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打跑了曹操，却以经济崩溃作为惨痛代价

Posted 2022-12-29 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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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打跑了曹操，却以经济崩溃作为惨痛代价

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在《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一文中，我们提到刘备通过铸造虚值货币直百五铢，暂时解决了灭掉刘璋以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但由于直百五铢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长此以往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刘备舍不得放弃直百五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战争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先是与孙权争荆州，接着在巴地狙击曹将张郃，进而发动了规模甚大的汉中会战。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刘备开始着手打造「 ”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见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除了发行直百五铢，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是设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实施盐铁专营。「 ”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特别是盐府校尉，机构庞大，下设典曹都尉分曹治事，（《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可见刘备对于盐铁专营的重视。自管仲、桑弘羊起，「 ”盐铁专营”已成为帝制时代政府经济政策的标配，以国营垄断利润来达到所谓「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当然，搞盐铁专利的也不止刘备一家，曹魏、孙吴皆有之。第二件事是南中征税。刘备时期，即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作为管理机构，先后以荆州人邓方、南中豪强李恢任职都督。刘备死后，南中爆发叛乱。益州郡雍闿拉当地豪强孟获入伙。本来西南夷与雍闿不和，并没有参与他的叛乱。但是孟获对这些夷人说：「 ”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㪷，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华阳国志·南中志》）孟获说的这些东西，西南夷人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然而，这些人对孟获却深信不疑，听孟获一说，便举兵参加了反叛。这里面，除了孟获在当地威望极高外，似乎蜀汉政府的公信力也确实不高。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在刘备时代，庲降都督府或南中地方郡政府，确实存在着苛捐杂税的弊病。只是苛捐杂税究竟出现在刘备入蜀初，还是在称王称帝以后，就不得而知了。东汉中后期的益州南部（南中地区）《蜀科》到底是冲谁去的？第三个事件是定立《蜀科》。刘备定蜀后，命伊籍「 ”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在此期间，法正与诸葛亮发生了争论。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之一）法正主张「 ”缓刑弛禁”，而诸葛亮坚持「 ”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有人依据此段史料，将《蜀科》和诸葛亮的立法简单理解成刘备集团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恐怕过于武断。蜀汉所「 ”汲取”者，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益州人。益州人作为土著，拥有更加雄厚的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刘备的反对派，刘备对益州人的压制与劫掠亦具有惩罚性质。而《蜀科》立法过程中，参与者或为荆州人，或为东州人，并无益州人的一席之地。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交点，恐怕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益州人的汲取问题。刘备入蜀后，法正以谋主之尊担任蜀郡太守，「 ”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以致有人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对法正进行约束。奈何诸葛亮认为法正使刘备「 ”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因而无人能够禁止法正纵横蜀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在蜀中纵横跋扈的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焦点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我怀疑背后另有蹊跷。法正所擅杀者，当如何焯所云，即《法正传》所前云对法正「 ”谤无行”的「 ”州邑俱侨客者”。但这些法正的三辅同乡亦属东州人，刘备当时正对东州人实施拉拢，以法正的聪慧，除了杀掉几个有私怨的三辅同乡外，必不会对其他东州人有过分处理，从而也就不会导致有人到诸葛亮处告状。蜀郡作为益州首郡，不仅东州人集中，益州人更为集中。法正在蜀郡所交往者，也不可能只有东州人而无益州人，甚至跟一些益州人还有深交，如「 ”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即是。因此放纵法正在蜀郡纵横的，恐怕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刘备实借法正之手，对益州人实施报复和立威。由此，我们不能想象，在蜀郡纵横的法正，以其睚眦必报的个性，是绝不会代表益州人说话的。法正所谓「 ”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这个「 ”主”绝非指益州人，而是指东州人。联想到法正在蜀郡的所作所为，他提出「 ”缓刑弛禁”，似嫌诸葛立法，对其纵横蜀郡多有牵制。而诸葛亮的回应，则是与法正针锋相对。亮言「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然而自建安五年（200年）刘璋平定赵韪之乱后，（《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益州人并无「 ”专权自恣”者，赵韪之乱距刘备平蜀已有14年之久；刘备入蜀，除了极个别如张松外，益州人均死保刘璋，甚至在成都孤城中仍然「 ”咸欲死战”，也实难看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相反，倒是东州人有「 ”专权自恣”者，如前云「 ”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又如河南人庞羲，「 ”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甚至一度要造反。