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权与士人的互动 怎样造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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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权与士人的互动 怎样造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顶峰
引言: 当我们提起清代的学术,总会想起教科书上对于清代文化刻板的描写,认为文字狱下的清代学术特别死板。但清代学术除了满族统治者的作用,还有士人自身的反作用。随烂柯人君一起来了解下其中的关系吧! 一、文化环境:满族统治者的文化压制 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轰然倒塌,闯王李自成入据北京。但仅仅40余天后,闯王领导下的大顺军就匆匆离去,胜利果实被满洲贵族攫取。满族建立的大清王朝,受到汉族士人的强烈抵制。满清刚入关之际,对于反对者的态度,一般是直接用武力解决。随着战事推进,南明朝廷被扫荡殆尽,而仰慕汉文化的康熙帝也开始亲政。清王朝的文化建设也渐渐被提上日程。 (话剧:崇祯自尽)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必然会成为其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士人传统的「 ”夷夏之防”民族观念,对于来自满族的统治者,存在很大的不满甚至仇视。很多士人对于故国怀有强烈的怀念,认为汉族亡明政权才是正统,并且以遗民旧臣自居。这对于清王朝统治而言,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清政府一直努力扼杀这种文化领域的不良苗头。早在顺治十六年,清廷就开始了焚书的恶劣先例。当年11月,清廷下令将民间所藏的《四书辨》、《大全辨》全部焚烧,因为这些书与清统治者推崇的朱子学观点不一致。 顺治剧照(邓超,《少年天子》) 康熙初叶,四大臣执政期间就制造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狱,那就是庄廷陇明史案。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就有一种修史的自觉,以效仿司马迁、班固。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际,为故国修史成为许多士人心中的理想,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思。庄廷陇是浙江湖州人,家境十分富裕,他在明朝时曾入选国子监,但因病双目失明。古有左丘明「 ”双目失明,厥有国语”,因此他也立志修史。明末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曾作《明史》,但因明清易代及家道中落,此书来不及刊刻。庄廷陇便买来此书手稿,并请很多文人进行润色和校订。明清时期,富人请文人编书、校书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何况校订刊刻的是《明史》,既能得名又能得利,所以很多文人参与到此书的修订中来。 (陈道明 饰 康熙) 庄廷陇的《明史》,站在明末遗民的角度来叙述历史:称努尔哈赤为明臣,并直书其名;在顺治入关以前一概使用明朝年号;对于南明政权持肯定态度,并大书特书;对于抗击满洲的明朝将领予以歌颂,降清的将领则大加贬斥。庄廷陇的仇家向当地官府举报了这部书,官府不敢擅自处理,层层上报到朝廷。执政的满族贵族严肃处理了这件事情。已逝的庄廷陇父子遭开棺戮尸,家人男性十五岁以上均斩杀,女性均发配给披甲人为奴。参与此书编订的数百人也受到牵连,甚至刻工、纸匠、卖书人等都无一幸免。时任浙江按察史的法若真事后称「 ”庄史株连至七百家”,可见此案之惨烈。此案在整个社会激起了一场大风波。此外,陆生楠著《通鉴论》,推崇汉初的无为而治,便因以古讽今、对当朝统治不满的的罪名而惨遭杀戮。中国古代的士子自古就有关注历史的传统,但是接连的命案发生,稍微不慎就可能家破人亡。所以很多士人们转向了故纸堆中,只进行古代历史的考证,归纳与总结,而不轻易议论,评判。 二、学术自觉:清代士人的顺应时势 中国学术发展到了宋代,理学兴起。理学从儒家经典出发,但理学为了阐发自身的义理,经常凭空发出许多自己的见解。宋元时期禅宗兴起,其核心思想是「 ”顿悟成佛”。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出现强调人「 ”本心”的心学。心学在南宋陆九渊时就已经发端。到了明代,经王阳明进一步阐发,产生了系统化的玄学观点。心学从王阳明到王艮,再到李贽,进一步地反传统,认为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强调一种高度的个人自由。心学思想在晚明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心学在哲学造诣上有很高的的成就,但是心学在社会上流行,导致了一种极端现象。很多人空讲心性,而忽略现实的工作事务。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指责这种现象,称其为「 ”清谈误国”。 (王阳明故居) 明亡后,很多士人开始反思明缘何灭亡。在学术上的反思,则纷纷归罪于心学泛滥,学风空疏。明末清初的士人陆陇感叹道:「 ”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这种思想可以代表大多数清初士人的观念。他们一致认为,明末心学的空虚,导致了士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忽视了中国儒家经典所指导的行为准则。他们道德败坏,毫无礼义廉耻。所以清初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实干,学术应当从「 ”空虚”转向「 ”实行”,「 ”学道”应与「 ”事功”相结合。清初思想家颜元痛斥宋元明的士人「 ”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指出士人除了要悟道,还要强调学术的实用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士人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中,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同时,选择与清廷合作的士人也做了积极的努力。一方面,他们有一种保存儒家学说的迫切感和强大动力,致力于通过「 ”正学术”来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的关键就是儒家的经学,他们给予经学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儒家经典在宋、明时期,由于学者空谈义理,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本真。所以他们推崇汉儒治学的思路,注重阐发儒家经典的本意。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钱谦益在明为高官,投清后又后悔。他曾感叹道:「 ”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因此在清初大儒的倡导下,考据经典得此而盛行,影响了清代学术的风气,最有学问的士人往往将考据儒家经典作为其终生追求。 (四库馆臣 纪晓岚) 另一方面,他们注重让新入关的外族统治者接受传统的汉族文化,将其儒家化,以实现文化上「 ”用夏变夷”。因此,在顺治、康熙朝,朝廷中极力提倡恢复经筵。经筵是传统汉族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日常典礼,提倡经筵体现着汉族士人致力于实现儒家「 ”道统”向皇帝「 ”治统”的渗透,对满族统治者在学术上进行引导、规范和塑造。同时,本居于东北一隅的满族统治者接手庞大的中华帝国,也得改变思路来寻找合适的统治方式,他们响应儒家士人的要求,提倡儒学、尊孔尊朱、表彰经学。尤其在康熙朝,开博学鸿词科,征兆一些鸿儒士人到朝廷做官。而且,清朝统治者也兴办大规模的学术工程,号召有文化的江南士子为朝廷服务,整合士林,《明史》、四库全书就是这样的浩大学术工程。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下,正统的儒家学术得到朝廷的支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文史君说: 当我们提起清代学术时,总是会给他扣一顶文字狱禁锢思想、清代学者沉迷于无用考据学的大帽子。但任何历史事件之间都不是单向的作用,历史因素之间都会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满族入关后,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兴起一桩桩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学术受政策影响有很大的转向。但是,清代学术也是清代学者集体反思的结果,是面对现实做出的抉择。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带有极强的自觉性。而且不可忽视的是,清代学者虽然沉迷考据,但是他们的确做出了特别扎实的学问,清儒在文史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仍是一座我们无法超越的高峰。 参考文献: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刘仲华:《明清易代进程中的学术反思与统合》,《北京史学论丛》,2017年。 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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