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明君的崇祯，把大明帝国整灭亡的原因，竟然是没有上过学

Posted 2022-12-29 太监

篇首语：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看似明君的崇祯，把大明帝国整灭亡的原因，竟然是没有上过学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看似明君的崇祯，把大明帝国整灭亡的原因，竟然是没有上过学

阿元这是一个勤劳的皇帝，甚至没有之一。几乎每天都要起五更、爬半夜，全心全意为大明王朝服务。这是一个清廉的皇帝。节衣缩食，穿补丁衣服、吃简单的饭菜，从来不乱搞女人，也不乱花钱。这是一个真正与国家共命运的皇帝。他是亡国之君中，最不像昏君的一个。清朝人编写的《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真是亡国之义烈。李自成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大臣都不是好东西。没错，他就是崇祯皇帝。 1644年4月25日，崇祯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年龄只有33岁。这么一个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有为君主，为啥会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走上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呢？因为按儒家标准，崇祯是一个好皇帝。不贪财不好色，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还因为在崇祯的身边，几乎全是正人君子东林党人，组成的大臣班子，而且对太监的任用也并不过分，所以历史上的大小儒们，在给崇祯为啥亡国找理由的时候，是满脸懵。咋整呢？硬给他安了个罪名，叫刚愎自用。但崇祯还真没有这个毛病。对身边的儒臣，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咱们来看看崇祯刚刚当上皇帝的一些举措。扫清阉党后，崇祯组建了一水儿东林党人的内阁。东林内阁随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地一种侮辱。俺们都是儒家文化的水泡大，道德水准贼老高的君子，能干坏事吗？你用不着整一帮人看着。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相当的信任，觉得就算没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干工作，所以欣然批准了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东厂。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崇祯在解散了东厂之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俺还应该干点啥，咱们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呢？才能实现中兴大明呢？东林君子们认为还应该撤销所有的，以太监为主导的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太监、军中的监军等等。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把河道太监给废除掉。但接下来的皇帝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地祖父嘉靖。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说花多少钱、咋花的，根本查不出来，只能任由他们贪污腐败吃回扣。其实万历拿太监的贪污腐败也没招儿，所以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这可能是皇帝们喜欢用太监干活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文官就像一堆臭狗屎。你明知道他们不是玩意，但打不得、碰不得，否则你就是桀纣之君，是昏君王八蛋，在史书中是要遗臭万年的。但太监不一样。太监是家奴，而且是天生的坏蛋。太监不好好干活，皇帝想杀就杀，还可能得到为民除害的好名声。万历干不好就杀的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太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地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太监在死亡的威胁下，只能少贪甚至不贪，大大影响了文官系统，在治河款项上的贪腐力度。所以文官们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地这条恶法。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地恶政举了出来。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之后颁布的，文官们又大力反对，崇祯就觉得肯定是一条邪恶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地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让文官系统再次把控了治河工作。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 ”节约”，把修河治水款吃回扣了。