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逃荒都往山里逃，逃到山里怎么生活

Posted 2022-12-29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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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逃荒都往山里逃，逃到山里怎么生活

中国多山，打开一幅中国地图。百分之七十的面积，都不是绿油油的平原，而是一片片起伏的山地。中国地形图山地在人类文明历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地位呢？今天我们以大秦岭为例，探讨一下山地对人类对人类生活的一点影响。陕西地形图。可见秦岭在陕西的中南部说起秦岭，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应该是是地理学上那一条耳熟能详的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它是茫茫中国大地上，南方与北方的重要的分界线。巍巍秦岭秦岭这个名称首次见诸史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岭，天下之大阻"，说明至迟到汉代已经有秦岭这个正式名称。据葛剑雄等学者推断，秦岭这个名称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早在秦国的时候就开始有秦岭这个名称了。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陕之南，向东延伸至鄂豫皖终至大别山区，这条东西逶迤的巨龙，使得天分南北，地割江河。秦岭在中国的位置而狭义的秦岭，正如其名，指关中平原与汉江谷地之间这一片与秦人历史息息相关的山地。通过陕西的地形图可以清楚的看出，陕西北部是棕黄色调的黄土高原，而中部是东西狭长的关中盆地，自关中盆地南缘至陕西的南部即为山脉纵横的秦巴山地。据统计，陕西省的山地面积达741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36%。秦岭淮河线——中国南北的分界线谈及中华文明的发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土地肥沃，便于农耕的冲积平原，而环境险峻的山地则意味着文明发展的空白与滞后。然而山地丰富的林木、矿产、动物、药材等资源也是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历史上的山地社会形态虽与平原地区有较大的差异，然而其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却非常紧密。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人们大多倾向于在一马平川，便于农耕的土地繁衍生息。然而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特别是历史上最常见的水旱灾害，平原地区或成为泽国，或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生灵涂炭之惨景史书不绝。赤地千里而山地则不同，不管水旱等自然灾害如何蔓延，地理环境复杂的山地总能以垂直地带性的多样性化解种种灾难，在山区总能找到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一旦关中地区发生灾害，就有灾民自北而南入秦岭山中，以谋生存。平原和山地这两个看似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实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地域联系，并且对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重要。陕南地区在明初是最后被纳入明朝统治的区域，因为秦岭山脉的阻挡，自关中地区向南用兵多有不便。而在川陕地区平定之后，此区域并没有像之前朝代鼎革初期那样的平稳恢复发展，区域社会依然矛盾重重，以至于在明洪武末年陕南地区就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高福兴、田九成起义。这次起义此起彼伏，直到十余年后才被彻底扑灭。何以明朝建国伊始就在此区域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现象，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值得注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陕西按察使司佥事虞以文在洪武七年奉旨到汉中等地巡查，亲眼看到"其民多居深山，少处平地。其膏腴水田除守御官军及南郑县民开种外，余皆灌莽弥望，虎豹所伏，暮夜辄出伤人。 "出现"民多居深山"这种奇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初赋税徭役沉重，"力多而劳，又亩征租一斗，地既莫隐，赋亦繁重"，农民不胜其盘剥，遂"鼠窜蛇匿"至官府控制力量薄弱的山地，抗税粮，拒差役。针对这种情况，虞以文献策言："今若减其租赋，宽其摇役，使居平野以渐开垦，则田益辟而民有恒产。"然而明政府并没有听从这一条良策，反而实行愈加严厉的"山禁"之策："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以行政命令阻止此类"逃民"入山谋生，人为地切断平原和山地间的地域联系，此举使得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农民起义。至明中期以后，徭役日益繁重、自然灾害频繁，皇亲贵族、豪强之家仗势侵夺民田，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加剧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原籍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逃民性质的人口流动日趋繁多，著名的荆襄流民即在此期形成。