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爆发,竟然是因为这些制度性缺陷

Posted 胡人

篇首语: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竟然是因为这些制度性缺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史之乱的爆发,竟然是因为这些制度性缺陷

对于许多热开开放、兼容文化的人而言,安史之乱无疑是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历代最为多元、包容的盛唐一去不复返,文化开始走向保守、内敛。最终诞生了仿佛有自闭症的明清。 反叛并非安禄山长期规划的结果 有些人将安史之乱爆发的缘由归咎于安禄山个人。有人说他天生反骨,有人说胡人不可信。我们细细分析一下两种推测: 第一种显然违反人性。安禄山曾因战败差点被斩首,是玄宗皇帝法外开恩才得以幸免。作为一个死囚,这个时候便想着如何夺取唐朝江山无疑是天方夜谭。无论他的内心是否有对玄宗的感激,都不可能想着怎么夺取恩人的江山。 【安史之乱破坏力惊人】 而且,安禄山在李林甫执政期间,表现的十分驯服,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李林甫的家犬。安禄山许多次从梦中惊醒,嘟囔着「 ”我要死了”。其害怕的对象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这个阶段的安禄山或许为了以防万一在京城派遣了不少间谍,但显然并不会想着夺取这个国家。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安禄山其实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他真正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出将入相。甚至到杨国忠执政为止,他的目标都是宰相的位置。 所以,他坚持长期向玄宗表忠心。同时,安禄山还利用粟特人的贸易天赋聚拢大量财富,除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外,还需要定期和长安的官员「 ”疏通”。因此,安禄山时时刻刻能得到长安方面的最新动向。 有人认为这是安禄山在为自己造反做准备。可是,稍微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的唐朝属于典型的「 ”强枝弱干”。唐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安禄山等边境节度使手中。安禄山着重刺探官场的人员变动和人际变化,本身就说明其志在中央。 但是,这个想法无疑让他与杨国忠成为命中宿敌。后者的才能、人脉完全不如安禄山,但凭借着杨贵妃的得宠成功压制安禄山。甚至让满朝文武都对安禄山喊打喊杀。 如果安禄山仅仅是高仙芝、封常清这个等级的将领,那么最后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可是,安禄山有着其他节度使所没有的一样东西。 第二个原因更不可信。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大部分都是胡人。唐皇也没有因为安禄山的叛乱而怪罪整个外族,甚至还表示自己对中亚的藩属国很好,他们一定会履行封臣义务。事实上,唐朝的预计并没有出错,大部分的外族封臣都愿意派兵前来助战。战争打到后期,叛军一方的将领们都是汉文姓名,不是汉人就是归化人,反而是唐军多是仆固怀恩之类的纯胡人,甚至连汉名都没有。 【安禄山本身是粟特人,但是大部分粟特人站在唐朝一方】 所以,把问题的根本归咎于民族问题非常不负责任。若非胡人的将领和指挥官,唐军也不可能获得平叛的胜利。安史之乱爆发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回溯当年的历史。从盛唐繁华的表现下,探寻动荡的制度基因。 肢体肥大,则藩镇必兴 秦以后,历代王朝都致力于消除封建制度。隋朝开创科举制,将全国的精英人才笼络到中央,算彻底消除了封建的基因。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统治的成本也会越发高涨。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巨大的版图越是巨大,所需要的部队也就越多。朝廷很难再让义务兵通过自费钱粮的手段节约成本。到盛唐时,府兵制度已经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长征健儿”之类的常备军。唐朝鼎盛时期,整个边塞驻扎着49万常备部队以及8万匹战马。 49万常备军所需要的后勤非常恐怖。诚然让驻军开垦田地可以解决部分军需问题,但大部分的钱粮还需后方供应。彼时中国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泥土路,本身也不是盛产大牲畜的畜牧国度。因此,所有的粮草与军饷都需要用民夫进行人力运输。 盛唐时期,吏治已经非常腐败,官僚系统特有的弊病逐渐暴露,严重危害到供给系统。打个比方,说好给民夫一百贯钱作为运输粮食的酬劳。但民夫能到手的有50贯便算官员有良心;前线要吃上好的细粮提升士兵的士气,后方能运来同等份额的粗粮便算官员心系国家。 【唐军中有大批剽悍的胡族战士】 这个问题在后世的明朝也出现过,直接导致明朝中叶以后边军战力锐减,最后举国之力被五万满洲兵吊打。盛唐自然不像明朝那么腐坏,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允许驻军自行募集赋税、士兵。用现代的术语解读,唐朝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度,中央不再干涉地方的军事、行政换取节约统治成本。 在政策实行的初期阶段,效果前所未有得好。长安朝廷歌舞升平;边关要塞武德充沛;中央地方和睦协调。从这方面看,恢复封建制也是双赢的办法——但前提是政治操作不要让人智熄。 盛唐时大部分的藩镇只有军事领域的管辖权,但没有司法裁判权和监察权。偏偏安禄山还兼任转运使和采访使的职务。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君臣关系相对和睦,政治比较清明的前提下,朝廷可以省去许多人力成本与行政资源。但是,当附庸关系破裂时,同时执掌军事、行政、监察的官员立刻就能将自己的辖地变为国中之国。 基层的制度变化与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 上层建筑的判断失误让东北藩镇形成国中之国;上层建筑的掌舵人因政治斗争和「 ”出将入相”无望而愈发与中央离心离德。