所有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地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地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在崇祯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还有天启皇帝都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地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地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的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 ”禁海”。他们认为，万历、天启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地恶政，而且随后连绵地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地极端非正义性，崇祯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地判断，下令各海关地太监回宫。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地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地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地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银子了。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 ”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地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地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地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地衣服。等要钱不要脸地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的现象。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向万历提出严正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咋整呢？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地商人肯交税，那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 大明地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地无赖打败了。天启皇帝后期，魏忠贤的做法和万历差不多，也派太监去收税，影响了文官系统的收入，是大大的恶政。根据文臣地要求废除了各种「 ”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地税收后，崇祯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地高度赞誉，朝野地东林君子们称赞崇祯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是尧舜之君。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地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崇祯皇帝，不仅没有刚愎自用，反而是从谏如流。崇祯的从谏如流还没有完。因为听了东林党人的建议，取消了所有工商方面的税收（东林党人的理由是农本商末，收工商税就等于承认了工商的重要性；再有收工商税是「 ”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文化的要求。实际原因是东林党人是东南地区工商利益阶层的代言人。这也是东林党人与张居正、万历皇帝、魏忠贤等人进行坚决斗争的真正原因。），结果朝廷没钱了。当时天下乱得不得了，东北有女真人、陕西等地有流匪，战争不断，没钱不行。这把崇祯给愁的啊，二十来岁的小伙整跟小老头似的。咋办呢？东林党组成的大臣群体再次建议，加农民税赋。各地无论是否有灾，赋税照旧，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税，还要补交。然后增加收费项目，用收来的钱练多多的兵，兵多了，不就能把把女真人和流贼都给灭了吗？陕西，李自成起义的大根据地，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时，赋税每亩地2钱白银，东林再次掌权后，赋税为每亩2两。这也是崇祯一朝，农民起义不断的真正原因。崇祯关心百姓啊，就问了,这不成了乱收费了吗？这不是增加了农民负担了吗？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辽饷，后来又扩大练饷、辽饷的绝对数量。在崇祯死前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和他吵了一架，崇祯才明白，他被他的大臣们，被帝国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给忽悠了。蒋德璟和崇祯吵架的原因，是一位叫光时亨的上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 ”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问道：聚敛小人指的是谁？