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火器与战法在战争中的应用

Posted 2022-12-29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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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火器与战法在战争中的应用

本文转载自无知有畏在哔哩哔哩专栏的原创文章，已经得到作者授权，有修改，禁止二次转载。提示：没有看过上篇文章的请先看大明帝国最后的希望——引进葡萄牙的西式练兵始末上篇提到，明朝末年，朝廷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希望通过葡萄牙人引进西洋火器与操练的方法改变现状。朝廷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吴桥兵变和孔有德的率众叛逃，其成果最终被后金（清朝）获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明的首都被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前，崇祯皇帝仍在努力引入西方的火器，他曾找到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德意志人汤若望，让他铸造大炮。汤若望起初是拒绝的，因为作为一名传教士，为战争制造武器是不符合其身份的。但是，在明廷一再要求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也有更好传播宗教的目的），至明朝灭亡，汤若望共铸造红夷大炮五百余门。此外，汤若望还将平生所学及实际铸炮经验口授于中国的火器研制家焦勖，并由其代笔写成《火攻挈要》一书，又名《则克录》。该书详细论述了各式火器的制法，并有诸器图40幅，《火攻挈要》的出版也对西洋先进火器及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汤若望的画像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攻北京，当时形势十分危急，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可见北京的守备兵力捉襟见肘，严重不足。勤王之师也迟迟不到。面对如此情景，汤若望曾上疏崇祯皇帝，建议利用西洋大炮镇守京城，可惜的是，奏疏被宦官扣下了，雪上加霜的是，崇祯信任的守城太监杜勋在危机关头竟打开城门，投降了李自成，这让汤若望的努力付诸东流。北京的陷落令汤若望无比悲伤，因为崇祯皇帝对基督教十分宽容，《烈皇小识》曾记载：「 ”崇祯皇帝还曾捣毁宫中佛像，很有可能将皈依天主教。”汤若望不知道新的政权是否也可以允许他自由传教（《烈皇小识》是野史，但是崇祯皇帝对基督教的确比较宽容不是空穴来风）。毕竟，耶稣会的主要目的还是传教，清朝入关后，汤若望选择滞留在北京，还迅速依附于清朝政权。当然，耶稣会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也在四处「 ”下注”，当时中国各个政权都有耶稣会士的身影，如：利类思、安文思二人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效力（在本人之前的文章里提及了这二人的活动，有兴趣可以去看）；毕方济、瞿纱微、卜弥格等人帮助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与澳门葡萄牙当局建立联系，「 ”借兵购械”，到了最后，甚至南明皇室也纷纷皈依基督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文章的后段再说。南明形势图（出自史图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是由福王之子朱由崧建立的弘光政权，这个政权在建立之初就危机四伏，外有农民军、刚入关的清朝等政治势力的威胁，内部虽有大量军队，却战力堪忧，面对如此形势，唯有先训练士卒，加强军备，才能稳定政权，从而恢复旧土。上篇文章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两广总督为抵抗李自成的农民军，向澳门征一名炮手和一门大铁炮，另有三名澳门「 ”铳师”应征至南京效力，而负责传递消息的是意大利人毕方济，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他与史可法等明朝士大夫交好，曾多次上疏崇祯皇帝，请求改良明军枪炮。到了南明时期，毕方济努力促成明葡间的军事合作，他上书弘光皇帝，提出修历法、采矿石、开海禁、购西铳等四项富国强兵的政策。当然，耶稣会士和葡萄牙人帮助南明小朝廷的目的在于攫取利益，例如葡萄牙人在1646年的报告中提到：被杀的国王的一个亲戚自立为王。起义风云而起，他已去了王朝的大部分，因此可能不再那么自负……此为入华获得利益、派遣大使的良机。本年尚可派遣一位大使，并为其配备400人（15条大船上装不下500人的话）。声称是从葡萄牙来的，这样体面一些。有了这些人，可以让中国国王明白，或出于对未来的恐惧或出于渴望获得帮助的他必须接受此次使团，因为可以扬言说他们伴随大使去援助中国国王。或许中国国王会接受在此情况下派遣的使团并考虑我上述之言。根据海禁的法律，禁止臣民出华贸易，我们帮助他打击叛逆者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切帮助（出自《呈吾主吾王堂•若昂四世陛下进言书，由此可见，葡萄牙人的野心之大）。