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最大经济体的官商角力

Posted 2022-12-29 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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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最大经济体的官商角力

在上海外滩有一栋三层洋房，其外观与外滩别的建筑相比略显普通，但它的分量却举足轻重，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的总部所在地。轮船招商局这家公司可不简单，它最早由晚清的李鸿章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一开始经营长江航运，后来成为了大清唯一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工业大部分的进出口和融资，基本上都通过这里，在此基础上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轮船招商局的规模之大，使它成为了晚清中国最大的经济实体。如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众多国有企业一样，轮船招商局从诞生伊始就染上了显著的官方色彩，围绕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迄今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轮船招商局总部 1/5 轮船招商局的诞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所在，洋务运动火热展开。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在各地纷纷兴办工厂发展制造业，不过制造业虽有利于国计民生，却有个问题，就是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更何况中国的工业底子薄，产成品的质量很低，在市场上没啥竞争力，所以短期内基本上赚不了钱。李鸿章但有个领域却是例外，那就是航运业。首先，发展航运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设施，前期投入也不高，最多购置十几条外国轮船就够了。其次，中国人在航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内陆水系众多，中国人的漕运已经开展了上千年，有着丰富的经验。所谓漕运，就是地方上将作为田赋的粮食通过水路送抵京师，偶尔也通过陆路运输，历朝历代，这都是一门油水多多的生意。随着大清开放通商口岸，外国船只可以在中国的内河自由航行，他们凭借轮船的机动优势大举进军航运业，抢走了本地漕帮的生意。外国轮船速度快，装载量大，运输效率更高，价格也比中国内地那些落后的沙船要便宜。因此，西方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都在中国设立船运公司，它们不仅涉足一般的客货运输，还从事漕运业务，从中赚了不少的钱。 19世纪早期的外滩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你洋人的工业比我强也就罢了，毕竟咱们技术上比不过你，可你现在却仗着几艘大船和自由通行权，打起了漕运的主意，这是中国人无法忍受的。不少人向朝廷建言，应该让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运输，这个钱不能让外国人赚了去。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洋务运动的干将，后来有中国「 ”商父”之称的盛宣怀。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他的父亲盛康也是一位满清官员，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盛宣怀从小耳濡目染，年纪轻轻就立下了「 ”办大事，做大官”的宏远志向。 1870年，盛宣怀成了李鸿章的幕僚，协助其办理洋务，很快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70年代初，很多人都看到了航运的商业潜力，盛宣怀更是独具慧眼，他在给李鸿章草拟的一份轮船章程中，主张中国亟需一家自己的航运公司，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可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 1872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然而，一身才干的盛宣怀没能成为管理层的核心成员，他的名字虽被列入管理层名单，却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这令他耿耿于怀。 2/5 广东商帮的天下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至少需要100万两白银，如何筹得这笔巨资，是当时面临的问题，为此，李鸿章首先想到了民营资本。李鸿章认为，既然设立招商局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赚钱，那么商人对此最拿手，让他们用自己的钱为国家办事，并从中赚取利润，显然更有效率，也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是他选择由商人来打理招商局事务，不让政府官员插足的主要原因。最开始，一个叫做朱其昂的商人走进了他的视线。