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直白的弑母案,为何生生被嘉靖皇帝炮制成了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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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直白的弑母案,为何生生被嘉靖皇帝炮制成了冤假错案

前言 嘉靖帝朱厚熜是明代历史上,第二位由藩王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但相较于强势的祖宗永乐皇帝朱棣依靠真刀真枪夺来帝位,嘉靖的皇位就来的相当合乎法理。因为明武宗正德帝驾崩时无子,而孝宗帝系又绝嗣,明廷只能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条例,找到了与明武宗血缘最近的堂弟朱厚熜,迎立其为君,这才有了执掌皇权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明世宗嘉靖皇帝。 别看嘉靖帝是靠着爆棚的运气得到了帝位,可他本人却似乎是天生的帝王材料,为人不但少年老成,而玩弄权术,驾轻就熟,一生将多少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被后人称之为「 ”最懂得做皇帝”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帝王,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发生过太多太多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或许在嘉靖王朝中根本不值一提,但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能让我们一窥明代司法运作的特点,更可令我们探寻到嘉靖皇帝专横刚愎,对国家秩序的严重危害。 而本文的故事就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夏,发生在京师的一桩凶杀案开始…… 案情回顾 嘉靖八年夏,时间大约在夏末六月的某一天,东厂接到一桩杀人案的奏报,死者是一位中年妇人,被害人的儿子名叫张福,一口咬定凶手为邻居张柱,东厂派出的番子再将嫌疑人拘捕归案,经过初步的审讯后,便也认定了凶手就是张柱。于是这桩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人命官司,立刻被东厂奏报给了嘉靖皇帝。 再继续讲述这件凶杀案的同时,笔者先简单给大家普及下,明代中央的司法审理程序。 明代京师的司法审理程序与地方有着天壤之别,刑部这个国家最高的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机构,直接负责京师案件的初审。但是刑部本身并不受理词讼,必须有通政司准行或各衙门参送,方能审理。 《大明会典》上便明确记载:凡在京问刑衙门大小词讼,非经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门参送,不许听理。 当初朱元璋为了防止地方官戕害百姓,鼓励民间耆老进京由通政司上达民意,申诉冤情,所以通政司就拥有了接受上访案件的职能,而由它准行到刑部审理的案子,便称为「 ”通状”,除此之外有权向刑部移送案件的各衙门,基本上都是具有执法权的在京机构。 比如说负责京城治安,巡捕盗贼,类似今天警察机构的五城兵马指挥司,以及监察五城兵马司的五城御史,都有权向刑部移交侦查到的京师案件。其他像五府六部、六科衙门等只要涉及司法案件的也有权力移送刑部审判。 但除此之外,大明朝有两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存在,它们凌驾于诸司衙门之上,抓捕审讯不受法司制约,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没错它们就是令大明朝上下闻风丧胆的厂卫特务——东厂和锦衣卫。 东厂和锦衣卫「 ”掌刺缉刑狱之事”,执掌非常宽泛,大到谋逆重罪,小到鸡鸣狗盗厂卫都能管,而且为了能全方位监视京师内的风吹草动,一些市井无赖往往都是厂卫的线人,每每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厂卫都会很快接到线报,出现在案发现场,简直比五城兵马司和巡城御史还要积极。这当然不是他们勤于公事的缘故,事实上,厂卫势焰滔天,无司法制约,绝对权力下当然会滋生绝对的腐败,借着案子勒索钱财,收受贿赂已然成为惯例,所以利益使然,凡京师的大小案件,基本都能见到厂卫的踪影。 当东厂奏报皇帝后,嘉靖皇帝还是按照规矩,将这起凶案移送刑部初审、定罪。因为案子已经被东厂提前审讯过,并指定了凶手,因此不管真相如何,刑部很少会冒着得罪厂卫的风险,去访查疑点,甚至推翻东厂勘察的结果。就如《明世宗实录》所说的那样:东厂、锦衣卫诏狱所寄,兼有访察之威,人多畏惮,一有所逮,法司常依案拟罪,心知其冤不敢辩理。 很快张柱就被刑部定为杀人犯,判死刑。 按说故事到这里可能就结束,杀人凶抵了命,官场上下也皆大欢喜。可偏偏张柱不服判决,要求上诉重审,还有被害人的女儿,即张福的姐姐,和其他街坊邻居们,都愿意证明张柱无辜,是张福诬告,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被害人的儿子张福。 案情峰回路转,此时已经超脱一般的杀人案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若凶手果真是张福,那这可就是一桩性质恶劣的弑母案,属不孝,乃十恶不赦之大罪! 刑部不敢怠慢,奏请皇帝重审,嘉靖帝命刑部郎中魏应召主审。经过严加查访、审讯后,魏应召推翻了东厂的结论,认定凶手为张福,改判杀母大恶凌迟极刑。 这下东厂被打了脸,当然不干,当即向嘉靖帝上奏,言说魏应召审理不公,惹得皇帝大怒。嘉靖帝不问是非黑白,下旨斥责魏应召「 ”擅出入人罪命”,将其逮捕下狱,另责三法司会审此案。 在明代,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都是京师案件的初审机构,在定罪后,须有大理寺作复审才能最终结案。