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工作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他点出了一连串征税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这是搜刮百姓；同时他还点出了一连串兵马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明白练兵毫无成绩。搜刮了巨量的银子，却没有练出兵来．这究竟应该算聚敛还应该算练兵，已经不言自明了。后边的话还长。总之是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财政部长主动站了出来，说本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皇上听了这话，火气才消了一点。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一种，和杨嗣昌以及内阁众大臣们所说的，加征练饷、辽饷之后，完全相反的一种情景。按杨嗣昌及内阁众大臣的说法，加征的费用应该是落在土地多的人身上，应该是缙绅士大夫阶层来多掏这笔钱的，而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但因为官僚系统的腐败，加征后的事实是，农民的负担成倍成倍的加重，纷纷破产，缙绅士大夫阶层趁机兼并土地，成为越来越大的地主。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 ”贼”就越踊跃，「 ”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 ”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用现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终于明白了，他被既得利益集团在朝廷中的代理们，也就是他的大臣们给忽悠了，明白了在既得利益集团整体腐败的情况下，征税越多盗贼越多的道理。而崇祯后的儒家们，之所以得出崇祯刚愎自用的结论，来自于崇祯对大臣的处置。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换了内阁辅臣50人，兵部尚书14人，刑部尚书17人；诛杀臣僚无数，包括首辅两人，总督巡抚以上大员22人。事实上，崇祯之所以杀掉这些大臣，来自内心极度的失望。在即位后远太监、远奸臣（东林党人口中的），重用所谓一身正气的东林党人，对他们的建议全盘采纳，并被称为圣人（后期东林党人领袖张溥语）之后，大明王朝不但没有走向伟大复兴，不但没有成为和谐社会，反而在外忧内乱中越陷越深。这种情况下，崇祯心目中的失望和愤怒可以想象。杀掉那些提出一大堆建议，但没有一个管用的大臣们，也可以理解。但即便自以为按着儒家文化执政的，对东林党人言听计从的崇祯，最后得到的，代表儒家思想的文官评价却是：「 ”独夫授首，何足道哉！”可见作为儒家思想代表阶层的文官们，是何等的不要脸。因为崇祯真的没有刚愎自用，所以清帝国在总结崇祯成为亡国之君的原因时，没那么不要脸，而是认为他不会用人，或者是没有用对人。事实上，和许多人评价相反，崇祯对大臣的信任程度，几乎是无条件的，是用人不疑的典范。以袁崇焕为例，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兵给兵、要权给权，他要求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允许的，而且不派监军。此外还为袁崇焕多次擦屁股。袁崇焕理论上是阉党，为魏忠贤立过生祠，据说还送过很多次礼。这个道德污点，崇祯视而不见。崇祯二年，袁崇焕擅杀持有尚方宝剑，相当于钦差大臣的毛文龙。对于这种近乎造反的行为，崇祯进行了追认，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大将满桂和袁崇焕有矛盾，崇祯连矛盾的原因都不问，把满桂调整到了大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崇祯相信袁崇焕的一句大话：五年平辽。崇祯杀袁崇焕，根本原因是他辜负了崇祯的这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信任。在崇祯给了袁崇焕绝对的信任、巨大的权力、充足的人力物力，并跟在屁股后边擦个不停的情况下，袁崇焕上任一年零四个月，他五年平辽承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多的情况下，平辽不仅没有任何的进展，还把后金军给平到了北京城下。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崇祯还对袁崇焕保持着绝对的信任，任命他总管天下勤王兵马，把后金人打出去。结果袁崇焕再次让崇祯失望，统率的军队一败涂地，各路勤王军兵不知所措，后金军甚至有攻进北京的可能。换做是你，你能不生气？正是崇祯曾经对袁崇焕绝对的信任，换来了难以承受的失望，才是他杀掉袁崇焕的真正原因。说来也怪，崇祯杀了袁崇焕之后，清军很快就从北京城下撤退了，可见杀袁崇焕还是挺有道理的。类似的还有杨嗣昌，还有众正盈朝的东林君子们，崇祯对他们也都是绝对的信任。他们说魏忠贤是坏人，赶走；他们说朝中有阉党，杀的杀、抓的抓；他们说收商税、矿税是与民争利，立马取消；他们说不用治理黄河，行；他们说加征练饷、辽饷，征…… 但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起到一丁点的作用，反正让局面越来越坏，后金军越来越强，流贼越来越多…… 面对这样的局面，你换掉，甚至是杀掉那些没有完成自己职责，还要为此负责的官员们，有什么毛病吗？有啥问题吗？一向被评价很高的崇祯，是明代除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之外，杀大臣最多的皇帝。没有之一。