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胜到 ”反贪官不反皇帝”，起义的农民为何越来越 ”怂”

Posted 2022-12-29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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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胜到 ”反贪官不反皇帝”，起义的农民为何越来越 ”怂”

秦王政统一六国后，将自「 ”商鞅变法”演化而来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这时候，嬴政觉得「 ”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显示他空前的权力了，因此，中国诞生了「 ”皇帝”的称号。「 ”皇帝”意味着什么？公元前221年，富有四海的嬴政为了用一个新的名号代替「 ”秦王”的称号，便下发诏书，约群臣讨论「 ”帝号”。由此可以看出，「 ”皇帝”称号中的「 ”帝”字，是秦王政自己定的。因为，秦始皇已经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超越了「 ”王”，他要与传说中的「 ”五帝”同辉。长期跟在秦王政身边的大臣们心领神会，既然嬴政自比五帝，那干脆就给他再抬高一级，直接和三皇并立。于是李斯代表大臣们向秦王政建议，以后您就叫「 ”泰皇”吧，泰山的泰，皇帝的皇。理由是上古时期有所谓的「 ”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但没想到这个建议被秦王政否决了，他说保留这个「 ”皇”字，再加上一个「 ”帝”字，以后我就叫「 ”皇帝”了。嬴政取三皇的「 ”皇”字，五帝的「 ”帝”字，意思是自己集三皇五帝的尊贵于一身，堪称古今第一人，只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号。自从「 ”皇帝”诞生以来，皇权就近乎无限。图 | 秦始皇从此以后，天下为皇帝一家之天下，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制约皇帝的权力。即使臣子可以通过进谏等手段使皇帝「 ”收回成命”，那也只是改变了皇帝的想法，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权力。然而，权力绝不是单向的统治，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意味着对百姓要负有近乎无限的责任。秦朝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皇帝要负有的责任，于是，大秦帝国在权力的过度透支下，仅十五年就灭亡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秦朝皇权思想还未深入人心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正直夏秋之交时节，大雨滂沱不止，河道涨水，湖泊沼泽泛滥，土筑的道路成泥泞，阻断不通。一支前往北方边境的部队被困驻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南）。这支队伍大概有九百人，是从大秦陈郡各县征调的戍卒，受命前往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今北京市东部密云一带）驻防屯守。队伍抵达渔阳的日期，是上面按照征调军队的规定预先指定的。根据帝国的法律，军队不能按照预定时间抵达指定地点，将受到军法「 ”失期罪”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犯失期罪者将被斩首处死。面对不见停止的大雨，泥泞不通的道路，眼看抵达渔阳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众人的心中越来越不安。不愿顺天安命的陈胜，吴广一起商议，如期抵达渔阳已经无望，为了求生只有逃亡，不过，弃军逃亡是死刑，与其逃亡死，不如干脆举事造反，死是同样的死，与其死于逃亡受刑，不如死于大事国事。走投无路之下，陈胜和吴广决定起兵反秦。图 | 大泽乡起义于是，诞生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可以看出，秦始皇所开创那皇权秩序的根基并不稳固。秦朝建立以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从西周到战国长达800年的封建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各个政权都是独立的主权国，打个比方，当时的魏国人看秦国人，就像现在中国人看韩国人差不多，所以制度的惯性下，天下忽然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人们自然无法适应。「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宋朝的皇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水浒传》中讲述的是北宋徽宗时期，宋江等梁山好汉从起义到接受朝廷招安的故事。从故事的主线可以看出，虽然梁山好汉是农民起义，但是他们「 ”反贪官，却不反皇帝”。「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水浒传·第19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以上是阮小五哼唱的一首歌，「 ”赵官家”指的是北宋皇帝。当然，阮小五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却不是能虚构出来的。阮小五这样的人竟然也哼唱向皇帝表忠心的歌，可见，当时的皇权思想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 ”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的皇权制度到底经历了什么？确立皇权的核心思想秦朝因为皇帝滥用权力后灭亡，汉朝皇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奉行黄老学说，将皇权捂在口袋里，无为而治。就这样，汉朝在「 ”文景之治”后国力迅速提升。汉武帝继位后，经过「 ”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诸侯王不再能同中央抗衡，强大的诸侯已被铲除，弱小的回心俯首。刘彻坐享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却苦恼没有大一统的理论。秦朝倒是有过法家治国，但丧钟在耳，刘彻哪里敢直接拿来用？图 | 汉武帝雕像因此，汉武帝不满足于文、景的局面，决心改制，下诏求言。这一求便求出了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所谓天人三策，归纳起来有四个要点：新皇改制，君权神授。意思就是，通过改前朝历法，易前朝的服色，以顺天意。皇朝的更迭乃是上天的意思，并非人力所为，这证明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是代表上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而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君主滥用权力，苛法暴政，无法无天，违背天意，老天就会发出警告。如果警告没用，老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来鞭策、约束君主的行为，直至剥夺君主手中的权力。大统一，大一统。天下要统一，在思想、制度上要大一统。立太学，举贤良。打天下要靠人才，治理天下，更需要人才。「 ”立太学”是要建立国家级的中央大学，通过政府扶植来培育人才，通过设立乡学培育人才，以供朝廷社稷所用。「 ”举贤良”是建立人才的推举制度，就是对「 ”公务员”进行公开招聘，将举贤制进行制度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将天下人的思想统一，法纪制度才能统一，民心才能统一。民心统一了，国家也就容易治理了。董仲舒为了巩固皇权制度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证明天的意志。