若遇到特别的案子,皇帝为显重视和公正,也会特命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共同审理,再有皇帝做最后裁决。 嘉靖帝刚刚处置了推翻东厂结论的魏应召,圣意如何,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三法司官员们当然要好生掂量掂量,如何审案。 按制,三法司主审官包括了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大理寺卿、左右少卿。而且案子原本的初审机关为刑部,那么照理此次会审应以刑部尚书领衔,可时任尚书的周伦刚由南京升迁,还未及到任,这就让掌都察院事的右都御史熊浃主理此案。 熊浃也不是一般人,曾大礼议事件中支持皇帝,可谓是嘉靖帝信任的亲信大臣,由熊浃主持会审,基本上可以笃定嘉靖帝希望案子能按照他的心意裁决。 因此面对煌煌圣意,谁敢忤逆?刑部右侍郎干脆称病不来,左侍郎全程闭口不言,而大理寺少卿则直接赞同东厂给出的结论,谀辞阿附。案子进行到这步田地,基本上可以直接宣判了。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本被嘉靖帝寄予厚望的主审熊浃,却坚持要秉公审理,在提审相关人犯、证人后,熊浃肯定了魏应召初审的正确,建议「 ”拘集证佐,隔别审问,参互考验”再审慎定罪。 嘉靖帝对熊浃的回奏根本不认同,怒斥熊浃「 ”徇情曲护”,将其革职查办。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工科给事中,也被愤怒的嘉靖皇帝下狱治罪。 其他主审官们看到皇帝如此反应,吓得肝胆欲裂,闭口不言的刑部左侍郎赶紧惶恐谢罪,很快和其他人等议定凶手就是张柱,维持了锦衣卫最初的拟罪,判张柱死罪,张福之姐以诬告杖责,初审官魏应召和人证都发配充军,熊浃勒令革职闲住,真正的凶手张福逍遥法外,案子就此了结。 背后原因 回顾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发现,在人证俱在,「 ”福之亲族邻里,咸证逆状,而其姊痛愤,发于至情”,两任主审又勘核无误的情况下,可以断定这就是一起案情直白的弑母案。可嘉靖皇帝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亲自指定了凶手为张柱,如此罔顾事实,难不成是被东厂蒙蔽的缘故? 当然不是。 嘉靖帝干预司法审案并非首次。嘉靖三年发生的李福达案,因大礼议的牵扯,最终变成了议礼派和反对派的角力,嘉靖帝借力打力,最终追责了一大批反对派官员。期间不管是厂卫的调查,还是法司的审理,只要不合皇帝心意,都会被嘉靖帝发回重审,案情的是非曲折变得毫无意义,只有皇帝的目的才是案子审判的根本依据。 所以可以推知弑母案本身的真相并不是嘉靖帝关心的,东厂作为皇帝的鹰犬,只会体察主人意志做事,根本不可能左右得了独断专行的嘉靖皇帝。 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讃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明史 刑法志二》 一件发生在京师并不起眼的刑事案件,因为嘉靖皇帝连下诏书处置相关主审,闹得朝野瞩目,满城风雨,嘉靖帝一反常态的背后,当然不会是为了司法公正。因为嫌疑人张柱乃是武宗皇后夏氏外戚的仆人,通过炮制这起冤案,可以借机打击前朝的外戚势力。 东厂作为嘉靖帝的心腹打手,在最初接触此案时,应该是发现了张柱的特殊身份。没有证据显示东厂收受了张福的贿赂,才将罪名栽到张柱头上,毕竟史书的修撰权掌握在文臣手里,若是行贿导致的冤案,史官们必然大书特书,借机抨击宦官们的危害。故笔者认为正是东厂为了讨皇帝欢心,故意为之,在上奏皇帝后,果不其然,正中嘉靖帝下怀。 正如开头所说,嘉靖由藩王入嗣,比起正常接位的皇帝,总是不自觉的矮上一头。为了加强皇权,嘉靖帝从登基开始就不断给父母加尊号,希望能把去世的父亲也追尊为帝,并跳出明孝宗帝系传承,自成一脉,为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 ”大礼仪”事件。 嘉靖帝如此做派,当然引起孝宗皇后,也就是张太后的怨恨,在后宫中,张太后对嘉靖及其生母不假以辞色,极为倨傲。但面对张太后和张氏外戚在朝中的势力,嘉靖只能隐忍。在继位之初,嘉靖委曲求全,一面尊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母后,一面为张氏外戚和依附张氏的夏氏外戚,加官进爵,尊崇优渥。 直到嘉靖三年,当嘉靖帝培植的政治势力已经足够壮大,便重新掀起「 ”大礼仪”,并取得巨大胜利,生父总算在法理上成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父,帝系脱离了孝宗一脉,自成一体。 多年的隐忍,也让嘉靖帝对张太后及其兄弟,殊为怨恨。史书记载,每逢张太后寿辰,嘉靖帝便下旨臣子不得朝贺,反倒生母蒋太后诞辰则「 ”敕命妇朝贺,燕赉倍常”。 所以嘉靖八年发生的弑母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嘉靖帝故意惩治与夏氏外戚有牵连的张柱,就是为了向朝臣释放一个信号,皇帝要开始打击外戚,尤其是煊赫一时的张氏势力。 因此在此案案发后不久,嘉靖皇帝便在廷臣的建议下,废除了外戚爵位的世袭制,令「 ”姑与终身,子孙俱不准承袭”。因为嘉靖母家及皇后家里外戚不显,几乎可以忽略,这一决策无疑对张氏家族的打击是巨大。 之后在嘉靖的刻意推波下,张氏兄弟皆坐罪,发展成了上至后妃勋戚,下至狱卒奴仆,牵连百人在内的「 ”外戚张延龄案”。 所以说这起弑母案不过是嘉靖皇帝玩弄权术的工具,司法公正在皇权面前不值一提。此案虽小,可却是整个皇权时代,以权凌法的缩影,它不仅仅是无辜者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原有的秩序被皇权肆意践踏,以至于整个嘉靖一朝,大臣们对皇帝处处谀辞阿附,凡事多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群小在朝的局面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无怪乎有直言正谏的大臣哀叹道: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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