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以下都是他所杀的著名大臣：杨镐，兵部侍郎，崇祯二年1629年因萨尔浒战败被杀。刘策，蓟辽都御史，崇祯三年1630年因辽东战事失利被杀。袁崇焕，督师，辽东巡抚，崇祯三年1630年被杀。孙元化，巡抚都御史，崇祯五年1632年因辽东战事失利被杀。杨一鹏，漕运总督，崇祯七年1634年因农民军破凤阳被杀。熊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招降张献忠、罗汝才失败被杀；同时还杀了总兵官33人。郑崇俭，三边总督，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剿农民军不力被杀。薛国观，内阁首辅，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劝说皇亲国戚捐助军款被杀。陈新甲，兵部尚书，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泄露崇祯与满清议和的消息被杀。周延儒，内阁首辅，崇祯十六年1643年因贪污、谎报军情被杀。以上为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其它下级官员被杀的不下上百人。除了杀大臣人数众多之外，他撤换的高级官员也是最多的。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崇祯皇帝，仅仅在位了十七年…… 崇祯杀大臣，换高官，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杀人狂，或者多么残暴，或者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崇祯实际是陷入到一个死局之中。统治天下，只能靠这些有文化的缙绅士大夫阶层；但缙绅士大夫阶层为捞取财富而产生的不可控制的腐败，又让大明王朝陷入不可避免的灭亡。可能，大清帝国的专家们，也觉得说崇祯所用非人，净选些垃圾当大官的说法有点不靠谱，于是又找出了崇祯亡国另一个理由，信任宦官，也就是太监。说崇祯信任太监，都可以当个笑话。崇祯一朝，对太监的打压几乎可以赶上雍正皇帝了。崇祯一手取消了东厂，取消了太监为主导的特务政治；颁布了禁令，太监无命不得出宫。而且崇祯一朝也没有太监可以作威作福的故事，这个连得出崇祯是因为重用太监的张廷玉（《明史》主编）也举不出例子。在他编的《明史宦官列传》中，共提到了五个太监，高起潜、曹化淳、杜勋、王承恩、方化正。这五个人里，高起潜、杜勋的罪名是监军的时候捣乱，还有就是当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投降了。而剩下的三个太监曹化淳、王承恩、方化正，都没有什么劣迹。虽然很多人喜欢把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入北京城的责任安到曹化淳身上，但即便是在《明史》中，张廷玉都没敢这么干。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这事说不清楚。而根据众多的记载，曹化淳同志当时正在休假，而且还写了自辩书，说明情况。至于王承恩、方化正，不仅不是坏蛋，反而更像是英雄。王承恩在众大臣一个也不来见崇祯的情况下，陪着崇祯自杀。方化正不仅在监军过程中立有功劳，确保城池不失，还在北京陷落后，与李自成的军队作战而死。即便是高起潜、杜勋真的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么两个孤零零的，仅仅是监军，没有掌握朝廷大权的太监，能干出多少坏事呢？而且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时候，大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官们，除几十个人自杀之外，几乎是集体投降。既然深受大明皇恩、又是打小就泡在儒家文化水里的文官们都可以投降，这两个太监的投降，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吗？但王朝灭亡的板子，是绝对不能打在文官集团屁股上的。因为文官集团是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治国方略，你把扳子打在文官集团的屁股上，不就是揭儒家文化在治国上无能的老底吗？所以大小儒们整历史的时候，总结王朝灭亡的原因，竭力避免和文官集团发生关系，当然也掩盖了崇祯成为亡国之君的真正原因。崇祯失败的原因，其实是一心以尧舜禹为目标，全心全意用儒家文化为治国思想，拿儒家思想描述的理想国为治国目标造成的。可能有人说了，你这不是扯呢吗？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了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那么多皇帝不都用的好好的吗？为啥人家就能成为明君呢？大错特错。像崇祯这样，坚定不移地执行儒家思想的治国方针的皇帝，几乎没有。虽然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成为思想领域独一无二的大哥大。但汉武帝及以后的统治者，仍至整个统治阶层，大多对儒家文化有着清醒的认知，由此还产生了一个词，叫「 ”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这个词，意思是统治阶层要表面上以儒家思想进行治理，但在骨子里要用法家的东西来控制。这个词充分证明了，所谓的「 ”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其实就是瞒和骗。瞒是隐瞒统治者需要残酷手段进行治理的真相；骗就是在残酷手段的外边，蒙上一层「 ”仁义礼智信”这样一层，儒家思想的外衣。古代中国统治阶层采用「 ”外儒内法”的手法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是因为法家的法，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法制，而是采用高压、强制手段的一种「 ”使民之道”。