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胡适扣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帽子错了吗

Posted 2022-12-29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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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胡适扣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帽子错了吗

原创-NO.1244 作者：霍小山审核：喵大大编排：杜大大 1933年2月23日，日本继侵占东三省之后，又大举入侵热河。仅仅10天，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即全部沦陷，举国震惊。胡适气愤难平，特写长文《全国震惊之后》，痛骂张学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给胡适写信：「 ”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 胡适读了信，热泪盈眶，很快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文中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两年之后，即1935年6月5日，胡适在傅作义的陪同下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胡适在烈士墓前，感慨万千，并作诗一首——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须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月底，胡适在日记提出，因为日本发动战争就像日本人要切腹，此举如同民族自杀，这个情况下，中国只好做日本的的介错人。以切腹为手段的自杀，是存在于日本的独特现象，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一个人要切腹，就意味着他选择了最痛苦的死法。因为切腹不能立即致死，反而会拖延很长时间，有时候自杀者甚至几天几夜都无法死去，这时就需要一位「 ”介错人”，帮忙自杀者斩首，以减轻痛苦。不知道胡适去看抗日烈士墓跟他提出这个「 ”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有没有情感上的联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胡适从来就不是汪精卫那种投降派。 ▲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守军 01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局内人常常摸不清它的套路。曾经是主张对日强硬的抵抗派汪精卫，后来成为对日妥协的大汉奸；曾经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主和派蒋介石、胡适，后来却成为抗战到底的强硬派。汪精卫曾经是热血男儿，他参加同盟会，行刺摄政王，一首「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使他誉满天下，成为孙中山最优选的接班人。 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多次发表演讲，「 ”我们为民族生存起见，应该抵抗。而且必要（的）抵抗，对内可以提起中华民族的意识，对外可以抑制日本的野心，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信用”，「 ”时至今日，除了抵抗二字，更无话说。固然抵抗与交涉并行，但应付时局之根本原则，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否则无交涉可言。所以今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 此后，由于热河失陷，汪精卫还做出了「 ”愤而辞职”的举动，出洋考察去了。汪精卫的转变，始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倒不是因为长城抗战中国军队的失败——因为之前也一直失败，而是因为他亲临现场，目睹了两国军事装备的巨大差距，一边是坦克飞机加重炮，一边是明晃晃的大刀。这种差距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刺激，从而使他产生了失败主义的思想。同样是在长城抗战失败之后，胡适却没有消沉。虽然蒋介石告诉他，「 ”我们现在不能打”，但是胡适毕竟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认为乐观与梦想可以催人奋进。一日，好友罗家伦对他抱怨：「 ”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48年后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闻听此言，反驳道：「 ”你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胡适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乐观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他在全面抗战前主张对日妥协的话，都是一种为「 ”前途”所做的暂时性的退让。如果我们只是对他强烈的谴责，刻骨的嘲讽，那只能说明，我们对他的理解太流于表面了。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不是用简单的标签就可以概括的，就像东陵大盗孙殿英，谁都想不到他在热河作战中能够誓死坚守赤峰长达七天，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抗日英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投降做了汉奸。 ▲汪精卫与蒋介石，1932年 02 「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胡适在提出「 ”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的当天，还连夜写信给王世杰，表达了他对抗日的看法，「 ”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火，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段话其实就是胡适主张对日战与和的总体思路，因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贫弱的中国必须要十年的准备时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中国做一些暂时的妥协让步，并无不可；但是，如果日本不给中国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抢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么中国人民也只能与日军血战到底，绝不后退。前者，决定了胡适在战前鼓吹和平，甚至提出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建议；后者，决定了胡适在淞沪会战开战之后，毅然决然的成为比蒋介石还要强硬的主战派。胡适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的对日态度是随形势而转变的。但是，即使是他在战前主张妥协，其目的也是为了给中国争取备战的时间，绝非是要投降卖国。因为胡适觉察到日本蠢蠢欲动，留给中国的备战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对蒋介石缓慢的备战工作非常不耐烦：「 ”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胡适与蒋介石他深知，国内某些人可能会以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借口，而丧失未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他又深明大义，「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例如，汪精卫在七七事变后就这样说，「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 由此可见，胡适是多么的具有预见性，汪精卫的那些想法早就被他看穿了。然而，胡适因为主张暂时接受城下之盟，必然要受到舆论的攻击。他最为人诟病的观点，来自于他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一段对话。萧伯纳对胡适说：「 ”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绝不能征服中国的。” 胡适回答萧伯纳，「 ”是的，日本人绝不能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段对话使胡适在当时成为卖国求荣的代言人，鲁迅先生首当其冲，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里讥讽「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曹聚仁则将胡适比喻为秦桧，声言「 ”假如日本占领中国，我要用手枪先打死胡适，再打死自己”；很多青年学生将胡适称为「 ”高等华人”兼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买办的「 ”忠仆”。