起熔炼即可得到玻璃,所谓的硝应该是硝酸盐的统称,包括芒硝、火硝和皮硝三种,古代多用火硝熔炼玻璃。矿物原料之外,还需要黄丹、白铅、铜、铜绿、铁、回青等人工制造的金属化合物。黄丹、白铅、丹铅都是铅的化合物,熔炼玻璃时用作澄清剂,其余的铜、铁、铜绿、回青等都是用作着色剂。原料、澄清剂和着色剂混合之后,还需要燃料的煅烧,这里的燃料就是"焦"或礁"",即焦炭。博山产煤,所谓"礁出于炭而烈于炭","散无力也,炼而坚之,谓之礁"",说的都是要将煤转变成焦炭,以做冶炼之用。《颜山杂记》对清代玻璃研究的重要之处还在于不仅记载了制作玻璃所需要的原材料,还留下了制作不同颜色玻璃的不同配方,根据焰硝的数量来确定不同材料的配比,共计十种配方,包括水晶、正白、梅萼红、蓝、秋黄、映青、牙白、正黑绿、鹅黄。虽然这些配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仰仗工匠的经验,但跟过去文献中模糊甚至错误的记载相比更加具体而丰富,是当时工匠生产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玻璃生产的实际情况,对复原博山民间玻璃作坊的历史细节弥足珍贵。根据孙廷铨的记载,博山玻璃产品种类众多,主要种类有穿珠之属,即制珠并将其组合而穿成不同类型的装饰品,包括青帘、华灯、珠穿灯、屏风、罐合、果山等;实之属,即棋子、风铃、念珠、壶顶、簪珥、料方等;空之属,即吹制而成的中空产品,包括泡灯、鱼瓶、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响器、鼓珰等;孙氏还详细记载了不同种类产品的制法,这些产品多以穿孔、中空或实心的小件装饰品为主,也生产玻璃器皿。其中铺丝产品独具特色。铺丝又称料丝,《徐氏笔精》记载,"料丝灯,出滇南金齿者胜…上绘山水人物,诸色极晶莹可爱,以煮料为丝,故名料丝"。即正反两面都排列无色透明的玻璃丝,中间夹有纸本绘画。制作铺丝产品首先要拔出玻璃丝,立两根铁杆,一根铁杆蘸取少量玻璃液,用小钳引出丝头,在铁杆间往复缠绕,拉出细细的玻璃丝,冷却后截短成束,挑选直径相近的玻璃丝用来铺丝,接下来即可铺开纸画,并用白纸条做边框,上抹糨糊,以清鳔水铺丝。待干后裁边加框,即成铺丝屏、匾等。除此之外,还制作平板玻璃。之前历代文献中虽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琉璃窗或屏风的记载,但由于语焉不详,这些记载都非常可疑,无法作为认定当时已经制作平板玻璃的确切证据,加之从南越王汉墓之后再也没有平板玻璃的考古发现,因此平板玻璃在中国古代的使用情况一直不太清楚。事实上文献中出现制作平板玻璃的确切记载已经晚至清代同治年间。王侃的《江州笔谈》中提到重庆的制作平板玻璃的作坊,"昨偕友人往观,见炉炽石瓮通红。瓮身欹侧,其口外向,深二尺余。消治石粉,如金之在熔。匠者力持四尺铁管,挑起如饧,旋转其管裹之,急以拍板相规,再入火中。移时,自管端吹使微空,复挑复裹,视其大如茹,持登木架,俯向地坑中,手转口吹,渐长二尺余,大过合抱。既冷,赤色转绿,光明透彻可爱。脱其管,以金刚划开,有若瓦解。承以大土坯,入别炉烘之,则渐展平,以作镜屏各物,随料取用。问其火候,盖三昼夜乃能熔化也"。其原理是先吹出一个大玻璃泡,然后用金刚石分段划开,最后将划开的带弧度的玻璃片放在土坯上再放入其他炉中烘软之后推平。奥地利旅行家 Wartegg在其1897年出版的《Shantung undDeutsch- China》一书中记载了博山地区的玻璃吹制业的情况,"在此地,除了有煤矿业之外,我还发现了其他工业,比如车轮制造业、陶瓷业,特别是玻璃吹制业。颜神镇的主要大街每三户中就有一家四至六人规模的玻璃作坊,他们使用的是我们生产玻璃瓶的吹制工艺。产品有:玻璃珠、手镯、饮酒器、玻璃棒和玻璃窗,我见到的最大尺寸的产品是用来制作灯的玻璃片,中国人很喜欢用玻璃来仿制玉和珍珠,颜色非常漂亮,而此地盛产用来制作这些颜色玻璃的原材料"。推测当时博山的玻璃作坊中很可能已经开始生产制作灯和窗户所用的平板玻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