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宫廷对北方难民群体的统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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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宫廷对北方难民群体的统治政策

由于西晋编户齐民制度的崩溃,造成永嘉之乱的灾难性结局。整个长江以北都陷入可怕的互相杀伐状态,进而引发大量人口的迁徙。除了少部分向东西两头跑的人群,南徙江淮才是更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大规模迁徙运动,也将在很长时间内改变整个南方的历史。 五次南下浪潮 永嘉之乱为南方带来了大量难民 中原难民的南迁,并非短时间内的一蹴而就。相反,由于周期性的战乱爆发,规模浩大的迁徙就有5次。其时间跨度也长达100多年。 在永嘉初年,北方的变乱刚刚开始。司马睿就移镇江东,带着自己的琅琊封国人口南下。这批逃难先锋就限随司马睿过江,引发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接着,更多从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的人口开始南下。他们首先聚集到江苏北部与安徽的淮河地区,从而将那里的本地人也卷入难民浪潮。部分人合流渡江,成为历史上第一批主要的衣冠南渡群体。 司马氏的王族 是南渡群体的先锋 到了东晋的成帝初年,苏峻、祖约在江准掀起叛乱,北方的羯人石勒也乘机南侵。很多淮南人和先前侨居的避难者者,就进一步南迁过江,成为逃难浪潮的第二波主力。 等到羯人的石赵政权崩溃,东晋派出桓温出兵关中。这场新的战乱又制造出大批难民。尤其是生活在秦雍之间的人口,又沿着汉水等方向难逃,并在襄樊和荆州落脚。他们就是北方人口南迁的第三次高潮。 北方的每次战乱 都会带来新的流民团体 公元383年,前秦南下发动淝水之战。由于苻坚被谢玄率的北府兵击败,造成根基不稳的帝国出现内部裂痕。原本被压制的各羌人和鲜卑军头,纷纷冒头反抗苻坚的霸权。北方的黄河流域也再次成为混战之地,逼着中原流民纷纷过江,形成声势浩大的第四次南渡。 一直到后来的晋安帝时期,还有刘裕的北伐南燕战争。虽然东晋成功夺回了河南、关中和山东等地,但控制力非常薄弱。为了防止对手卷土重来,刘裕便将占领区的大量人口安置到南方。不久,最远的关中失守。等到刘裕本人病故,他建立的刘宋王朝又丢失了河南控制权。陆陆续续成型的流民群体,就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第五波次。 正是难民群体 撑起了东晋王朝 至关重要的百万难民 难民后裔也成为南朝北府兵的主要来源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地区突然多出大量难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对于南北朝时代的偏安王朝来说,这些沉重的负担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只有将这些人重新编户齐民,才能建立新王朝的稳定产业基地。 在寓居地域上,南迁人口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荆、杨、梁、益诸州,总数约在70万人以上。还有约20万人没有能到达长江流域,只能聚居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一些人中也在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深人到皖南山区,最远可达闽越与岭南沿海区域。通过重新编组安置,成为刘宋纳税人口的1/6。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于沦为士族地主的部曲和佃客。由于朝廷无法直接通过这部分人口征税,自然非常需要对不断南下的移民补充。他们中的精选壮丁,也组成了拱卫建康宫廷的北府兵主力。 难民群体主要就分布在长江流域 从南迁人口的分布来说,以落脚今日江苏境内的难民最多,人数约在26万。其次是侨居于东省各地的21万,和留在安微省的约17万人。跑到巴蜀的人口只有10万,而最后在荆襄地区的也不过6万。至于更远的江西省和湖南,就仅有1万余人。 虽然分布不均,但南迁人口还是成为东晋等王朝的赋税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恢复生产,那么偏安王朝的财政就会非常可悲。同时,许多世代居于南方的豪族也不会对落难天子有多少尊重。后来的刘宋、萧齐和萧梁政权,无不是以特定难民群体为核心。来自不同家乡的移民,也会彼此间结成利益团体,最后闹得争斗不休。这个过程直到隋朝攻灭江陵的西梁小国,才告一段落。 