但相比上层建筑的貌合神离,基层士兵、军官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如果基层的士兵和将官不愿意追随安禄山,那么他很难掀起一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叛乱。 【唐朝士兵十分跋扈,动辄和节度使对着干】 在唐初,基层士兵基本是义务兵。初唐并没有「 ”军”或者「 ”营”这个基层编制,只有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 ”镇戍”来完成。这种镇戍的编制人数很少,往往维持在1000人左右。真正负责战斗的唐军是由「 ”行人”组成的「 ”兵募”。虽然名字里有个「 ”募”字,但都是官府强制征收的良人,本质依旧是义务兵。 【早期唐军并没有职业部队】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应对西北的突厥、吐蕃和东北的契丹。「 ”军”作为一个军事单位正式成立。军队中特别能打的被留下来作为职业士兵,也就是唐代的「 ”健儿”。唐军开辟多个边塞战区,并设置节度使管辖,成为日后藩镇的雏形。 作为藩镇的基层骨干,健儿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1.内地赶到边塞从军的良家子; 2.归化的外族。由于边塞地理位置的特殊,还会招募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协同作战,这种部队被称为「 ”藩兵募”。除此之外,唐朝皇帝还有「 ”可汗”的封号。用西方的头衔法称呼唐朝的皇帝,可以给李唐帝皇上各种尊号「 ”中原的皇帝,突厥人的可汗,佛教的保护者,契丹人的封君”。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唐朝皇帝和胡人以古老的封建法维持彼此的关系。在边塞唐军行动时,响应封君号召而来的胡人以部族为单位作战,在汉文史料里被称为「 ”城傍军”。 【强悍的中原皇帝一般身兼汉人的皇帝与塞外的可汗二重身份】 随着唐朝领土逐渐扩大,李唐不得不设置了大量节度使去「 ”节度”这些部族。在封建法中,这就是封君将自己的宗主权下放给下级附庸,从而形成树状的依附体系。按照「 ”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东北地区的契丹、渤海、奚等少数民族都属于安禄山的藩属,不再是李隆基的顺民。这种迥异于秦以后中原政治的模式让许多汉人士大夫摸不着头脑,只知道「 ”城傍军”追溯安禄山集体叛乱。其实在东北地区的胡人看来,他们根本不算叛乱,只是跟着自己的主君而已。 【胡人和汉人的许多冲突,本质是封建法思维与集权思维的冲突】 被直接招募到唐军中的「 ”藩兵募”则属于传统的雇佣军。他们的思维也十分简单——谁给钱听谁。在中央下放财政权后,安禄山又利用自己的经商才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河北道全盛时期,财政收入占据全国收入的1/3,不得不说安禄山确实敛财高手。 被安禄山招募的胡人只知道自己拿的是安大帅的军饷,对中央的李家缺乏最基本的认同感。所以,跟随安禄山造反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事实上,那个时代谁给钱听谁是胡汉通行的法则】 汉人将士也厌恶中央 既然胡人士兵不靠谱,那么安禄山麾下大批的汉人军官、士兵。根据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包括范阳在内的大部分藩镇都以汉人将士为多。这该作何解释?其实汉人虽然在向心力上比习惯封建制度的胡人更强一些,但也抵不过一个「 ”穷”字。这里的穷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而是「 ”穷途末路”之意。、 初唐时,士兵地位低下的问题就跃然纸上。《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大致意思是这些大头兵虽然在法律上可以与公卿平起平坐,可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连基层公务员都不如,甚至和仆人接近。 【雄赳赳的武士形象从不属于大头兵】 到了盛唐时,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新唐书.兵志》记载「 ”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翻译成大白话,各个「 ”折冲府”(唐军的基础军事单位)好久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从军之人升迁困难,士大夫们都以入伍为耻。 【很多人幻想的踊跃参军的唐人,并不存在】 虽然按照法制,他们依旧可以身着三品大员才能穿着的紫袍招摇过市。但在世家出身,通过科举上位的「 ”衣冠子弟”眼里,他们不过是下等的丘八而已。 对于东北方向的士兵而言,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在朝廷将财政大权下放各地节度使前,唐军的政策是「 ”西攻东守”。处于攻击方向的西北军有着东北军三倍的军饷,这极大地增加了东北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对范阳三镇的士兵而言,安禄山真的是大救星】 在安史之乱后,投降朝廷的田承嗣还给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等人建造了庙宇,让他们享受香火祭拜。一直到公元773年,唐代宗才成功将这股「 ”错误思想”纠正,砸毁了庙宇。但是,范阳三镇的士兵和他们的后裔依旧称呼安、史二人为「 ”二圣”。朝廷为了彻底镇压这股思潮,下令刨开安禄山的坟墓,并砸毁他的棺椁。结果导致当地产生极大的民愤,须知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60年。可见安禄山或许不是忠臣,但他真的是士兵们的保护伞。河北的基层士兵十分感激安禄山帮他们养家糊口的恩德,哪怕过了三代人依旧如此。 结语 唐朝下放行政、监察的权利给节度使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转变了制度却没有转变思维,朝廷依旧以中央集权的思路对待真正封建化的节度使,造成双方上层离心离德。朝廷对基层士兵的苛责让基层将士只认安禄山不认李唐,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不从制度入手,不重视地方和基层的情绪,最终定会祸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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