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浅析雍正帝打击朋党的具体举措

Posted 2022-12-29 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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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浅析雍正帝打击朋党的具体举措

导语：朋党即为因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对立的特殊政治集团或利益集团，它既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又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因朋党之间的党争而造成的官场腐败和吏治败坏对于封建王朝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朋党之争也加剧了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一直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稳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王朝的帝王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打击朋党，消除朋党之争，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朋党的存在会严重威胁到皇权的稳固甚至王朝的存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领教了太多因为「 ”朋党之争”而将封建王朝彻底葬送的经验教训，所以清朝皇帝对于朝臣结党一般采取零容忍的镇压态势。而在康熙朝晚年经历过「 ”九王夺嫡”事件的雍正皇帝，更对朋党之害深痛恶觉。所以，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开始通过各种举措打击和消除朋党。无数的朝代兴旺更替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绝大多数朋党的出现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党争愈烈，持续时间愈长，这种损失就愈大。有时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自身的生存，并造成亡国之祸。清朝作为将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状态的大一统王朝，也没能避免朋党的发生。从顺治时陈名夏结党，到康熙朝鳌拜结党擅权，再到雍正朝以胤禩、胤禟、胤禵等为核心的宗室朋党，雍正皇帝登基之初，单就清朝出现的朋党危害就足够引起其足够的重视。皇四子胤禛作为在康熙朝晚年朋党的组成部分，昔日的皇四子胤禛也曾经为了争夺皇位，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以皇十三子胤祥、朝臣隆科多、年羹尧等为核心的「 ”四爷党”势力集团。皇四子胤禛为了争夺皇位，利用朋党势力做出的种种「 ”努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朋党对于封建王朝的巨大危害，最起码对于康熙皇帝而言，这种朋党势力的存在是对皇权的绝对威胁。要不然，康熙皇帝也不会两废胤礽的太子之位，数次打压和控制各皇子党派。对于朋党的巨大危害，明末清初「 ”儒学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就曾经在《顾亭林诗文集》中予以过说明：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朋比胶固，牢不可解，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其大者足以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亲身经历并亲自参与过朋党之争的雍正皇帝肯定会对如此「 ”天下之患”拥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而且，因为在「 ”九王夺嫡”事件中的低调表现和继位后的种种巩固皇权做法，让雍正皇帝尚未正式登基便有了「 ”继位不合法”、「 ”弑君篡位”的骂名，昔日的政敌，以胤禩、胤禵等人为代表的皇室党派对其处处掣肘，都让雍正皇帝不得不专门针对朋党采取具体措施，以稳固皇帝之位、巩固皇权统治。就清朝而言，雍正朝出现的朋党之争甚为严重，而雍正皇帝通过秘密建储、创设密折制度、大兴文字狱等具体手段对朋党的打击收效也最为明显。 01 秘密建储制度——消除朋党的预防措施初一登基的雍正皇帝立足未稳，朝廷内外又有无数的质疑声音甚至反对情绪，尤其是昔日政敌结成的朋党对于雍正皇帝的皇权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有鉴于此，雍正皇帝于雍正元年八月，发布了一份著名的上谕，一份关于秘密建储的决定。《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元年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谕之曰：「 ”建储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圣祖神圣，非朕所及。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 雍正皇帝之所以在继位的第一年就将后继之君确定，有三方面的因素考虑： 1、避免类似「 ”九王夺嫡”事件再次上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到清初的时候已经接近了登峰造极的状态，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吸取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对那些试图染指最高权力的外戚、权臣和宦官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必要的打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明显效果。但是，皇位继承问题和建储问题依旧困扰着清初的几位君主，从努尔哈赤时期的长子褚英和皇太子的长子豪格，再有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非但没有顺利继承皇位，反而落得被杀后或者被废黜圈禁的凄凉境地。围绕皇位传承和预立储君这两额问题，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特别是康熙朝后期，太子胤礽两次被废，储位空悬，诸皇子为争夺储君之位明争暗斗。圣祖康熙皇帝最终还是没能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统治集团的稳定，同时也使人们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产生了诸多疑问。