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墙之十四屯田的营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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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墙之十四屯田的营城(三)

第十三章屯田的营城 岳占东 三 这种人烟辐轴桃红柳绿的生活场景真正降临到五花城营城,应该是在潞泽营建立以后。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那一次战争,让劫后余生的五花城更加变得千疮百孔,为了有效抗击黄河对岸经常出没的蒙古铁骑,明廷在邬家沟的南岸重新建立潞泽营,秋冬之际,调集潞州府和泽州府2000余名官兵驻守防河,而五花城从此基本变成专门屯田的营城。 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屯田养兵自给自足是一项贯穿整个王朝的基本国策。明朝建立以前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屯田只能在战争间隙时进行。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便广纳众议,屡发指令,把「 ”屯田积粟”、「 ”屯田备边”作为长治久安的国策加以推行。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疏「 ”屯田积粟”之事;十八年二月,国子监宋讷献「 ”屯田备边”之事;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等。洪武十八年,营田使康茂才在金陵、江龙等处实行军屯,五年之后屯田见效,得谷15000余石,除自给军饷外,尚结余7000石,朱元璋对康茂才大加褒奖,并以此推广屯田法令,指出:「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为此,明廷不但广兴军屯以实中原,而且选择有智勇谋略的将领,在北部沿边要地戍边屯田。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记述:「 ”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使他们相互之间,「 ”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宜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明廷将北边作为屯田备边的重点,几乎每年都要派兵前往北边要隘附近屯田戍边,更有甚者,为了解决边防粮饷,除命统兵将领率军屯田外,还命令沿边诸王屯田备边,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朝廷命周王朱橚、晋王朱㭎分别发河南、山西都司卫所官军34000余人和26600余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邬姓人家应该是在洪武年间第一批来五花城戍边屯田的边民,据说最早的先祖是来自河南偃师白水湾的邬义和邬慧兄弟两户人家。邬义、邬慧早前落脚邬家沟东边的常家堰,后来才被迁到五花城屯田,按照明朝的都甲制,邬义一支被编入崇宁都四甲,邬慧一支被编入崇宁都六甲。后来到清代,五花城新迁入一支邬姓人家,被编入崇宁都八甲,据说这一支邬姓人家是吴姓的后代,因吴三桂起兵反清失败后,为躲避清廷追杀取谐音「 ”邬”为姓氏,迁到五花城避难。 五花城屯田,最好的土地是黄河冲积扇形成的河滩平原。河滩地不仅土地肥沃,而且保肥保墒,对于黄河东岸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来说极为有利。从洪武年间开始,五花城等沿河戍边的边民屯田是主要的任务,因为此时的北部疆域还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兴和(今内蒙古兴和县)还在明军的实际控制之下。只有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 ”土木堡之变”以后,黄河东岸才真正被推到了抗击蒙古铁骑的最前沿,边民随之而来的主要任务也转入了备边备战。 据《皇明九边考》记载,在嘉靖后期,鞑靼军对明朝边境抢掠频繁,明廷在加紧修筑边墙的同时,鼓励边民耕种营堡附近的土地,敌人一旦从边墙上溃入,边民便可及时躲进营堡,以达到坚壁清野的目的,使鞑靼军无所抢掠。「 ”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土地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入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耕,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朝廷用「 ”永不起科”,即「 ”永不征纳税赋”的优厚条件招徕边民加入修筑城堡和屯田的队伍中。 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两年的时间里,由钦差整饬岢岚偏(偏关)老(老营)等处兵备山西按察使□□□和钦差分守河曲等处地方副总兵官参将事张承业两位「 ”钦差”,对五花城营堡进行重修。