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因此人发明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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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此人发明这种制度
原题:打不垮的东晋帝国,用不完的东晋军队,秘诀竟是土断制度? 中国古代史上有几次规模较大的南北分裂。第一次是三国、晋吴时期,第二次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隋末短暂的萧梁、林楚与唐朝对峙,第四次是五代与南方诸小国的对峙,第五次是南宋与金、元对峙,第六次是南明与清朝的短暂对峙。 这些南北对峙中,绝大部分时期是北强南弱。唯独东晋王朝是个特例,其武力值相当高。高在什么地方呢? 1.要打便打,从不讲和,绝逼傲娇。 2.一言不合就北伐,不怕输,而且经常赢。 3.什么人都敢北伐,从武将到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 4.以弱击强,兵力几乎从不枯竭。尤其是这个特点,最令北朝抓狂。 那么东晋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我们先看看东晋的状况。 一、王导发明的「 ”土断”制度 东晋肇基时没有蜀地,人口不足700万,而北方人口往往在3000万左右。而东晋内部,又有荆扬之争,皇权权臣之争,士族门阀冲突,侨姓和土著士族矛盾,山越之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很不稳定。这样的一个王朝,不仅没有覆灭于北方的兵锋,还能在缺乏骑兵的情况下屡挫强胡,多次北伐深入中原、关中甚至河北,取得可观战果。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前提是国力。相同的兵力,如果以更充足的资源来武装,就能拥有更精的装备,更好的训练,战斗力也将大大提升。虽然东晋是由士族门阀掌权的王朝,但令人惊异地是,东晋王朝在打击豪强、扩大税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比北方的胡族往往做得好得多,五胡政权则反而大多是豪强地主利益的保护者。 研究东晋的历史,就不能跳过一个词——「 ”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以此明考课、定税收,避免世家大族隐瞒人口。 琅琊王氏的领导人王导素有「 ”网漏吞舟”之称,被认为是一味和稀泥,纵容势豪兼并作奸。然而如果准确地描述的话,王导的政策应当是「 ”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说到「 ”成帝咸和中土断”,把从北方颍川来的陈康(陈霸先的祖先),土断为吴兴长城人。这是东晋第一次土断。当时的宰辅是王导,可知王导是土断的发明者。 东晋的土断制度,「 ”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虽然并不大规模剥夺大族的部曲为自耕农,但部曲必须全部纳入缴税的编户。而王公、官僚也都接受土断,虽然免役却要承担缴税义务,在西晋时,各级官吏是可以免税的,还可以荫庇亲属,经过王导的改革不行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土断的同时,王导又实行了度田收租制,「 ”亩三升”(咸和五年)。田越多,交的税也越多,田越少,交的税也越少。换句话说占有大量土地的世族,要负担较多的国税,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负担的国税则相应减轻。 在小节上,王导采取调和各方矛盾的做法,但大的制度毫不含糊。 经过土断,东晋王朝人民负担平均,农民赋税较轻,能够更好地恢复和扩大生产。 二、东晋皇帝也喜欢上了「 ”土断” 不过,当时的户籍分为黄籍和白籍,白籍就是由北方流亡而来的流民,他们是不需要纳税的。虽然东晋王朝经过一次次土断将白籍整合到黄籍当中,但也保留了很一部分白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白籍是重要的兵源,他们从北方流亡而来,历经磨难,同时仇恨北方的胡人政权,往往富于战斗力。 免除这些侨民的纳税义务,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军事训练。所以,东晋王朝的军队战斗力一直可观。 王导去世之后,咸康七年(341年)又进行了一次土断。 这次土断是由晋成帝主导的,当时晋成帝刚刚削弱了执政的颍川庾氏势力,得以振兴皇权。 王导虽然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但毕竟作为琅琊王氏的一员不可能毫无私心,加上东晋初期政局不稳定导致的宽疏,执政上终是有「 ”网漏吞舟”之弊。咸康年间土断在咸和土断后14年,着重的是「 ”实编户”三字。这实际是对咸和二年土断的一次核实和补正。 三、桓温与谢安的「 ”土断” 此后,权臣桓温、谢安又相继进行土断,来继承王导「 ”镇之以静”的政策。显然,「 ”镇之以静”是发扬庄园经济提高产率、对抗自然灾害优势的同时,保障政府能够从庄园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中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令世家大族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人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一个平衡。 这是在北方胡族政权巨大压力下形成的特殊危机体制,也使得东晋王朝在税收体系和动员体系上往往优于北方胡族政权。 公元364到373年,桓温进行了庚戌土断。此前他管理荆州时就已经裁抑强豪,在增加桓氏对荆州影响力的同时,提升底层人民利益以博取民心。作为有强力手腕的政治家,桓温也拥有丰富的土断经验。 庚戌土断大量裁并侨置郡县,将白籍转化为黄籍。这是因为之前的侨人由于逐渐安定下来,财富积累之后,不再有作为优质兵源的旺盛斗志,反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圈占大量土地,隐藏人口,不纳赋税,对于南方人很不公平。 因此桓温大量裁撤侨置郡县,而以新渡江的侨民作为兵源,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增加了税源,且得到广大南方人的拥护。 后来谢安当政,北方崛起了强大的前秦帝国,情况极为复杂危险。谢安推出了口税法,「 ”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这是把劳役和纳税分开来,而服兵役者也可以免税。这是因为北方军事压力增大导致侨民提供的兵源不足,南方土著中也大量征兵,因此特别强调服兵役者免税。 改以亩计税为口税,则是因为按土地收税执行时间太长,多有隐匿。突然改为依人口收税,王公士族都不得免税,豪强来不及隐藏人口,就能凭借这一改变获得较多的赋税资源。经过谢安的口税法改革,东晋王朝上下齐心,国力充足,取得了淝水之战和北伐中原的胜利,民生上也有「 ”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良好局面。 四、宋武帝刘裕北伐靠得也是「 ”土断” 东晋王朝最后一次土断是时任太尉的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 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刘裕以严厉的手腕,进行了相对彻底的土断,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义熙土断的成功,提高了刘裕的声望,令其收获民心,更是极大强化了国力,为刘裕北伐中原成功,代晋立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东晋一朝,虽然皇权往往不振,由门阀、权臣掌控,最后也被权臣刘裕篡夺。然而执政的权臣往往能厉行土断,打击豪强,使得国家强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而北方胡族政权为了稳固其统治,减少民族压迫带来的反抗,往往纵容豪强大族和地方乡贤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举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王朝为例子,号称「 ”古之遗爱”的慕容恪,也无非是保护了豪强地主的利益,「 ”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因此桓温仅带五万人北伐,就吓得前燕王朝差点迁都(在抵抗桓温时前燕王朝只动员出7万军队,全然不似华北霸主的国力),苻坚、王猛的大军一至,人口千万,号称拥兵40万的前燕政权土崩瓦解。 显然,东晋王朝的武力,在于厉行土断,不纵容隐附。而后来南宋的疲弱,则在于「 ”不抑兼并,田制不立”。 军事问题往往根源还是经济问题,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参考资料: 万绳楠《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 万绳楠《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房玄龄《晋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沈约《宋书》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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