雍正亲身经历了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他对皇位争夺的危险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建储一事事关国本，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一旦确立了皇位继承人，储权和皇权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因此，雍正皇帝要想避免清初帝王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建储、皇位传承等方面出现的尖锐问题，必须做到： 1.1、必须警惕储君的权力是否严重威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1.2、必须避免大小官吏依附皇太子，结成太子党,扰乱朝政，对皇权形成新的威胁。那么，既然预立皇储有着对皇权的威胁，有着朝臣依附结党的可能，那么雍正皇帝为和又要急着预立皇储呢？皇八子胤禩因为如果不预立储君，极易造成人心不稳，甚至还会出现皇子之间的激烈争斗，彼此互结党羽!互相倾轧。所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雍正皇帝及时总结并且吸取了康熙朝的教训，即位不久，便以秘密建储的方式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当然，雍正皇帝急于建储，同当时宗室朋党的存在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以胤禩为首的宗室朋党实力异常强大，按照雍正皇帝的话说就是「 ”邪党众多，人心巨测，不得不留心防范。” 2、消除皇室朋党对其威胁的巨大后顾之忧雍正皇帝初一登基，将任命了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大学士马齐和张廷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其中，除了胤祥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外，皇八子胤禩和马齐都属于「 ”八爷党”，张廷玉在「 ”九王夺嫡”事件并未进行公开站位，所以初初登帝位的雍正皇帝政治势力非常薄弱。雍正皇帝当时在朝中处于相当孤立的不利境地，除了胤祥和隆科多，满朝的文武大臣中竟找不出可以信赖的得力助手，这与胤禩、胤禟等人得到众多重臣勋贵的支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胤禩等人组成的皇室朋党，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雍正皇帝的地位和权威。面对如此境地，雍正皇帝也倍感焦心，《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对当时境地的无奈：朕受皇考付托之重，临御以来，于国家政务，悉心办理，联自揣精神力量，可以经理有余。惟于弟兄之中，此数人万难化诲，既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俱困。雍正皇帝继位后，鉴于胤禩等人组成的皇室朋党对自己皇权的巨大威胁，派遣自己的亲信年羹尧掌握西北军权；而隆科多担任的九门提督，手握重权，掌管着京师的防务。但这毕竟只能保证胤禩等人不能发动武力政变。如果胤禩等人利用卑劣手段将雍正皇帝暗害，那么皇室朋党们肯定会重新拥立胤禩或者胤禵为大清王朝的皇帝。年羹尧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远在西北的隆科多鞭长莫及；隆科多就会立马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也于事无补。所以，雍正皇帝必须提前预立皇储，以备不时之需。对于这种预防性的考虑，雍正皇帝也在雍正四年，将胤禩、胤禟等人组成的皇室朋党消灭后，对于为何不敢远离京师甚至将「 ”木兰秋狝”废止的原因说明时，也曾经提及：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驰。联之不往，乃联不及皇考之处，联自知之。盖以肤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巨测，联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离边塞，此联不及皇考者也。 3、明确自己「 ”继位合法” 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发布密立皇储的谕旨之前，在集齐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六部九卿的乾清宫西暖阁，专门就自己的继位问题做出了说明：我圣祖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继成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薄海内外，莫不倾心悦服，共享安全之福。这是雍正皇帝自继位后首次对于自己的继位问题予以正面回应，强调了康熙皇帝「 ”慎选于诸子之中”的用心选择，并就「 ”一言而定大计”的现场情形做出了说明。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详细的强调自己的继位过程，除了正面回应和击破自己「 ”继位不合法”的传闻，为自己秘密立储做出舆论准备外，更为了直面胤禩等皇室朋党散布的种种抹黑言辞。也就是说，雍正皇帝虽然将胤禩任命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但其决定打击和消灭皇室朋党的决定已经形成。传位诏书存放处雍正秘密建储后两个月，他第一次在朝臣面前公开指责胤禩，将自己对皇室朋党的不满公开化。雍正皇帝为何变得如此有底气？急速因为确定了皇位继承人以后，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可以直面皇室朋党的巨大威胁。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利用秘密立储的办法虽然未能迅速转变在朝中的独立无援的局面，但却给予了他清除皇室朋党的巨大鼓舞，这也是雍正皇帝和胤禩等人矛盾公开化的转折点。事实证明，雍正皇帝继位后迅速密立皇储的做法非常有必要，而且是非常明智的。确定了皇位继承人以后，即使雍正皇帝不慎出现意外，皇位继承问题也会顺利解决，这不仅有利于雍正皇帝稳固皇权根基，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分化和瓦解皇室朋党的坚固堡垒。 02 大兴文字狱——铲除官僚朋党和科举朋党的有效手段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入关初始就被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以「 ”华夷之辩”思想予以反抗，文字狱作为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深层次统治，被清朝统治阶层作为消灭汉文化乃至消灭汉民族悠久传统的残酷手段而广为应用。