（《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程畿条）至于东州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者，在刘备入蜀之际则更为多见。如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 ”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兵众，留屯江陵”，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李严、吴壹的「 ”一战即降”；（「 ”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吴壹「 ”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吴壹条）；许靖的踰城而降。（「 ”璋蜀郡太守许靖将踰城降，事觉，不果”，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因此，诸葛亮此处的「 ”蜀土人士”，必指东州人无疑，这也正与法正所说「 ”客主之义”的「 ”主”相对应。《蜀科》立法虽然有利于刘备集团在战时的资源集中，但其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在蜀中的资源汲取。事实上，由于刘璋的仁弱，益州州府的威信每况愈下。一个失去权威的组织，必然只是涣散的乌合之众。《蜀科》立法的本质亦是要重塑组织的权威，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绝非不必要，也绝不是简单「 ”汲取”二字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既包含着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也包含着平衡诸利益集团的问题。《蜀科》的实质，是在战时状态下，提高组织的权威度和管理水平，保证战时的令行禁止。诸葛亮制定《蜀科》，重塑益州州府的权威（老版《三国演义》剧照）汉中会战，刘备赢了曹操，输了钱在组织建设、资源集中的基础上，刘备依靠法正、黄权等谋士，及黄忠、魏延等将领，再度鏖战三年，终于战胜了宿敌曹操，攻克了汉中。汉中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巨大的成功；但不可避免的，对益州正在下滑的经济则是雪上加霜。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当刘备在前线鏖战之时，蜀中出现了变乱。「 ”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 ”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载，郪县「 ”有高、马家，世掌部曲”。马秦、高胜之乱，实则是蜀中豪强叛乱。这在赵韪之乱平定后，极为罕见。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刘备入蜀后以直百五铢劫掠蜀中财富，北伐汉中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种掠夺开始超越益州人（特别是益州豪强）的底线。于是趁着蜀中权力真空，益州人发动了叛乱。正因如此，当刘备向诸葛亮「 ”急书发兵”时，诸葛亮犹豫了，乃以此事咨询益州蜀部从事杨洪。因杨洪是犍为人，亦曾作为李严属吏，诸葛亮或许认为杨洪对于犍为、蜀郡一带情况更为清楚，他向杨洪咨询发兵事，实则是在咨询蜀中豪强的承受能力。杨洪则答：「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得到杨洪的答复，诸葛亮才敢安心发兵，又趁机以杨洪领蜀郡太守。一方面免去了益州人不喜的法正（法正虽在前线，但仍领蜀守），另一方面以益州人治益州人，以安定益州豪强之心。（《三国志·蜀书·杨洪传》）汉中之战后，曹操尽徙汉中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刘备「 ”得地而不得民”，（《三国志·蜀书·周群传》）能够从汉中作为补给的资源相当有限。随后，刘备在汉中称王，以魏延为守将后，便还成都。一路上，「 ”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典略》）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以防曹操再来攻。由此，汉中部队的补给、蜀道的馆舍亭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汉中会战第一阶段形势简图。汉中会展消耗了蜀中大量的财力、物力、民力「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汉中战后，蜀中一时财力、物力、民力耗尽，经济继续衰退。1984年，成都市郊彭县思文乡梓柏村出土了2857枚钱币，其中直百五铢2841枚，蜀五铢只有16枚，（见曾咏霞、丁武明《成都彭县出土「 ”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 ”蜀五铢”与「 ”直百五铢”》，以下钱重亦见此文），此批货币当是直百五铢流通一段时期后的产物。与威远蜀钱相比，彭县蜀钱已经全面减重。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像威远蜀钱那样，做出区间分明的统计，但仍可以做一个大略的估计。1.6－4.1克的直百五铢约2609枚，占91.32%；4.2－6.4克约204枚，占7.14%；6.6－9克的则更少，约19枚，仅占0.67%；另有9枚3.2－4.8克，因统计区间问题，未计入以上数据。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第一，4克以下的钱币，在威远蜀钱中仅占14.02%，而在彭县蜀钱中已经激增至91.32%。直百五铢减重与贬值之严重，可见一斑。第二，威远蜀钱最轻者为3.2克，而彭县蜀钱居然已经出现了1.6克的小样，重量只达前者的一半。直百五铢减重的趋势更加严峻。第三，在威远蜀钱中，9克以上者占80.92%，甚至9.8克的直百五铢占到总钱数的六成以上；而彭县蜀钱6.6克以上者仅19枚，占0.67%，这其中只有一枚9克钱，仅占彭县蜀钱总数的0.04%。彭县（现已改制为彭州市）位于成都郊外。彭县蜀钱可以直观反应出益州最核心区的经济状况。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经济急剧衰退，已不言自明。还要指出的是，在彭县蜀钱中未见「 ”太平百钱”。太平百钱是汉末蜀汉时期，益州铸行的一种货币，其始铸人和时间均有争议。杨荣新先生认为，此钱最早铸于刘备章武年间（221－223年）或刘禅继位初期的建兴年间（223－237年），（见杨荣新《「 ”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其说颇有见地。我以为太平百钱最迟在刘备称帝前后已开始铸造（后文会逐渐论述），那么彭县蜀钱的时间必然还要靠前。以时间论，彭县蜀钱所展现的，或许正是汉中会战前后，蜀汉货币流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被孙权偷袭，刘备已经无能为力。打仗归根结底，打得是经济实力。在汉中会战后，不仅刘备的部队极度疲惫，需要修整；蜀中也难以在短期内集中东征所需要的后备物资。刘备并非见死不救，实在是已经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