分布不同地域的难民 最后会形成各自的军事集团 郡县规划 南朝时期的都城建康复原图 对于如此巨量的北方侨寓人口,南方各王朝也采取多种手法进行统御。他们往往会拉拢少量难民首领,将祖逖、苏峻和郗鉴这类意见领袖请去参加中央和地方官府任职。接着在长江两岸设置侨州、侨郡和侨县,以便最大限度的控制人口红利。 由于北来侨民以寓居江苏最多,当地的侨郡县也较其他各地都多。因此,在今日的江苏省境内,总计出现过23个置侨郡,75个侨县。其中,大部分又其中在江南沿岸的镇江和武进一带,江北则多集中于扬州和淮阴诸县。位于其中的建康,无疑是这个流亡者体系的核心。 为了方便管理,这些移民社区甚至没有原先的土著居民编入。同时,在具体名称上也保留北方旧制,进而将人口按原籍加以规范,连基层官员都尽量选择原有人士担任。这样一来,星罗密布的移民团体,就真正成为偏安王朝的统治基础。社区的壮大则意味着王朝的兴盛,郡县萎缩就属于王朝败亡的征召。 南朝的地方基层官僚 也往往选择北方士族后裔担任 混乱的行政管理系统 南下士族与庶民直接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 在新家园生活的难民,起先都可以获得免于征调赋税和徭役的优复权。因此,南方的偏安王朝可以迅速站稳脚跟,并在之后的历次冲击中展现一定实力。 但这些辖区的边界并不确定,行政系统也十分紊乱。东晋渡江之初,从兖州、青州和徐州北部的南下侨民最多。朝廷便首先在京口界内设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又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以及芜湖的南豫州。至于幽州和冀州两地的难民,由于人数较少,就不建立州级单位,只有郡级或县级的临时社区。在特定情况下,朝廷还会把它们拨给州单位管辖。 混乱的管理 加速催生门阀政治的产生 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必然把地方行政系统搞得十分混乱。很多地方官府都不能控制相对恒定的人口基数,经常为朝令夕改而疲于奔命。反过来,这种窘境也让南朝始终无法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强势状态。 在生产力稍稍恢复之后,统治者便认为过去的优惠政策不再必要。为了扩大租赋和兵源,需要把北来侨民也全盘纳入征调体系,于是就有了「 ”土断”这一措施出现。也就是把散居难民断入所在籍贯,由官府加以控制。鉴于不少人其实依附地方豪强,所以土断政策实际上也是向本国的地方势力开刀。 刘裕为了自己的霸业而取消了难民后裔的全部特权 仅在东晋王朝,建康的宫廷就一共进行过4次土断。分别是在公元326-334年之间和公元364年的东晋成帝时代,以及后来的东晋哀帝与安帝时期。会稽四大士族中的大地主虞亮,就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而被刘裕杀死。包庇虞亮的会稽内史司马休也遭到免官,从而引发地方上对中央宫廷的巨大畏惧。 刘裕的政策导向,就是将尽可能多的人口为自己建功立业所用。在觉得土断力度远远不够之后,又将许多次级侨民单位合并,形成控制力更强的大型辖区。最后,甚至将发给难民后裔的特权也完全收回,让其与土著人口一样承担全部赋税徭役。以至于在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刘宋王朝看上去无比强势。依靠迅速聚拢的大量资源,他们可以武装北方蛮族国家都永远达不到的军队规模,发动持续时间超长的攻伐作战。 南朝最终就因急功近利而消耗了社会资源 然而,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暴虐政策,刘裕实际上是摧毁了自家王朝的未来前途。因为偏安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往往还是难民居多的地方。因此,每次赋税和兵役压力的加重,都在消耗维持其统治基础的利益集团。这种高耗能模式,也不可能通过增加行政单位面积来达到平衡,只会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因此,当刘裕本人死后,他的继任者就逐渐失去对整个南朝的控制。以原先不同地域流民组成的新地方集团,逐步将建康的宫廷架空,直到自己能够取而代之。但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修改刘裕制定的汲取模式,自己也最终倒在这个层面。等到代表南方本土家族的陈霸先上位,江南各地已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模式。当隋朝的征伐大军南下,地方士族的主力也就选择消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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