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摧毁大明帝国的鼠疫

Posted 2022-12-29 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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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摧毁大明帝国的鼠疫

明清鼎革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其中，对于大明王朝以出乎预料的速度瓦解崩溃，更让人捉摸不透。所以，针对明朝的灭亡，一直以来便有着多种解释：白银本位的财政系统崩溃、官僚集团和统治机器的腐朽、农民义军和关外满洲的双重打击……似乎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击倒明朝，但却无法解释明清易代的极端偶然性。步入文明的深渊当我们跳出这个怪圈后，再细细审视明末动乱和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可能会发现：所谓的落后不一定必定遭到入侵，而所谓「 ”武德充沛「 ”的内亚部族对农耕世界也并非占有绝对优势，这一点在明清易代时显得格外明显。除却国家机器外，似乎农耕民族早就有了”阿喀琉斯之踵「 ”的隐形危机。每当农耕部族选择定居农业时，便同时接受了劳作的奴役和牲畜的疫情。千百年来，纠缠游牧与农耕部族的鼠疫便成为所有文明挥之不去的梦魇。其中，那个17世纪时的东方帝国，便是这场鼠疫天灾的受害者。 1633年，晋省突现疫情。患者肢体会长出「 ”小瘰”，紧接着便会「 ”饮食不进，目眩作热”，并严重呕吐甚至于「 ”所呕如西瓜败肉”。不仅如此，这次的瘟疫传染力极大，甚至有一人染病而「 ”阖门皆殁”的惨剧。但此时的明帝国已是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八旗虎视眈眈，内有流民义军摧枯拉朽。多年以来，帝国的北方一直搅在战乱和杀戮中，对此疫情只当作寻常年份的短暂时疫。但就是这不起眼的疫情，间接瓦解了帝国统治。死神的镰刀欧亚文明在历史上遭遇的鼠疫向来是具有周期性的，几乎会因特定因素而保持间断性爆发。然而，明末大鼠疫却显得格外残酷。虽然在嘉靖、万历年间都曾爆发疫情，但均未达到动摇国本的程度。但明末清初恰逢第四次小冰河期——即十七世纪中叶前后，全国范围内寒冷加剧，酷寒促使降雨带持续南移，全国性大旱灾爆发，蝗灾和寒流有继之而起：崇祯十一年，漕河干枯；崇祯十三年，黄河干枯；崇祯十年—十四年，华北多地连续四年大旱……这直接导致华北地区的粮食产量下降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北方蒙汉关系也更加紧张。随之，大批流民开始在长城内外辗转迁徙，加剧了疫情的传播。一方面北方战乱不断，官匪交逼，促使大批流民四散奔逃。另一方面庞大人口加剧了食物短缺，大批饥饿流民极度虚弱，为求生存饥不择食……这些都促成明末大鼠疫的灾难性结果。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便在晋省率先爆发。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 ”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朝发夕死”、「 ”一家尽死孑遗”…… 此时的国家机器已经接近崩溃，极端低效紊乱。鼠疫一般可分为「 ”腺鼠疫”和「 ”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非常不幸，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几乎替流民义军提前摧毁了明军：据史书记载，其时的守城明军「 ”鸠形鹄面，充数而已”，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 ”衣装狼狈，等于乞儿”《明史纪事本末》中更说「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就这样，闯王眼前的京军早已瓦解，只等待开门投诚。本来军饷便拖欠甚久，军屯土地也早被侵吞殆尽。贫弱无力而疲敝不堪的病卒，如何征战流民和满洲呢？更何况「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民心早已丧尽。经过万历、天启两朝的党争，官僚集团基本丧失凝聚力，只能依靠乡绅维持地方稳定。于是，本就狭窄的信息通道更是被扭曲、封闭。随着「 ”三饷「 ”等税役的加派，官民矛盾迅速激化，无组织力量（官僚集团的腐败、农民义军的讨伐、土地的极端集中等）裹挟着鼠疫造成的恐慌和死亡，彻底蛀蚀了王朝的基石。晚明医家吴有性的《瘟疫论》中已经总结出相应的医治办法，但在兵匪交杂、内忧外患的末日景象下，最基础的人性道德已经被摧毁，整个文明都进入了灾难性的瓦解状态。不久，被鼠疫折磨数年之久的明朝政权终于灭亡。在付出数百万乃至接近千万人口的死亡后，鼠疫开始逐渐平息。此时正值大顺政权建立和满洲铁骑南下，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而清帝国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实现他们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