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尔馆方、福开森和劳费尔的几类说法

Posted 2022-12-29 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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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馆方、福开森和劳费尔的几类说法

1917、1919年，美国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分别从上海古董商人游筱溪手中购入两件玉戈，从劳费尔所著《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端方去世后出版的《陶斋古玉图》以及国内所存拓本等资料，可以确认这两件玉器均属晚清重臣端方旧藏。弗利尔美术馆藏、博物馆编号为F1917.396的藏品，即是游筱溪在1917年一封信件中所描述的周代召公所用的「 ”赤刀”（可参见前文：周代召公「 ”太保玉戈”流往美国幕后：端方的脑袋和游筱溪的信函），游氏这一说法因无可信证据，被馆方所否定。而另一件于1919年购入的有铭玉戈，博物馆编号为：F1919.13则一直被国内学者鉴定为召公姬奭所用的「 ”太保玉戈”，有关其研究还在继续...... 弗利尔美术馆有关藏品F1917.396的鉴定资料弗利尔美术馆有关藏品F1919.13的鉴定资料壹周召公与赤刀 1917年，弗利尔通过上海游筱溪的博远斋购买了第一件端方旧藏玉器（博物馆编号：F1917.396。尺寸：高、宽、厚分别为11.8 x 84.1 x 0.9厘米），馆方鉴定为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 1600年)或商代早期(公元前1600-1400年)，可能出土于河南。而按照游筱溪的描述，这件「 ”玉刀”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时期，「 ”蔽国周朝时召公所有，名曰赤刀，乃祭天之用。” 弗利尔1917年从游筱溪处购入的所谓「 ”赤刀” 弗利尔1919年从游筱溪处购入的「 ”太保玉戈” 「 ”召公”为周朝官名，第一位召公名姬奭（音shì），他的后人也继承了这一官职，比如周厉王、周穆王时期的召公，便是世袭该职位的姬奭后人。游筱溪在信中向弗利尔所提到的召公，便是指这位姬奭。他是周文王的第五子，因最初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在辅助武王灭商后，他被封在北燕，都城在蓟（今北京）。在武王驾崩，周成王继位，姬奭任太保。成王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周康王。在西周初年，召公姬奭是政治舞台上一位耀眼的角色，他位列三公,与周公地位等同,《尚书·君奭·序》中称：「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位长寿的召公历经了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参与过策划灭商战争、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征伐东夷等重大事件,多次巡行江汉南国,开创了「 ”成康之治”，是西周初参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家。编号为F1917.396藏品局部编号为F1917.396藏品局部《尚书·周书·顾命》一篇，所描述的内容就是周成王临终前，命召公、毕公率诸侯辅助太子钊登基的过程，这篇文章详细记叙周康王在祖庙接受册命的仪式，其所记载的周成王的丧礼和周康王即位的典礼，是研究周代礼制的珍贵史料。成王去世后，在康王的登基仪式上，「 ”陈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大意是在这样隆重的典礼上，在东、西两墙前边的席上，所陈列的宝器中，就包括有一件「 ”赤刀”。这件「 ”赤刀”应是与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等一样珍贵的玉器。对于这件「 ”赤刀”，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127－200年年）解释为：「 ”武王伐纣时刀，赤为饰，周正色也。” 作为一位能够为弗利尔在中国古董市场掌眼的商人，游筱溪必定具备相当的传统文化功底，对于《尚书》这类儒家经典著作自然是熟悉的。他在信中向弗利尔称，这件玉器为召公「 ”赤刀”时，应是联想到了这些传统经典中所记载的古老信息。然而，在讲究实证逻辑的美国研究者眼中，游筱溪的说法并不靠谱。贰游筱溪和劳费尔提供的信息弗利尔博物馆对这件编号为F1917.396玉器的鉴定资料中，一位署名J.E.L的研究者在其1942年的报告中，认为仅凭游筱溪这封信件中的描述，难以证明这件玉器就是召公的赤刀，因为这位出售者并没有提供获取这一信息的可信源头，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他这一说法的证据。其次，美国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在1912年出版的《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一书中，曾经刊出此玉刀图片（在上篇文章中对此已做过叙述），劳费尔曾经在北京端方的众多藏品中，亲自见过此件玉器，并索要了照片。但劳费尔在他的书中，仅介绍了此件玉刀被发掘于陕西凤翔府老城附近。弗利尔馆方的研究者认为，如果劳费尔听说过「 ”召公赤刀”这一故事并且愿意相信它的话，一定会在书中作出解释和报道。但是在他的书中只是说，这件玉器的色泽呈纯正的浅红色。这似乎支持了游筱溪所谓的「 ”赤刀”的说法，但这些均无可信的证据。 1912年出版的《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这位只签署自己姓名缩写——J.E.L的研究者认为，如此优质、大型的玉器，当然可能是属于某一位大人物的，而姬奭完全配得上使用这样的玉戈，当他被封为召公、或者封于蓟、或者封为太保时，都可能被授予这样的玉戈。