也就是如何在强权的基础上，利用法律规定，把老百姓变成极为听话的动物，让他们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家的这种思想，特别符合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需要，所以在实际统治过程中，一直被付诸实施。但这种按法家学说形成的法治，虽然有效，但过于表现出了专制统治赤裸裸的残酷。咋办呢？打汉武帝开始实行的是「 ”外儒内法”。实际上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东西治理国家，但表面上却是「 ”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上去特别美，那套理论听上去也特别的漂亮。什么天下有德者居之，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忠孝廉洁，什么三省吾身，不管做到做不到，但这么件外衣一穿，统治者的面目不再那么狰狞，起码你看不到他每根毛孔中溢出来的，被压迫者的血，于是大家可以共建和谐。比如说「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亲自制订的国策，但汉武帝除了用儒家思想来装装门面之外，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几乎没有把它当回事。首先，汉武帝重用的是酷吏。检《汉书·酷吏传》，官声酷烈而史上有名的，有十四人，其中武帝朝有九人，占 64％强；若把单独立传的张汤、杜周也算上，则差不多有70％。另九人是：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成宣、田广明。再有，汉武帝还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汉武帝的「 ”法治”成绩比秦帝国可能是一点也不差，甚至还有发扬光大。比如腹诽法，就是汉武帝时代的酷吏张汤发明的。这个法律的特点是，即便是你不说话，啥也不干，也能定你的罪。当时汉武帝为了多整点钱，想推行白鹿皮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白鹿皮剪成一尺见方，边上整点花纹，价值四十万钱。但这么一张皮子，值四十万，估计谁也不能要。咋办呢？汉武帝就规定，王侯宗室来见汉武帝的时候，晋献礼物的时候，必须拿白鹿皮币垫在所贡献的玉璧下边才行，这样王侯宗室就不得不买这个白鹿皮币。这样汉武帝就能把大家的钱，变成他自己的钱。这样的一个东西，哪里是钱啊，简直就是抢钱的工具。于是在朝廷上讨论是否发行白鹿皮币的时候，大司农（农业部长兼财政部长）颜异表示了强烈地反对。大司农颜异的反对，阻碍了汉武帝的抢钱计划，武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汉武帝的打手张汤领会了主子的意思，开始想办法找颜异的茬。但颜异干事做人太完美了，居然一点毛病也找不着，咋办呢？张汤决定以腹诽罪起诉颜异。有一天，颜异的几个宾客当着颜异的面议论朝政，颜异没有说一句话，但在某个宾客批评朝政的时候，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在起诉书中写到，「 ”颜异位为九卿，见令不便，不入朝廷发表意见，这是腹诽，论死。”意思是颜异做为朝廷的大官，看到有法令不好用，不去朝堂上发表意见，这是在肚子非议朝政，论罪当死。颜异辩论无效，判处死刑。打这儿以后，「 ”有腹非之法比”。腹诽法的实质是：皇帝可以任意加罪臣僚，政府可以任意处罚老百姓。腹诽法行，臣民旦夕不知大祸之将至，处于精神怖惶之中；百官公卿只有看风使舵，拍马奉承，投合上意，以求自保：专制主义法治（实质是人治）的一个妙用正是模铸官僚的这种不具个人人格的而仅仅是皇帝个人投影的典型性格。所以当时的人就已经看出来汉武帝的「 ”独尊儒术”是扯蛋，是绝对的挂着羊脑袋卖狗肉。爵都尉汲黯在朝廷上就当面讽刺过汉武帝，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这里多欲之欲乃指私欲。他的批评是说，武帝又是多欲，又是仁义，决不是与唐虞一样的圣明君主，讥刺武帝提倡儒术是假仁假义，词义可谓尖刻。武帝听了，未免色变，感到下不了台，一怒之下，就罢了朝。汉武帝没有把儒家那套玩意儿当回事还有个证据，那就是他对儒家的态度，尤其是对坚持要他在施政过程中，坚持儒家思想的那些人，一点也不客气。比如董仲舒，虽然他的上书促使汉武帝「 ”独尊儒术”，但并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汉武帝只把这个必须坚持儒家思想治国（因为是他提出来的，必须坚持）董仲舒任命为博士，大概相当于思想顾问。政治地位很高，权力一点也没有。其后又被任命为两个相当残暴诸侯国的国相，官是不小，但相当于与虎狼相伴，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借刀杀人。最后以儒家大师的能力，董仲舒也忍不下去了，只好辞官不做。还有一个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也是个博士，叫狄山，下场更加的悲惨。当时匈奴派人请求和亲，汉武帝在早朝的时候，让大家发表意见，看看应该咋办。博士狄山跳出来说，应该和亲。万事和为贵，再说了高祖以来，许多时候咱们都是靠往外边送女人，得到了和平，为啥现在不这么干呢？像你现在出兵攻打匈奴，劳民伤财、有伤天德，肯定没有啥好下场。权臣张汤反对狄山的意见，认为这是愚儒的无知之见。汉武帝是主张打的，但又知道和这些书呆子讲道理，根本说不通。于是拉着个脸问狄山，让你到边境守一个郡，你能守住吗？狄山确实是个没有啥大能力的腐儒，不仅没有能力，还没有担当，红着脸说：不能！那么一个县呢？不能！那么一个城堡呢？狄山看出来了，如果还说不能，那么肯定死在眼巴前。为了多活两天，狄山硬着头皮说：能。汉武帝立刻把狄山封了个某城堡守备的官，打发到边境数星星去了。