而且他的这套理论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比如说，老天高兴了，便有了春，老天更高兴，便有夏；老天要是忧愁了，就进入秋天，老天悲哀了，就是冬天。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天的意志。这套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理论，对于还没有建立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古人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这就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 ”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 ”忠”是皇帝最愿意听的一个词。就这样，汉武帝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立约，汉朝从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生要为皇权的「 ”受命于天”做舆论宣传。图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皇帝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标榜自己敬畏上天，爱民如子，表面上多了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自己的权力反而增强了。皇帝敬畏上天，这意味着皇帝是代表上天在进行统治。皇帝爱民如子，这意味着皇帝变成了百姓的父母，百姓对皇帝就必须像对父母那样尊敬。儒家讲的忠孝，到皇帝这里就合二为一了。所以，皇帝当然愿意接受儒家伦理了。汉代的皇权有了理论基础后，皇帝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但戴上了一层包含了伦理道德的面纱，这也就是所谓的「 ”外儒内法”。然而，皇权制度光有理论基础是不足以让老百姓将皇帝视为父母的，当然还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将皇权思想渗透到文化。打造为皇权而服务的制度汉武帝时期，首创了皇帝的年号制度。汉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叫「 ”建元”，意思是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从此以后，新皇帝上台就要更改国号，称为「 ”改元”。很多皇帝还在任期内，也会经常更改国号，这背后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遇到「 ”天降祥瑞”，还有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这时候，一般都要更改年号。年号制度意味着用皇权来塑造时间观念，用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操纵着看不见的时间流逝，使时间可以直接显现，成为从属于皇帝个人的创造物。每一次改元都寄托着皇帝个人的意志与想象，都象征着权力对岁月河流的一次重新改道。皇权对于时间观念的塑造，又使皇权看上去是如此的正当、合理，从而能够深入人心。当人民用类似「 ”乾隆十五年”这样的字眼来记录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认同了乾隆皇帝，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为了树立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制度。中国自古有祖先崇拜的文化，所以，民间历来重孝道。汉朝的皇帝既然将自己打扮成天下人的父母，那皇帝当然要以身作则，显示自己的孝道。所谓宗庙，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场所。中国自商朝时就有了建造宗庙的传统，到了周朝，对于宗庙的规格开始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建造七座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以下建造宗庙的数量逐级递减。立宗庙的传统在秦始皇那里一度中断，后来秦二世又恢复了这个传统，重修了七代祖先的宗庙，并把父亲秦始皇的宗庙称为「 ”极庙”，意思是规格最高的宗庙。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位皇帝，后世所有皇帝都要奉他为始祖。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开始大规模增加宗庙的数量。汉景帝曾经要求全国各郡都要为汉高祖和汉文帝立庙。同时，汉朝皇帝在生前还会为自己立庙。图 | 宗庙祭祀至于庙号，隋朝之前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只有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皇，才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皇权顺应天意的最重要体现，就是祭祀。在古代，祭祀是件大事。皇帝参加祭祀也有很多讲究：比如，皇帝在祭祀上诵读的祭文，祭文抬头的皇帝自称与祭祀是要对应好的，祭祀天地系统的诸神时自称「 ”天子”，祭祀祖先及其他的人格神等时自称「 ”皇帝”。古代的帝王，既是皇帝，也是天子，但这两个称谓确是代表其人格和神格的两个身份。皇帝以「 ”天子”的身份每年定期祭祀天地与诸神，是为了获取天对人的感应，以示自己被神授与的权威正当性。受天命的皇帝如若想以其一生的功绩告天，最高形式的祭祀就是封禅。在泰山等大有来历的山岳上建造祭坛、进行祭祀。图 | 泰山仿古的封禅仪式如上所述，古代的皇帝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再加上各种文化符号的渗入，以及天下儒生的宣传，经过千年的时间，将皇权思想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结语自秦汉起，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在中国古代王朝运转了两千年，「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通过郡县制的官僚体系，可以直接控制每一个子民。这样的制度下，皇权与社会的中间层具有天然的矛盾。因此，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斗争，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旋律。另一方面，在皇帝出现之前，王与诸侯之间是一种「 ”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王令不合理，诸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驳回王令，压力传导至最末端的百姓会逐渐衰弱。然而，皇权制度下的封建官僚，是一种「 ”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从皇帝逐级向下进行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反而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压力放大，这样，经过层层放大的压力传导到末端的百姓身上会呈几何级扩张。封建官僚一方面让皇帝行使权力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也彻底断绝了社会上下层的沟通渠道。最后，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皇权，让中国一直处于「 ”王高于法”的制度环境之中，中央集权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主旋律，彻底终结了英国《大宪章》那样规定「 ”王在法下”的制度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