朱其昂是上海宝山人，他靠漕运发家，之后捐钱买了个道台，在江浙的官商之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还被地方政府邀请做了漕运局的督办，在政商两界声誉正隆，看起来是个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之所以看中朱其昂，主要是因为他既有钱又有人脉，不过，此人虽然搞漕运是一把好手，可对于招商引资这档子事却不怎么在行，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多少人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朱其昂这个招商局总办没干多久，就被别人给接替了。朱其昂的继任者名叫唐廷枢，唐廷枢的优势在于，他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唐廷枢是广东人，曾在港英殖民政府做过七年翻译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他来到上海，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一干便是十年，在此期间，唐廷枢与上海的各级官员、中西商人、以及洋行的买办、轮船公司经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唐廷枢唐廷枢自己也有过创业经历，他曾靠贩卖食盐与茶叶发了大财，还在政府部门和外国大公司长期工作过，在当时的国内也算难得的商业人才了。唐廷枢作为招商局的总办，而他的广东同乡徐润作为会办，同样不是等闲之辈。徐润早年与唐廷枢一起创办上海茶叶公所，据说在中国出口的茶叶中，有2/3皆出自他们的企业。1870年后，徐润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并会同唐廷枢一起入主轮船招商局。两人从上任伊始，便开始积极募股，徐润找来了一大批在广东商界的朋友前来参股，很快就为企业筹足了资金，但也使轮船招商局变成了广东商帮的地盘。由于唐廷枢事务缠身，徐润成了轮船招商局的实际负责人，他的经营才干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这对于盛宣怀不是个好消息，如果徐润一直这么干下去，他可就没机会了。但是徐润的经营并非无可挑剔，他一边给招商局打工，一边还开了家船运公司，用自己公司的船运载招商局的客户，甚至还用招商局的钱给自己公司的员工发工资。更过分的是，徐润甚至挪用招商局的资金炒地皮。他看中了上海外滩的一块3000亩的地，于是就把它买下来，因为没钱盖房子，干脆一直闲置在那里，等地价涨到足够高时再卖出去。这种事若发生在今天，徐润早就去蹲监狱了，可当时的他却跟没事儿一样，依然吃香的喝辣的。 3/6 留下烂摊子正因为徐润有这样的劣迹，加上轮船招商局被以唐徐为首的广东帮所把持，故而招惹了很多非议，不过，还没等到盛宣怀出手，已经有人想让他们挪位子了，这个人名叫赫德，是一个英国人。赫德何许人也，他是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替朝廷打工，是大清最为信任的外籍官员，在上海外滩，曾经长期竖立着他的铜像。赫德给当时的清政府总理衙门上了一份《谨拟整顿招商局条陈》，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赫德这位地地道道的洋人看来，轮船招商局虽然披着现代企业的外衣，却是一家本土化的江湖企业。像唐廷枢、徐润、朱其昂这帮人，都不是合格的经营之才。赫德的批评重点，主要围绕管理层的任人唯亲，唐廷枢和徐润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插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他们的能力和品行根本无法胜任，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对于唐廷枢，赫德更是毫不客气，他指出这位一把手在资产管理方面是个外行。随便举个例子，按照国际惯例，公司的固定资产如轮船和房屋等等，需要定期折旧减值，但唐廷枢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依然按资产当初的价值做计算，导致公司的账面资产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针对管理层的问题，赫德认为，需要在招商局设四位董事，其中华商两人，税务司官员一人，洋商一人。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位华人董事无须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只要交给洋人和税务司官员就行，即便赫德这么做没有私心，至少也是对华商赤裸裸的歧视。赫德的报告引起了朝中爱国人士的警惕，他们提醒李鸿章，千万不能让轮船招商局落入洋人手里。现在，盛宣怀的机会终于来了。此前，盛宣怀利用自己官员身份，说服朝廷大员沈葆桢划拨巨资，收购了轮船招商局最大的竞争对手——旗昌轮船，这是盛宣怀的一项辉煌政绩，更被视为大清在商业战场上对西方列强的首次胜利。收购轮旗昌轮船，极大增强了盛宣怀的信心，并坚定了他要求招商局必须由政府督办的信念，既然你们这群商人管不好，招商局又不能让洋人掺和，这事儿就只有交给我了。天有不测风云，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的大笔投资打了水漂，濒临破产，盛宣怀经受李鸿章的委派，前来招商局查处整顿，这对他是个天赐良机。盛宣怀之前又是上表，又是请辞，以此来试探招商局管理层对自己的态度，以退为进，这是他在官场上的惯用伎俩，如今，招商局面临困境，几位经理人声名大跌，盛宣怀才大摇大摆的出场，他用行动向大家证明，收拾这个局面的人非我莫属。 4/6 盛宣怀如愿以偿当然，以盛宣怀的精明，他是不可能去接手真正的烂摊子的。正因为看到了招商总局丰厚的利润前景，他才会绞尽脑汁地去夺取这里的经营话语权。正如前面所说的，盛宣怀的人生哲学是「 ”办大事，做大官”，他和那些传统封建官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人都是通过功名和政绩作为官场晋升的阶梯，而盛宣怀却利用自己的商业才能，以替政府办企业，赚大钱的方式步步高升。