和康熙朝、乾隆朝比起来，雍正朝出现的文字狱案件并不多，而且都没有明确的文字狱特点，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雍正皇帝之所以用极为严厉的手段处罚文字狱案犯，更大的目的在于打击和消除官僚朋党和科举朋党。文字狱案犯形象我们以具体案例做出说明：汪景棋案汪景棋乃系康熙五十二年的举人，年羹尧升任抚远大将军以后，并未进入仕途的他投奔了年羹尧的亲信——陕西布政使胡期恒。通过胡期恒的引荐，汪景棋成为年羹尧的幕僚，在汪景棋超乎常人的吹捧功力作用下，他迅速成为年羹尧的亲信。为了吹捧年羹尧的「 ”伟大功绩”，汪景棋成书《读书堂西征随笔》，书中有类似「 ”皇帝挥毫不值钱”等讥讽康熙皇帝的诗句，又有大量编排康熙皇帝谥号和雍正皇帝年号的诗句。年羹尧平定青海厄鲁特罗卜减丹津的暴乱后，汪景棋作了《功臣不可为》针对自古以来功臣多不能自保而遭杀戮的观点，加以辩解，责备君上猜忌，为功臣鸣不平的言辞。就汪景棋的作死表现来看，这根本就不是「 ”当权者吹毛求疵，故意从作者的诗文著作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加以曲解，罗织罪状而形成的冤狱”，或者根本就和文字狱毫无关系，换做任何一位当政者，面对如此言辞，恐怕都会予以严厉惩罚。杀头、抄家必不可少。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赐自尽狱中，在查抄年羹尧府邸时，这些书籍和文章被查抄了出来，雍正皇帝读后大怒，并亲自给予了如此评价：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汪景棋憎恨到了什么程度！但汪景棋的获罪，表面上看是他的诗文引起的。实际上，党附年羹尧、馅媚权贵、妄议朝政才是汪景棋获罪的真正原因，而这些恰恰是雍正最为痛恨的朋党恶习。汪景棋另外，在雍正朝比较出名的文字狱还有查嗣庭朋党案、谢济世案等，从这些具体案件的经过和分析能够看出雍正朝文字狱案的两个显著特点： 1、雍正继位初期所面对的政治形势对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对内他受困于胤禩等宗室成员的排挤和阻挠，皇位并不稳固；对外他又不得不面对年羹尧等封疆大吏和隆科多等朝廷重臣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的严峻现实。因此，雍正朝的文字狱明显带有权力斗争的性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年羹尧、隆科多两大官僚朋党的成员以及那些有结党嫌疑的满汉科甲官员。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强化皇权是其根本目的，文字狱本身只是雍正打击朋党、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和表现形式而已。 2、雍正朝的文字狱因为打击对象比较明确，政治目的性越来越强，所以雍正从获罪者诗文中罗列出的罪状也愈发的牵强附会，如查嗣庭朋党案中，雍正皇帝对该案件的解读完全是主观臆断，他从试题中发现的问题几乎毫无实据。这说明雍正皇帝在利用文字狱清除年羹尧朋党势力以后，已经逐步认识到了文字狱在打击和消除朋党势力行动中的卓有成效。他开始将文字狱这一维护皇权统治的手段主要用于打击官僚朋党和科举朋党中。 03 密折制度——监督官僚的有效制度奏折是清朝特有的官方文书，根据历史文献的考究，认为奏折最早出现在顺治朝，《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官员文书的标准：「 ”顺治十三年，上谕：各官奏折，俱送往内院” 由此能够看出，找咱顺治朝，奏折已经作为政府的制定文书形式用以臣子上书。而密折最早出现在康熙朝，但最初阶段只有康熙皇帝的亲信曹寅、李煦等臣子拥有这一直接将奏折送至康熙皇帝面前的特权。雍正皇帝继位后，密折制度得以全面推行。《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刚刚确定了自己皇帝之位的雍正皇帝便下达了关于密折制度的谕旨：朕在藩邸，不与朝臣往来，所以内外大小官吏皆不能晰知。今荷皇考大行皇帝命承大统，临御之初，简用人才。尔等哀感交迫之时，益当各竭忠尊，仰报高深。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州县，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者，尔等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雍正皇帝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将密折制度予以正式确立，除了便于掌握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实际情形，以更精确、直接的推行各项制度改革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打击朋党。密折样式雍正皇帝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朋党林立、纲纪废驰、吏治腐败的严峻局面，特别是以胤禩为首的宗室朋党，他们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大肆攻击，并且消极怠工，在雍正皇帝用人施政上百般阻挠，对雍正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相比之下，雍正皇帝在朝廷内外则是相当孤立的状态存在，仅有怡亲王胤祥、年羹尧、隆科多等少数支持者。在这样不利的政局下，为了在短时间内得到更多官员的支持，以便尽快完成打击朋党、澄清吏治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选拔各方面的人才来帮助自己实行改革，推行新政，雍正即位后很快就要求诸位大臣以密折的形式向自己举荐人才，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可上密折官员的范围和级别。雍正皇帝利用密折制度，使各级官吏相互牵制、相互监督，人人存戒心，在第一时间就获得各地督抚大吏的情况，这不仅震慑和控制了官员，同时还有效杜绝了官员之间拘私舞弊、结党钻营、朋比为奸的恶习，达到了巩固自己新生政权的目的，这也为各项政策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 ”九王夺嫡”事件残酷洗礼的雍正皇帝，初一登基立足未稳，以胤禩为代表的皇室朋党和官僚朋党、科举朋党等势力集团严重威胁雍正皇帝的皇权稳固和皇帝权威，更为雍正皇帝的各项制度改革、努力恢复「 ”康熙盛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雍正皇帝在首先稳住皇八子胤禩以后，利用秘密建储、大兴文字狱和密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严厉打击了朋党势力，稳固了皇权统治，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参考文献：《顾亭林诗文集》、《清史稿·世宗本纪》、《大清会典事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清史稿·年羹尧传》、《雍正传》、《雍正初年朋党问题研究》、《朋党政治研究》、《清朝皇位传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