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玉器与姬奭本人有任何联系。再次，尽管劳费尔和游筱溪都提及此玉器在陕西出土——游筱溪信中提到「 ”在陕西为土人掘土于召公墓中而出、劳费尔写道：「 ”于1903年从陕西凤翔府老城不远处掘出”——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其来自于召公墓。对于召公墓到底在哪里，至今学术界还存在多种争议。姬奭长时间参与了周初的政治活动，曾被封于蓟创建了燕国，但他派了自己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任职。他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地以西姬奭主管；陕地以东周公旦主管，这里提到的「 ”陕”并非如今的陕西，而是如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召公与周公旦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的「 ”陕塬”为分界线，把西周王朝的统治区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由他们两位开国重臣分头治理。考虑召公生前广大的活动范围，因此并不能确认，召公姬奭的墓一定就葬在如今的陕西省境内。叁福开森的记录与召公墓这位弗利尔馆方的研究者也关注到，另一位在中美两国汉学界、收藏界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1945年）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概论》Outulines of chinese Art一书中所记录的，在上世纪初发生在陕西的一件事。照片：福开森《中国艺术概论》的现代汉译版福开森该书也译作《中国艺术讲演录》，因其内容基于他1918年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所作的有关中国艺术的系列演讲，其中内容涉及青铜和玉器、陶瓷、书画，涵盖中国视觉艺术全门类。在福开森1919年出版的该书中，提到在1902年，从陕西召公墓（原文为：grave of the Duke of Shao）中出土过三件玉器，他进一步说：那时端方正是陕西巡抚，他命令修复这座墓葬，在此过程中，砖瓦建筑坍塌，这些古玉因此被发现。福开森详细介绍了三件玉器的去向：「 ”其中一件由端方家族所收藏，另一件被北京的Feng Kung-tu收藏,而第三件已经在美国人的藏品中。” 福开森本人也是弗利尔和端方的老朋友了，从他在中、美两国的广泛影响力和人脉来看——他曾兼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端方和盛宣怀等地方大员政治顾问、幕僚，参与过修订中国对日对美条约、被清廷封赐为二品顶戴——上文中提到过端方后人于1924年将一套商朝青铜器售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事，这场交易的中间人正是这位福开森。如今上海的武康路曾以福开森路命名笔者认为其在1918年这个时间段在美国披露的1902年发生于中国的事件时，没有必要作伪，其书中所提供的信息应相对准确，也就是说在1918年之前，一件从陕西召公墓中出土的玉器，已经被售出到了美国。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证明弗利尔在1917年从游筱溪处所购入、编号为F1917.396的藏品便是从陕西出土，同时也无法证明其与召公姬奭有任何关联。这位J.E.L坚持上述观点，他在报告中写道：「 ”福开森所指出的流往美国的玉器不是我馆藏品，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馆该件藏品（F1917.396）与其所说的事件有关。但毕竟，福开森的叙述也表明了，召公墓被确认了。” 肆召公墓与「 ”太保玉戈” 在上个世纪早期，弗利尔的研究人员和福开森似乎没有明白祠堂与墓地的区别（福开森原文为grave），实际上直到如今，召公姬奭的墓地还没有被最终发现并确认。对于福开森所叙述的1902年发生在陕西的事件，国内可信的原始文献包括，时任陕西咸阳县令杨调元的记载：「 ”右周召公玉刀，为岐山武敬亭学博建召公祠时掘土所得。” 也就是说这几件玉器并非如福开森和弗利尔从召公墓中发掘，而是在修建召公祠堂时掘土被发现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琉璃河发现了1193号大墓，出现了是召公之墓还是其子燕侯克之墓，现在还没有定论。有学者分析召公姬奭葬地应当在采邑岐山西南的刘家原一带，而支撑这一说法的主要证据便是福开森所提到的事件中出土的另一件、由端方家族所收藏的「 ”玉刀”。在端方去世后，1936年王大隆编撰的《陶斋古玉图》由上海来青阁书庄印刷出版，该书共编入古玉150器，并加说明考证。这本书中记录了这件玉戈，但将戈误认为「 ”玉刀”。 1936年王大隆编撰的《陶斋古玉图》内页 1936年王大隆编撰的《陶斋古玉图》内页 1936年王大隆编撰的《陶斋古玉图》内页据弗利尔美术馆资料，弗利尔在1919年继续从游筱溪手中购入了一件编号为F1919.13a-c的玉戈，该玉戈尺寸为67.1厘米*10.2厘米*0.6厘米。馆方鉴定为二里头时期至商代早期，也就是约公元前1800——1050年，可能出自河南。依据该玉戈资料和铭文，以及目前国内收藏的两幅全形拓本可知，这件弗利尔于1919年购入的玉戈，正是福开森所说的端方旧藏，自其出土以来，有关它的命运一直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依据其铭文内容，将其称为「 ”太保玉戈”。有关其铭文具体内容和发现经过，下文再做介绍。「 ”太保玉戈”铭文局部放大图弗利尔藏品，博物馆编号：F1919.13a-c局部本文为《「 ”我在美国贩文物”——上世纪初与弗利尔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们》系列文章第六篇，未完待续。文中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来源于弗利尔美术馆官方网站，请勿随意转载并用于任何商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