可是，「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真的是在向日本天皇献策如何征服中国吗？我看不一定，胡适的意思应该是劝告日本放弃使用武力侵华的妄想，改弦更张，以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朋友。鲁迅去世后不到半年，胡适逐渐认清了日本绝不会放弃武力侵华的现实，于是他开始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上公开发表一些谴责日本侵略的文章，以至于激起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03 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事实也的确如此，国民政府整编60个德械师的计划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因此他主张中国不能轻易全面开战。 7月12日，胡适赶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国还需要十年的备战时间，才有能力保卫国土，因此现在中国还不能放弃外交努力，如果可以与日本妥协，就尽量妥协。 7月底，蒋介石约胡适吃午饭，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从七七事变一直到淞沪会战爆发，胡适一直在劝说蒋介石「 ”外交路线不可断”，因而引起了国民政府党政要人对胡适的极度不满。蒋介石在国防会议讥讽胡适，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则声言应该立即逮捕胡适，给他坐坐老虎凳，灌灌辣椒水。还有青年学生致信胡适：「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然而，当淞沪会战开打，中日双方陈兵百万拼命厮杀后，胡适立即放弃了不可断的外交路线。这既是因为日本军部已经丧心病狂，彻底断绝了胡适心中求取和平的最后一丝希望，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里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奋起抵抗，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切深深的鼓舞了胡适的抗战决心。原来，中国军队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而是有着其顽强的战斗力。9月初，他对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明言——和平要比战争困难一万倍。也正是因为胡适成为旗帜鲜明的主战派，所以蒋介石才会派他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要他「 ”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胡适本来想留在南京，与南京共存亡，连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都无效。后来，还是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流着眼泪说：「 ”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表示「 ”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从而答应赴美。胡适在赴美前，还去给汪精卫和高宗武打气，劝他们不要太悲观，「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就这样，胡适开始了他驻美大使的生涯。 ▲胡适抵达美国 04 当了「 ”过河卒子” 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美国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 ”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平心而论，胡适的驻美大使工作做得不尽如意，要不然后来蒋介石也不会派宋子文去接他的班。著名历史学者齐锡生就认为，胡适作为一个外交官，软弱无能。可是，胡适本来就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职业的外交官。他成为驻美大使，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他干不好，也不好过多的苛责。虽然胡适在美国争取援华物资方面的成绩乏善可陈，但是他的抗战决心却从未磨灭。相反，那个指责胡适和平论调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淞沪会战结束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主张对日和谈，以求拯救国家免于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当时，不仅仅是居正，很多国民党政要都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这个时候，胡适从美国发来的电报，就发挥了佐证蒋介石坚持抗战立场正确性的巨大作用，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底气来斥责主和派的和平论调。 1938年8月，胡适听到谣传，孔祥熙正在试图推动中日和谈。他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警告，中国寻求和平的念头荒唐透顶，因为和平要比战争要困难的多。坚持抗战可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而和平活动只能削弱美国对华的支持； 1938年10月20日，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苦撑待变。25日，他得知罗斯福希望中国千万不要放弃抗日政策时，立即致电蒋介石，要国民政府赶紧发布声明，做出绝不和谈的保证。而当他看到蒋介石声明中的语气还不够坚定时，又自作主张的大幅删改蒋介石的电文；与此同时，胡适还致函汪精卫等人，告诉他们，中国除了坚持抗战，别无他途可走，而且国际形势以及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1939年秋季，孔祥熙和王宠惠乘着蒋介石离开重庆去前线视察的时候，居然擅自向某些外国记者宣称，中国政府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冲突。胡适得知后，一面立即警告王世杰，说王宠惠的言论已经在美国激起了不良反响，一面立即给美国外交部东方司长亨贝克写信，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拒绝扮演和平的角色，绝对不要把王宠惠的要求当真去处理。在此后，这种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而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在帮助蒋介石压制国内主和派的气焰，并尽其一切努力去打消美国人介入中日和谈的念头。而蒋介石也从胡适那里得到了坚持抗战的巨大鼓舞，不至于会有所动摇。在抗日战争的这段时期，胡适跟蒋介石成为了亲密战友。但是谁也想不到，蒋介石会在去台湾后写日记骂胡适「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说真的，蒋介石，你这样就有点过分了啊。话再说回来，如果当初汪精卫能够听胡适苦口婆心的劝说，他就不会走上汉奸的可耻道路。遗憾的是，汪精卫的失败主义思想从长城抗战以来就一直在发酵，丝毫不受外部空气的影响，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他就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适与罗斯福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迎来一个欣喜若狂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天皇以广播「 ”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华民族付出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而惨烈的代价，终于迎来了民族翻身的一天。胡适在十年前提出的「 ”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终于成为了现实，中国军民砍下了日本法西斯罪恶的头颅，迫使日本法西斯放下了沾满人类献血的屠刀。鲁迅先生的”毒舌「 ”固然像匕首一样锋利，只不过”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那些看起来消极避战的人未必不爱国，那些天天咆哮挥拳头的人，一旦国家有难未必冲在最前面。鲁迅先生给胡适扣的帽子应该摘掉，我们需要多一些头脑清醒、目光长远、坚毅不屈的胡适先生。部分参考资料： 1、《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2、《王世杰日记（手稿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3、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再版本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 5、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6、郭岱君主编《重弹抗战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