这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被鞑靼军破城后的一次大规模重修。新修筑的五花城营堡,改变了过去的形制,让曾经有利于作战的「 ”五花阵”变成了有利于防守的营城,曾经的西城、东城、城塔坪、城后坪都变了良田陌阡,只保留了中心城池,周长约为500步。营城的城门也只修筑了临河的南门,外修瓮城,使整个城池变成了易守难攻的堡垒。至今,五花城古堡里仍旧留存两位「 ”钦差大人”重修营城的碑上,上刻有「 ”河山永固”四个大字。在大明帝国的边墙营堡中,除了用于大规模屯兵或驻扎衙门的营城修筑多个城门外,仅仅用于守边或屯田的营堡一般都修筑为单个城门的堡垒,这样的建筑不仅增加了敌人攻克的难度,也使守城的士卒逃遁无门,极大地增强了戍边士卒的战斗力。 五花城由辽国的西南边疆军镇,演变为明朝的北部边疆营堡,进而成为黄河边墙之上用于屯田的营城,也让整个黄河岸畔加重了人间烟火的气息。邬姓人家在营城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在明清两代,历经几百年,他们让自己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在营城里至今流传着有关邬阴阳的传说,也流传着一句很响亮的话,叫「 ”船湾的葡萄,唐家会的蒜,五花城的闺女不用看。”这些传说让一座曾经屯田的营城变得更加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保留至今的每年七月二十五的传统庙会——打瓜会,更是独树一帜,让人心驰神往。 有关邬阴阳的传说,让邬姓人家成为营城里标签式的人家,这也与古老的营城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关系。营城以五行命名,讲五行离不开讲阴阳,阴阳大都与算命、堪舆、红白喜事等百姓生活有关,阴阳算命又离不开讲五行,所以五行、阴阳、八卦是一套互为支撑的理论。五花城里出了个邬阴阳,自然让十里八村的人高看一眼。关于邬阴阳的传说很玄乎,传说中邬阴阳法术高强,混迹于阴阳两界,既能用黄表纸剪出的纸人搬动麻秸,也能用钱叉子变成巨蟒,以此来惩恶扬善,还可以除魔驱鬼,借用鲁班的神斧除去石精,驱逐二鬼抬轿游玩。这些传说让营城里邬阴阳的后代,在执掌先人留下的衣钵更为得体,几百年来,周围十里八的人家但凡需要请阴阳先生办事的,自然非邬阴阳莫属。年头久了,周围村庄的人们流传出一句话,叫五花城的阴阳能降石,不能降妖。邬阴阳的后代解释说,降石是指降石精,不能降妖,是邬阴阳得道前在降妖的过程中,让妖怪吃掉了自己的妻子,故而懊悔终生。于是营城里便流传出了关于邬阴阳在船湾村除掉石精的传说,故事的大意是,从五花城到船湾的边墙下,修边墙的民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将血滴在了一块石头上,石头后来因此成精,祸害过往行人。邬阴阳念动咒语,搬来石匠除去石精。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很是形象传神,原话是:邬阴阳念动《鲁班爷经》,想请石匠神灵来对付变化为和尚的石精,果然从庙外跑进一个小和尚对石精说:「 ”师父,大事不好,那个皮叉叉的人来了!”话音刚落,一个身高丈二膀宽七尺的石匠闯了进来。石匠问邬阴阳道:「 ”邬师傅!锤錾哪里用?”,邬阴阳回答道:「 ”老和尚头上用!”一阵叮当响过,变化为和尚的石精便化为乌有。邬阴阳的传说显然是营城由兵营而成为村庄,人们对人间烟火的一种玄想,是人精神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无限夸大和向往。 「 ”五花城的闺女不用看”,就是五花城生养的闺女漂亮的简直不需要挑拣,这与黄河对岸陕北地区所说的「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同出一辙,可见邬姓人家的自信首先来自于无可挑剔的外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边墙之上的士卒大都是来自遥远的南方,究竟是「 ”南方多佳人”的遗传因素,还是黄河水和黄土地的滋养,反正营堡里的闺女多数天生丽质。一座营城在几百年的演绎中,让人趋之若鹜。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的打瓜会,让营城的古会更像是一场百开生面的赛瓜会。黄河滩上结出的西瓜瓤沙甘甜,百里闻名。每到古会唱戏半截,戏台上锣鼓停息,村民们便将自家的西瓜拿出来扔向戏台,戏台上的演员伸手相接,大多数西瓜却被摔碎在戏台上。一时间,戏台上都是被打碎的西瓜,红的是瓤,绿的是皮,一片狼藉。据说这样的打瓜会是为了祭祀雹神,以祈求即将收获的庄稼免遭冰雹袭击。 五花城的风俗在五花城的演化中慢慢形成,由大明帝国的屯田营城,而成为明清两代人烟辐轴的村庄,五花城的风俗更多地弥散着一种黄河边墙下儿女情长的生活气息,亦或有一种河风拂过沃土芬芳的味道。 本文选自长篇纪实《黄河边墙》(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黄河》杂志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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