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直白的弑母案，为何生生被嘉靖皇帝炮制成了冤假错案

Posted 2022-12-29 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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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直白的弑母案，为何生生被嘉靖皇帝炮制成了冤假错案

前言嘉靖帝朱厚熜是明代历史上，第二位由藩王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但相较于强势的祖宗永乐皇帝朱棣依靠真刀真枪夺来帝位，嘉靖的皇位就来的相当合乎法理。因为明武宗正德帝驾崩时无子，而孝宗帝系又绝嗣，明廷只能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条例，找到了与明武宗血缘最近的堂弟朱厚熜，迎立其为君，这才有了执掌皇权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别看嘉靖帝是靠着爆棚的运气得到了帝位，可他本人却似乎是天生的帝王材料，为人不但少年老成，而玩弄权术，驾轻就熟，一生将多少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被后人称之为「 ”最懂得做皇帝”的人。就是这么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帝王，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发生过太多太多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或许在嘉靖王朝中根本不值一提，但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能让我们一窥明代司法运作的特点，更可令我们探寻到嘉靖皇帝专横刚愎，对国家秩序的严重危害。而本文的故事就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夏，发生在京师的一桩凶杀案开始…… 案情回顾嘉靖八年夏，时间大约在夏末六月的某一天，东厂接到一桩杀人案的奏报，死者是一位中年妇人，被害人的儿子名叫张福，一口咬定凶手为邻居张柱，东厂派出的番子再将嫌疑人拘捕归案，经过初步的审讯后，便也认定了凶手就是张柱。于是这桩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人命官司，立刻被东厂奏报给了嘉靖皇帝。再继续讲述这件凶杀案的同时，笔者先简单给大家普及下，明代中央的司法审理程序。明代京师的司法审理程序与地方有着天壤之别，刑部这个国家最高的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机构，直接负责京师案件的初审。但是刑部本身并不受理词讼，必须有通政司准行或各衙门参送，方能审理。《大明会典》上便明确记载：凡在京问刑衙门大小词讼，非经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门参送，不许听理。当初朱元璋为了防止地方官戕害百姓，鼓励民间耆老进京由通政司上达民意，申诉冤情，所以通政司就拥有了接受上访案件的职能，而由它准行到刑部审理的案子，便称为「 ”通状”，除此之外有权向刑部移送案件的各衙门，基本上都是具有执法权的在京机构。比如说负责京城治安，巡捕盗贼，类似今天警察机构的五城兵马指挥司，以及监察五城兵马司的五城御史，都有权向刑部移交侦查到的京师案件。其他像五府六部、六科衙门等只要涉及司法案件的也有权力移送刑部审判。但除此之外，大明朝有两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存在，它们凌驾于诸司衙门之上，抓捕审讯不受法司制约，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没错它们就是令大明朝上下闻风丧胆的厂卫特务——东厂和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 ”掌刺缉刑狱之事”，执掌非常宽泛，大到谋逆重罪，小到鸡鸣狗盗厂卫都能管，而且为了能全方位监视京师内的风吹草动，一些市井无赖往往都是厂卫的线人，每每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厂卫都会很快接到线报，出现在案发现场，简直比五城兵马司和巡城御史还要积极。这当然不是他们勤于公事的缘故，事实上，厂卫势焰滔天，无司法制约，绝对权力下当然会滋生绝对的腐败，借着案子勒索钱财，收受贿赂已然成为惯例，所以利益使然，凡京师的大小案件，基本都能见到厂卫的踪影。当东厂奏报皇帝后，嘉靖皇帝还是按照规矩，将这起凶案移送刑部初审、定罪。因为案子已经被东厂提前审讯过，并指定了凶手，因此不管真相如何，刑部很少会冒着得罪厂卫的风险，去访查疑点，甚至推翻东厂勘察的结果。就如《明世宗实录》所说的那样：东厂、锦衣卫诏狱所寄，兼有访察之威，人多畏惮，一有所逮，法司常依案拟罪，心知其冤不敢辩理。很快张柱就被刑部定为杀人犯，判死刑。按说故事到这里可能就结束，杀人凶抵了命，官场上下也皆大欢喜。可偏偏张柱不服判决，要求上诉重审，还有被害人的女儿，即张福的姐姐，和其他街坊邻居们，都愿意证明张柱无辜，是张福诬告，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被害人的儿子张福。案情峰回路转，此时已经超脱一般的杀人案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若凶手果真是张福，那这可就是一桩性质恶劣的弑母案，属不孝，乃十恶不赦之大罪！刑部不敢怠慢，奏请皇帝重审，嘉靖帝命刑部郎中魏应召主审。经过严加查访、审讯后，魏应召推翻了东厂的结论，认定凶手为张福，改判杀母大恶凌迟极刑。这下东厂被打了脸，当然不干，当即向嘉靖帝上奏，言说魏应召审理不公，惹得皇帝大怒。嘉靖帝不问是非黑白，下旨斥责魏应召「 ”擅出入人罪命”，将其逮捕下狱，另责三法司会审此案。在明代，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都是京师案件的初审机构，在定罪后，须有大理寺作复审才能最终结案。