《明经世文编》记载："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等地。" 众多流民的自发去向大多为"地土可耕、柴草甚便、即不纳粮，又不当差"的山区。老林密著、人烟稀少、物产富饶的陕南山区，无疑为流民集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在这一广大地区处于明初"禁山"政策形成的人口和耕地的"空白"状态，因其地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可开发利用土地，而且官府难以管理，可以不用承担赋税、徭役，所以从平原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必然流向这一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带，寻求谋生的机会。实际上除了上述五省，更有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流民都进入秦岭山区，其中以陕西籍的流民最多，约占一半。《明宣宗实录》记载："陕西顷有边事，日支粮草动以万数，皆出于民。有一家用银四五十两者，一县用银五六万两者。公私匮竭，民不聊生，往往流移他方。"流移的方向也多为关中以南的秦岭山地。明代秦巴山区流民反抗集中区域示意图明政府面对数量庞大的流民，剿之恐其生变，抚之又无经费和田亩安顿，因此剿抚不定，政策摇摆，使得局面进一步失控，除逃民外，逃军、逃匠、逃囚也成为流动人口的一部分，明宪宗成化年间，项忠为陕西右副都御史，受命抚治和遣还流民。据项忠在《报捷疏》中称："已遣散九十三万八千人，出山复业"。随后在《抚流民疏》中又称："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余万"。实际上遣返之民多无法妥善安置，随后又流向山区。荆襄流民人数经常超过百万，成为困扰明廷的一大难题，朝廷时剿时抚最终引发了正德年间秦巴山区历时五年的流民起义，对明统治者在陕南、荆襄一带实行的"山禁"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数以百万计的流民涌入秦岭、大巴山区，离开熟悉的土地，携家带口，在这片山林中究竟以何为生呢？根据《明经世文编》的相关记载，对流民的山地生存境况做如下总结： "或开山耕种，或结庵居住"——平原生活方式向山地的扩展。伴随规模巨大的流民而来的，是平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耕种"、"结庵居住"等平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浩浩移民，开始向山地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山区的开发。 "低山种包谷，高处只宜早荞迟麦"、"刀耕火种"——适宜山区农业生产的经验与实践。此处的"包谷"即玉米，伴随着这种适应性强的高产旱地作物的推广种植，流民征服山地的能力和动力也得以提升，并且逐渐总结出一套适宜山区农业生产的经验。 "山内木耳、笋、纸、铁、炭、金各厂，皆留寓客民所籍资生者"——除农牧业外的手工业也得到发展。流民进入秦巴山区后，除种植粮食作物维持生计外，还兼营多种手工业，开设各种小作坊。据严如煌《三省边防备览》记载，有茶园、木厂、炭厂、铁厂、造纸厂、盐厂、香蕈、木耳及药厂、淘金厂等。充分利用山地丰富自然资源以求得生存。 "官吏不收科征，里甲不敢差遣"——明确的逃避赋役目标。流民皆因不堪赋税压力而起，逃往官府控制力薄弱的山区，若遇到官吏收赋税、派差役，则"鼠窜蛇匿"，抗税粮，拒差役。这种现象也是流民与官府主要矛盾和抗争结果。 "民间无族姓之联缀，无诗书相启储"——社会组织较为自由松散。流民进入山地，或刀耕火种，或打猎为生，人无定居，到处流徙。流民的流动性和山地的自然特性使得流民社会并无较为紧密的宗族等社会联系，这也是流民脱离政府组织后自发形成的一种松散社会形态。综上可知，逃户、流民在从平原地区迁往山地，并在山区求生的这个过程，逐渐将平原地区的耕作方式带入山区，并充分利用山地的各种自然资源，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等以谋生存。客观上促进了陕南地区山区的开发进程。然而流民的大量涌入，也对当时秦岭山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明人沈思孝在《秦录》一书指出了明时关中地区木材紧缺的状况：长安宫殿惟秦汉最盛。想当时，秦陇大木多取用不尽。若今嘉靖间，午门三殿灾；万历间，慈宁、乾清灾，动费四五百万金。府库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开矿一木之费，辄至千金；川贵山中，存者亦罕；千溪万壑，出水为难。即欲效秦汉，百一未能也。就木材资源来说，在明代出现"一木之费，辄至千金"的现象，不仅仅是关中木材用量增加的结果，造成"千溪万壑，出水为难"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大量流民对秦岭山地的开发。明代陕南山地的开发，是伴随着流民进入山地开始的。明代陕西的天灾人祸使得关中等地生民流离，最终不得不进入山地生存，流民客观上为山地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使得秦巴山地得到初步的开发。这不仅为清代及以后陕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得陕南与关中地区的地域联系更为密切。而明后期规模愈益庞大的流民也对山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明政府的禁山政策又使得官民矛盾向山区蔓延，最终秦巴等山地也成为藏匿和培养反明势力的一个重要基地，明末李自成义军数次进出陕西，并最终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都与隐藏在这片山地里的反明力量息息相关。更多历史文化类原创内容，欢迎左上角关注@历史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