可以说，盛宣怀是兼具官场与商场智慧于一身的人，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左右逢源，既能在政治舞台上平步青云，又能在商场上纵横捭阖。不过，盛宣怀「 ”办大事”的真正目的，终究是为了「 ”做大官”，他不想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样，把加官晋爵作为光耀门楣的唯一途径。因此，权力始终是他真正的倚靠，即便在商场上，盛宣怀战胜对手的方式，主要也是通过权力。所以，像徐润这样的商人，对盛宣怀始终不服气，在他看来，盛宣怀本质上是个官僚，只把办企业当成升官的本钱，就凭后台硬，盛宣怀从来不会，也不愿意冒风险，他只想做一本万利，甚至可以摘现成果子的买卖，这不符合真正的商业精神，也是徐润与盛宣怀最主要的分歧所在。 1885年，盛宣怀如愿以偿，担任了轮船招商局督办，成为招商局的实际一把手。至于这里的日常工作，盛宣怀则完全委派他的亲信主持。盛宣怀上任后，对招商局进行了大力整顿，包括清理烂账，偿还债务、聘请洋人担任船只的技术负责人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争取官员的支持。此时的李鸿章也幡然醒悟，招商局要是早点让官员介入，也不会让商人搞成今天这幅德行。那么李鸿章是怎么做的呢？无非是动用政治权力，给招商局各种优惠和特权，比如减免税收，给予补贴，很多码头和基础设施能够免费使用。为了让轮船招商局尽快实现盈利，政府还帮助他们打压外国公司，具体怎么做呢？比方说，国家规定把很多重要的战略物资让招商局运输，外国企业不得插手。至于运费，则按照沙船的价格给。在开头我们介绍过，沙船价格远远高于轮船，政府给轮船运输定沙船的价格，其目的不言自明。除此之外，招商局还和太古、怡和等洋行开展价格战，若是运普通货物，就拼命杀价，反正有政府在背后撑腰，能揽多少货，就揽多少货。三方的价格战杀到白热化时，价格从最初的七八折，变成了后来的五六折，三四折，甚至只有一折。当然，到只剩一折的时候，大伙都在做赔本买卖了。最终，三家公司坐到了谈判桌前，在经过几番激烈的博弈之后，这场价格战才告一段落。 5/5 把野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之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业务一直拓展到海外。盛宣怀也在官场上高歌猛进，先后被授予太子太保、工部左侍郎、最后官拜大清邮传部大臣，同时兼任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和总经理。进入20世纪初，历经浩劫的大清朝危若累卵，招商局所取得的商业利润，开始令野心家们垂涎三尺。 1903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找到盛宣怀，要求将公司收归国有。1904年，清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讽刺的是，作为大清最早的一家公司，轮船招商局竟然迟迟不肯注册，它没有自己的职业经理人，而是由董事会全权管理。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拒绝注册，主要是因为北洋集团想把它当做钱袋子，但凡国家需要钱，就从公司的账目里划，直到搞不下去，就干脆把它卖给外国银行充当贷款抵押。辛亥革命以后，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历经嬗变，其生命一直延续至今。回顾轮船招商局的这段历史，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缩影，更是一部有关公司治理的活教材。熟悉世界史的人知道，现代国家的崛起，很多与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关。比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两者都是通过筹集民间资本成立，都有来自政府的扶持，东印度公司在政府军事力量与民间资本的双重推动之下，垄断了近代早期的海上贸易，并使荷兰与英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清的轮船招商局与东印度公司类似，它也想借助商人的资本，实现政府与民间的双赢，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就出在公司治理上，现代公司的规模与效率之所以超越古典企业，是因为它实现了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既然要合作，首先就得解决资本、资源以及能力的分配问题。有钱的人未必有能力，这里的能力主要指经营企业的能力，有资源的人同样如此，他们可以为企业发展出钱出力，但最终管理企业的，必须是有经营能力的人，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时候，资本、资源和能力可以集中在一人身上，比如很多公司的创始人。但随着公司做大或者创始人的老去，三者往往会分配到不同的人身上，围绕这三者展开的博弈，是中西方商业史一幕经久不衰的话剧，但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在责、权、利三者必须界限清晰，且归属明确。一旦责权利的边界被打破，或者变得模糊，大家要么争到头破血流，最后散伙分家，要么干脆靠权力介入，正如轮船招商局后来那样。其实，纵观招商局早期的发展，这种模糊性造成的越界就非常明显。唐廷枢和徐润只把公司当成了筹集钱款，并给自己人捞好处的地方，他们忘记了公司之「 ”公”的含义，除了集合各方力量，也是让人监督的。徐润更是用公款开公司、炒地皮，其性质在今天就是犯罪。至于盛宣怀，他既想做官，又想经商，一边拿着朝廷的俸禄，一边占着总经理的职位，这种双重身份，注定他难以把企业经营好，因为他混淆了权力和商业的边界。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分清公与私，谁归谁，并有能力对各方进行约束和监督开始，看似简简单单，其实正是将人性的贪婪，约束在制度笼子里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