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制度创新促进胡汉融合，不但改变自身国运，也奠定了中国疆域

Posted 2022-12-29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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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辽制度创新促进胡汉融合，不但改变自身国运，也奠定了中国疆域

公元907年，在大唐灭亡的同时，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到了公元916年，阿保机始建年号，国号称为「 ”契丹”，四十年后阿保机的儿子把国号改为辽。大辽作为中国历史上纵贯五代与北宋的少数民族政权，总体上很强大。辽朝全盛时的疆域，东起库页岛，西到阿尔泰山，北到今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南部到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辽史》称之为「 ”幅员万里”。除了被演义描写为中原的对立面，辽对中国历史有贡献吗？石敬瑭为了自己的利益，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给大辽，从此这块土地就一直在辽的统治之下。辽的统治也因此横跨了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区。在历史演义小说里面，辽总是被描写为中原政权的对立面，是侵略者。其实，大辽在胡族和汉族的融合方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独特贡献。这些政治智慧直接被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吸收借鉴，为今天中国庞大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既然要说辽在胡汉融合方面的贡献，我们先回顾一下胡汉融合的历史。胡汉融合简史胡汉融合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说是雏形？因为那时中原人还没有被称作汉族。那时叫中原与游牧民族，被称作华夏与夷狄。那时的互动也简单，就是双方互相打。等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融合的内涵进一步发展，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创新。最早的融合努力要从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开始。刘渊用汉做国名，还祭祀了所有汉朝皇帝包括刘备和后主刘禅；刘渊是汉朝和亲公主的后代，他试图以其本族匈奴人为基础立国，同时也笼络汉人，希望从两面获得支持。但是结果很不成功。接下来就是后赵政权的努力。石勒重用汉族士人，一定程度上兴起了文化事业。后赵也在王朝的五行德运方面做了努力。但是石勒一死，后赵很快覆灭。之后就是前秦的努力。前秦苻坚大帝一心要融合胡汉。373年，苻坚说，「 ”朕正要统一天下为一家，把夷狄当赤子看待。”但是可惜的是，苻坚失去了立国的氐族力量，淝水战败政权随之不保，胡汉融合工作也就失败了。前秦衰落之后，北方又崛起多个政权，政局更加混乱动荡，胡汉融合工作也暂停了。前秦瓦当这种局面直到北魏成立。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依靠强大武力，逐渐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北魏成为了横跨草原地区与农耕区的大帝国。在北魏的早期依然沿用代国时的统治办法。南部大人、北部大人、外朝大人等，分区域管理民众，没有什么明确章法。在北魏治下，胡族逐渐汉化，汉族逐渐胡化。而后来魏孝文帝的汉化迁都，是胡汉融合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其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的。冯太后深爱汉文化，在祖母的影响下，魏孝文帝亲政后不久，开始了一系列汉化改革。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改汉姓代替鲜卑姓，自己带头改姓「 ”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历史教科书上写到此处，多半说魏孝文帝推动了北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事实上，促进民族融合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北魏的草原军事贵族的利益被深深触动了。这些军事贵族，常年驻扎在北魏边境地区，以防备北方的柔然。因为孝文帝迁都、汉化，他们即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又远离都城洛阳，他们被晾在一边了。因此，在魏孝文帝死后仅20余年，北魏就陷入动乱，六镇的军人不断出来干政，最后导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对北魏政权来说，分区治理实际上比强制全面汉化要好。原来胡族和汉族各自都有利益上升通道，但魏孝文帝的举措却打破了这个平衡，深深触动了胡族的利益。因此，北魏的胡汉深度融合尝试是失败的。接下来，到了隋唐时期。隋唐帝国所迸发的活力、创造力和尚武精神，是胡汉400年大融合后中国面貌的整体外显。但是，唐朝的胡汉融合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主要靠皇帝的个人能力使胡汉短暂地和睦共处。随着皇帝的更替，胡汉之间的冲突就成了主流。唐朝衰落以后，北方新的游牧政权崛起，这就是大辽。大辽在胡汉融合方面的创新大辽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在胡汉融合方面做出了创新，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 ”一国两制”制度。概括地说，就是朝廷把胡汉分治，即「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大辽治理其本民族契丹的一套办法称为「 ”国制”，而仿照唐制统治汉人的制度则称为「 ”汉制”。这一套制度有如下特点：制度执行地区：这两种制度执行的分界线基本是长城。北面实行国制，南面的幽云十六州实施汉制。机构设置：执行两种制度的机构也分别建立。机构上设立了南北两院，北院处理草原游牧地区事务，官员一律任用契丹人，掌管草原军政大事；南院处理农耕地区事务，官员主要由汉人担任，掌管农耕区军政大事。施行律法：两个地区分别施行两种律法。在北院以「 ”番律”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南院以汉律治理汉人。概括一下就是，草原地区还是原来游牧部落的部族联合政权，大辽皇帝相当于草原大可汗。而农耕地区实行原来的州县制，由相关官员管理并征收税赋。这两方面统一由大辽皇帝居中统御。在农业与游牧业的对比中，契丹人看到了农业生产的财富效应，于是大辽就把农业生产技术逐步引进到长城以北水土好的地方开始从事农耕。而农耕所到之处，中原的文化也一并伴随而来。因此，中原的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药，等等，也一起被导入了契丹人的生活之中。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胡汉的深度融合。大辽一国两制的益处经济上可以在辽国内部实现互补，粮食与皮毛肉类实现了内部良性循环，内需即可拉动经济发展。如果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分治，则双方必须愿意交易，草原才能得到其所需的粮食、布匹、盐、茶等生活品；如果中原政权不愿意交易，则草原政权只能发动战争。现在好了，一国两制，各取所需，在内部就实现了经济互补循环。政治上游牧部分和农耕部分既互相制约，也互相支援。大辽的游牧部分拥有武力，可以制约农耕部分。反过来农耕部分拥有相应的物资和财富，可以用来制约草原部族。同时，游牧部分可以用武力保护农耕区，农耕区可以用物资帮助游牧区。结语：大辽一国两制，既延长了草原政权的国运，也为后续政权统御不同地区奠定了制度基础用不同的制度分开治理胡族和汉族，其本质在于统治者尊重各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不同区域原有制度与生活的延续，百姓和朝廷都能最大程度地从中受益。如果以大辽的胡汉融合制度创新回看北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北魏的问题。北魏起先在地域上对百姓区别治理，但没有形成制度。强行推进汉化一刀切，却损害了鲜卑族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北魏所犯的错误与前秦类似：想要胡汉融合的愿望很好，但是在具体实施方法上没有做好。大辽创新了胡汉一国两制的方法，首先改变了自身游牧政权的继承逻辑，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怪圈。不仅于此，大辽在胡汉融合制度上的创新，还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元和清。元和清以辽的制度创新为基础，又前进了一大步。辽是一国两制，而元和清则做到了一国多制。元把人分为四等，每一等有不同的制度。而清则把全国划分为多个区域进行不同治理，在中原实行明制，在草原实行部族制加宗教控制，在西域和高原则实施精神控制加实力控制的组合方式，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庞大帝国，为现代中国奠定了疆域基础。多元一体到了现代，辽首创的一国两制方式被用来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收问题。胡汉融合过程中的历史智慧，值得我们思考借鉴。（完）以上是凌烟阁论史今天的原创首发文章，欢迎你点赞、转发、评论、关注，不同观点也欢迎你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