若遇到特别的案子，皇帝为显重视和公正，也会特命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共同审理，再有皇帝做最后裁决。嘉靖帝刚刚处置了推翻东厂结论的魏应召，圣意如何，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三法司官员们当然要好生掂量掂量，如何审案。按制，三法司主审官包括了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大理寺卿、左右少卿。而且案子原本的初审机关为刑部，那么照理此次会审应以刑部尚书领衔，可时任尚书的周伦刚由南京升迁，还未及到任，这就让掌都察院事的右都御史熊浃主理此案。熊浃也不是一般人，曾大礼议事件中支持皇帝，可谓是嘉靖帝信任的亲信大臣，由熊浃主持会审，基本上可以笃定嘉靖帝希望案子能按照他的心意裁决。因此面对煌煌圣意，谁敢忤逆？刑部右侍郎干脆称病不来，左侍郎全程闭口不言，而大理寺少卿则直接赞同东厂给出的结论，谀辞阿附。案子进行到这步田地，基本上可以直接宣判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本被嘉靖帝寄予厚望的主审熊浃，却坚持要秉公审理，在提审相关人犯、证人后，熊浃肯定了魏应召初审的正确，建议「 ”拘集证佐，隔别审问，参互考验”再审慎定罪。嘉靖帝对熊浃的回奏根本不认同，怒斥熊浃「 ”徇情曲护”，将其革职查办。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工科给事中，也被愤怒的嘉靖皇帝下狱治罪。其他主审官们看到皇帝如此反应，吓得肝胆欲裂，闭口不言的刑部左侍郎赶紧惶恐谢罪，很快和其他人等议定凶手就是张柱，维持了锦衣卫最初的拟罪，判张柱死罪，张福之姐以诬告杖责，初审官魏应召和人证都发配充军，熊浃勒令革职闲住，真正的凶手张福逍遥法外，案子就此了结。背后原因回顾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发现，在人证俱在，「 ”福之亲族邻里，咸证逆状，而其姊痛愤，发于至情”，两任主审又勘核无误的情况下，可以断定这就是一起案情直白的弑母案。可嘉靖皇帝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亲自指定了凶手为张柱，如此罔顾事实，难不成是被东厂蒙蔽的缘故？当然不是。嘉靖帝干预司法审案并非首次。嘉靖三年发生的李福达案，因大礼议的牵扯，最终变成了议礼派和反对派的角力，嘉靖帝借力打力，最终追责了一大批反对派官员。期间不管是厂卫的调查，还是法司的审理，只要不合皇帝心意，都会被嘉靖帝发回重审，案情的是非曲折变得毫无意义，只有皇帝的目的才是案子审判的根本依据。所以可以推知弑母案本身的真相并不是嘉靖帝关心的，东厂作为皇帝的鹰犬，只会体察主人意志做事，根本不可能左右得了独断专行的嘉靖皇帝。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讃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明史刑法志二》一件发生在京师并不起眼的刑事案件，因为嘉靖皇帝连下诏书处置相关主审，闹得朝野瞩目，满城风雨，嘉靖帝一反常态的背后，当然不会是为了司法公正。因为嫌疑人张柱乃是武宗皇后夏氏外戚的仆人，通过炮制这起冤案，可以借机打击前朝的外戚势力。东厂作为嘉靖帝的心腹打手，在最初接触此案时，应该是发现了张柱的特殊身份。没有证据显示东厂收受了张福的贿赂，才将罪名栽到张柱头上，毕竟史书的修撰权掌握在文臣手里，若是行贿导致的冤案，史官们必然大书特书，借机抨击宦官们的危害。故笔者认为正是东厂为了讨皇帝欢心，故意为之，在上奏皇帝后，果不其然，正中嘉靖帝下怀。正如开头所说，嘉靖由藩王入嗣，比起正常接位的皇帝，总是不自觉的矮上一头。为了加强皇权，嘉靖帝从登基开始就不断给父母加尊号，希望能把去世的父亲也追尊为帝，并跳出明孝宗帝系传承，自成一脉，为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 ”大礼仪”事件。嘉靖帝如此做派，当然引起孝宗皇后，也就是张太后的怨恨，在后宫中，张太后对嘉靖及其生母不假以辞色，极为倨傲。但面对张太后和张氏外戚在朝中的势力，嘉靖只能隐忍。在继位之初，嘉靖委曲求全，一面尊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母后，一面为张氏外戚和依附张氏的夏氏外戚，加官进爵，尊崇优渥。直到嘉靖三年，当嘉靖帝培植的政治势力已经足够壮大，便重新掀起「 ”大礼仪”，并取得巨大胜利，生父总算在法理上成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父，帝系脱离了孝宗一脉，自成一体。多年的隐忍，也让嘉靖帝对张太后及其兄弟，殊为怨恨。史书记载，每逢张太后寿辰，嘉靖帝便下旨臣子不得朝贺，反倒生母蒋太后诞辰则「 ”敕命妇朝贺，燕赉倍常”。所以嘉靖八年发生的弑母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嘉靖帝故意惩治与夏氏外戚有牵连的张柱，就是为了向朝臣释放一个信号，皇帝要开始打击外戚，尤其是煊赫一时的张氏势力。因此在此案案发后不久，嘉靖皇帝便在廷臣的建议下，废除了外戚爵位的世袭制，令「 ”姑与终身，子孙俱不准承袭”。因为嘉靖母家及皇后家里外戚不显，几乎可以忽略，这一决策无疑对张氏家族的打击是巨大。之后在嘉靖的刻意推波下，张氏兄弟皆坐罪，发展成了上至后妃勋戚，下至狱卒奴仆，牵连百人在内的「 ”外戚张延龄案”。所以说这起弑母案不过是嘉靖皇帝玩弄权术的工具，司法公正在皇权面前不值一提。此案虽小，可却是整个皇权时代，以权凌法的缩影，它不仅仅是无辜者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原有的秩序被皇权肆意践踏，以至于整个嘉靖一朝，大臣们对皇帝处处谀辞阿附，凡事多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群小在朝的局面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无怪乎有直言正谏的大臣哀叹道：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