匈奴人没有文化，狄山的儒家教化、仁德感召，不能像周文王那样，产生巨大影响，从一个小村子发展成一个国家。结果仅仅一个多月，狄山就死在了匈奴人的大刀之下。汉武帝重用的，要不就是张汤这样的酷吏，要么就是公孙弘那样的假儒家。公孙弘是儒家学派中的经典人物。他的经典不再于儒学多么高深，而在于他正确理解了统治阶层「 ”独尊儒术”的实质是「 ”外儒内法”。所以他行事的原则只有一个，讨汉武帝的喜欢。他虽然号称是儒家人物，却可以对张汤大加赞美，并违反所有的儒家提倡的美德，成为一个儒家眼中的小人。他的成功，成为后世中所有专以儒术谋求禄利一翼的儒士代表。就其身份而言，他主要不是专治经业的儒学家，不是学者，是官僚、政客。公孙弘同学术领袖董件舒等不是同一类型，不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原则，用学术指导政治、规范政治，而是以圣旨为唯一的最高原则，以学术服从政治，把学术作为献给武帝皇权专制统治的祭桌上的供品；尽管在学术与政治未发生冲突时，他也能宣法弘道，鼓吹儒家教条。公孙弘治儒术，在政治上，主要是作为吏事的润饰和点缀。因此，专业的信守儒家传统精神的正统的儒学家们并不视公孙弘为同志。九十多岁的宿儒辕固生曾不客气地教训他：「 ”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董仲舒也以「 ”从谀”斥之。司马迁、班固给他的评语是「 ”希世用事”、「 ”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这些都是说他为求利禄希宠事，看风使舵，不惜牺牲儒家原则。公孙弘「 ”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鼓吹皇权扩张，实在是具有狱吏与儒士双重性格的皇权奴仆；不过他主要是以儒学面目出现的，这一点与张汤不同，张汤的主要面目是酷吏。这样一个人，是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儒者的形象代表。除了极少数的，比如海瑞那样的，傻乎乎的把儒家思想做为人生和事业指南针的，终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概不到一百个。这个结论甚至不需要证明，因为只要看看各专制王朝中，绝对清廉的官僚用不上脚指头就能查得过来的情况，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利益，正所谓「 ”千里做官只为财”。而汉武帝对公孙弘这样的假儒者的重用，对张汤等酷吏的放纵，还有对比较纯粹的儒者，比如董仲舒、狄山的排斥，说明了独尊儒术不过是个幌子，「 ”外儒内法”才是王道。比汉武帝更露骨的揭示所谓「 ”独尊儒术”，不过拉大旗做虎皮是汉宣帝。汉宣帝和汉武帝差不多，也喜欢重用酷吏，喜欢用法家那一套治理国。他的儿子（元帝），觉得奇怪啊，不说独尊儒术吗？为啥不多用点大小儒来当官呢？为啥还要重用法家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教育儿子，所以汉宣帝一不小心说了实话。他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意思是汉王朝有自己的制度，是霸道、道王搀杂着使用。凭啥为得只用儒家那套东西，用周的政治制度呢？汉宣帝的话，直截了当、赤裸裸地说明，统治阶层根本没有把儒家思想放在眼里。所谓独尊儒术，不过是让专制统治看起来温情脉脉的华丽外衣。再看朱元璋的一个故事。朱元璋读《孟子》，看到诸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类的话，很恼火，说了一句话：「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于是下令「 ”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在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下才罢休，但是还是下令组织「 ”课题组”「 ”删孟”，把《孟子》中的「 ”反动文字”阉割掉，编成了《孟子节文》，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这个故事还是说明，儒家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儒家的创立者孔孟的一些观点，是不被统治者认同的。据说皇家在培养接班人，也就是太子的时候，自有一套培训方案。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做到外儒内法，披着儒家思想的外衣，进行专制下的人治。但崇祯没有上过这个培训班。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没有资格。历史上，崇祯继位可以说就是一个意外。天启七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到西苑游船，据说是喝多了，结果被大刮到水里。虽然没有被淹死，但落下了病根，身体每况愈下。饮用了尚书霍维华进献的「 ”仙药”几个月后，渐浑身水肿，卧床不起。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朱由校没有子嗣，所以把王位传给了崇祯。崇祯是个可怜孩子，他原本没有一丁点当皇帝的可能，而且是属于被防范，千万不要去夺权的亲王那样。所以受到的是正宗儒家的，如何用仁义礼智信啥啥的治理天下的胡说八道。其结果就是，当了皇帝之后，崇祯非要像儒家推崇的尧舜等人看齐，非要以儒治国，结果不仅仅被忽悠瘸了，还被忽悠死了。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句诗，「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幸亏刘项不读书，否则别说争天下了，从崇祯的下场看，能不能保住小命，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