可惜的是，初登大位的弘光皇帝虽然让毕方济以钦差身份出使澳门，「 ”借兵购械”，但是，毕方济从南京出发后不久（1645年），弘光政权就被清朝灭亡。于是，毕方济就投靠了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弘光通宝毕方济和朱聿键是老相识，当年，毕方济在常熟传教时，二人就有所接触。崇祯九年（1636年），阿济格入侵北直隶等地，朱聿键上疏勤王，崇祯皇帝不许，朱聿键竟不顾「 ”藩王不掌兵”的规定，一路招兵买马，北上勤王。藩王起兵，无论动机如何，都违反了明朝规制，崇祯皇帝大怒，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发配凤阳，当时，「 ”亲族多不愿归附，方济待他独厚”。所以，朱聿键君临天下后，也十分信任毕方济，让他继续完成向澳门「 ”借兵购械”的使命，并写下了非常严肃正式的诏书：朕因万民之托而受命监国，誓复先帝所遗江山，并为万民谋福。尔毕方济，与朕相识二十载，堪称师友。曾三次遣书致意，委以武职，以襄大业。今先命尔为使臣，希有所教益，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日。隆武皇帝还允许毕方济在广州建立教堂及居宅一所，毕方济也进献《修齐治平颂》勉励隆武皇帝。然而好景不长，隆武皇帝虽说励精图治，但也难逃厄运，最终被清军所害（说法甚多，有绝食说、斩首说等，此处不再赘述）。隆武帝的画像此时，南明绍隆政权与永历政权并立，毕方济见永历政权中有大量基督教背景的扶持者（如瞿式耜、焦琏、金声等），于是他便再次投靠了永历政权，永历皇帝朱由榔也十分渴望外来援助，对毕方济更是宠爱有加，据后来法国人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称，毕方济被授予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一，并被派遣到澳门继续完成购炮募兵的任务。1647年初，毕方济的任务终于完成，澳门的葡萄牙人对毕方济使团的到来十分重视，于是命尼古拉·费雷拉率领300名葡萄牙士兵北上援明抗清，并以耶稣会士瞿纱微为随军司铎。这支队伍虽然只有300人，但战斗力可不弱。隆武二年（1646）十二月，清将佟养甲、李成栋攻占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继而转攻肇庆，威胁永历政权，永历帝乃出走广西，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顿。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李成栋部攻桂林不下。清廷于是又调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数万大军围攻桂林，妄图一举歼灭永历政权。此时万分危急，一方面，桂林城由于刚发生过兵变，士气不振，城内守备也很薄弱。于是，瞿式耜「 ”急从都司取司礼庞天寿所铸西洋大铳，即从城头施放，击毙乘马之虏官三、四人，贼势遂稍却。午后大开城门，我兵奋勇冲杀”，取得大胜，解除了清军的围困。中方史料虽然未提葡萄牙兵的英勇，但提到了西洋火枪、大炮的功绩，葡文史料称尼古拉·费雷拉率领的300名葡萄牙士兵是是永历元年（1647年）的三月和五月两次大败清军的关键。由于「 ”洋兵”的出色表现，加上永历帝需要更多的援助，南明皇室竟然集体皈依了天主教，上文提到的随军司铎瞿纱微曾在信中提到：在永历帝的同意下，庞天寿积极对太后、太后之母以及皇后等人传教……遂在庞天寿的见证下，由我为她以及后宫诸人领洗，王太后的教名为烈纳（Helen），中文字意为「 ”接受贞节”（reception of chastily），马太后为Mary，王皇后为Anne，王太后之母为Julia，侍女为Agatha。这位来自德意志的耶稣会士瞿纱微也以中国式的「 ”忠臣报君恩”的做法回报了永历帝，他为永历皇帝奔走，曾赴澳门求援，得葡兵一队，火炮二门。永历四年（1650年）末，清兵又围广州、肇庆等地，永历帝逃往贵州。为了保证永历皇帝的安全，瞿纱微劝永历帝乘小船先走，而自己则乘坐大船后走，大船最终因行速迟缓在黔桂交界处被清兵发现，本人不幸遇难。永历帝的影视剧形象后来，葡萄牙见明清交替的局面已经是定局，也不再积极向永历政权提供援助，南明皇室开始向罗马靠拢，现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王太后致谕罗马教宗书》记载：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至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式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神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永历皇帝还曾派遣传教士卜弥格（波兰人）去罗马求助教皇，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最终，由于内部纷争（尤其是李定国和孙可望之间的斗争）和清政府的绞杀，永历政权灭亡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在崇祯年间、甚至南明，训练一批「 ”葡械军”来对抗后金（清）骑兵，历史是否可以改变。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更无法进行对照试验，而且在大明的僵硬体制下，「 ”葡械军”也不可能出现，大明更多还是「 ”用器不用人”，当然，这类情况在清末也再次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