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户，晚唐朝廷新税法下的牺牲品，大唐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掘墓人

Posted 2022-12-29 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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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户，晚唐朝廷新税法下的牺牲品，大唐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掘墓人

几界瞢农桑，凶年竟失乡。朽关生湿菌，倾屋照斜阳。雨水淹残臼，葵花压倒墙。明时岂致此，应自负苍苍。——《题逃户》.薛能晚唐逃户背井离乡，房屋坍塌而无人居住唐代薛能的这首《题逃户》，道尽了晚唐时期农民逃亡、流离失所的凄凉景象，然而纵观整个唐朝时期，我们却不难发现，逃户这个问题非但晚唐所独有，即便在「 ”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这些在文人笔下不吝溢美之词的盛世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佝偻、卑微而又痛苦、无奈的逃户身影。随后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百姓生灵涂炭，流民更是广布天下，然而在经过中晚唐时期的「 ”元和中兴”、「 ”会昌中兴”、「 ”大中之治”政治修治之后，社会上逃户的情况为何非但没有减少，却反而有着更加愈演愈烈的趋势呢？灾荒虽是导致逃户逃亡的一个原因，但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薛能诗中虽将这些逃户们逃亡的原因归结为「 ”凶年”，但也隐晦地点出了「 ”明时岂致此”，那么到底是什么不明的时政，才最终导致了这些农户逃亡的悲剧呢？让我们一起来拨开历史的烟云，看看当年这些农户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最终选择了弃家流亡这条苦难的人生之路。逃户自古有之，而晚唐尤甚逃户，即逃离居住地的人口，他们抛弃了原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放弃了户籍和身份，也不再继续履行对朝廷的劳役、兵役和赋税等义务，成为了彻底隐匿在朝廷户籍管控之外的人群。逃户，一个非常悲催而庞大的群体逃户者，王役不供，薄籍不挂。——《唐六典》在我国古代，农民逃亡的情况自秦汉以来就有记载，只不过那时的称呼与唐代略有不同，这些人大多被称为「 ”流人”、「 ”流民”、或「 ”浮客”、「 ”浮浪人”，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和唐代逃户是一样的，都是失去了土地和家园，最终沦为了最彻底的「 ”无产阶级”群体。流民和逃户是不同时期的同一类人唐代之前的流民呈现出很大的地域性特点，比如西汉史书中常见的「 ”关东流民”、「 ”秦雍流民”、「 ”梁益流民”，而唐代之时，这种现象却变得非常普遍起来，放眼望去，普天之下尽是逃户，就连我们熟知的唐朝盛世时期也不例外。大唐幅域辽阔，但逃户却是天下尽是贞观年间：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唐大诏令集》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旧唐书》天宝年间：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口才比隋代，盖有司不以经国驱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通典》天下尽是逃户，当时的黎民百姓生活可想而知，这可与我们所熟知的盛唐气象大相径庭，因为杜工部的诗里可是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民安阜盛的盛世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忆昔二首》.杜甫小邑犹藏万家室，诗中的盛唐气象而史书却冷不防地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时期普通民户现实中如此辛酸悲怆的一面：民户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旧唐书》史书中的逃户悲惨生活盛世之时尚且如此，遭遇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社会更是满目疮痍，社会民生虽经后世君臣大力整饬，晚唐时期逃户现状却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册府元龟. 赋税》原住居民，逃亡他乡，最后连一半数量都难以剩下，那么在逃户的问题上，晚唐时期为何会表现得如此的「 ”出类拔萃”呢？这其实与唐代中后期实行的一个新税法息息相关。两税法，继租庸调后唐代施行的新税法因为唐代前期实行的租庸调弊端不少，加之逃户现象非常普遍，租庸调已经不能起到实际作用，后期朝廷便改革实行了一种新的税法——两税法，而恰恰就是这个税法所产生的新弊端，最终将唐代的农户们逼到了更加一个无法生存的地步，甚至到了户不尽而税不止的恶性循坏地步。一顿操作猛如虎，百姓心里直叫苦。一个新的税法租庸调的末路唐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均田制，按人丁给田，征税服徭役，但王朝太平时期最大的保值、优质资产便是土地这个不动产，平民百姓们守着这份土地过日子，可权贵、寺院这些特权阶层可指望着多兼并一些土地来投资升值，土地越多越好，特权阶级自然有多种方法可以搞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有钱，卖不卖?不卖，好吧，你等着。土地，历来是最优质的、保值的资产配置天灾呀，人祸呀，反正通过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很多农民最终交出了手中的土地上，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户们没了田产，本身经济就更加拮据，没有生产资料还怎么上交赋税，怎么交土特产给朝廷？土地在权贵、寺院手里，要不您去特权阶层那里征收吧，可既然是特权阶级，那肯定都是自己人，兼之这个群体通熟法律条文，人家那头可是会避税的呀。但到头来，最后总不能让朝廷吃亏呀，不行，你只要人在这里，就得交户税，我大不了麻烦点，再增加一个「 ”户税”的税种就是了，朝廷也没办法，大家都要混口饭吃，谁都不想饿肚子。朝廷也是要吃饭的，税收上不去，谁都受不了这下农户们可傻眼了，还能这样操作？没钱、没地你还要咱们继续交税，这咱可真的给不起呀，不就是因为户籍在这里吗？咱不要了，当黑户让你在本地找不着，这下总可以了吧？被逼无奈的农户们最终选择跑路，去其他地方混。逃亡了，跑路了，不干了，从此不交赋税了。朝廷压抑了，但更压抑的是战争也随即来了，安史之乱后，战乱导致大唐国内流民失所，本地户籍人口数据更是直接崩溃，唐朝的君臣们很快发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以本地户口、土地为征收单位的税制行不通了，眼下这些逃户数量众多，朝廷虽然知道却没有办法让他们交税，这可不行，这样下去，朝廷会变瘦的。两税法的横空出世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唐德宗颁行「 ”两税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新的税法在肯定它的进步同时，自然也要看到其的弊端，而恰恰正是这个弊端，最终导致了晚唐逃户的鼎沸态势。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旧唐书》跟以往租庸调相比，两税法则如同先做一个整体预算，根据本州人口、资产等综合财富系数，提前做好相应的赋税征收预算报表，该多少多少钱，届时就按照这个征收，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当时皇帝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觉得这个税法真的很好，而且这样也能完美解决逃户问题了，因为你虽然是逃户，但你毕竟要在社会上混呀，新税法不按照户口，不管你在哪里当长工、佣人，只要你有在这里有一点资产，在官府眼皮子底下活动，那就应该交税，你逃到哪里都要交税，所以以后还是歇停歇停，别逃了。因为，在哪儿都一样。两税法的最大目的就是保证朝廷稳定的税收这个税法最大获益者是唐朝朝廷，因为已经做好预算了，届时各个州的刺史如数上缴税赋就是，这样的话，定下的钱就能保证到位，朝廷想要做的事情哪个都不会被耽误，然而这可就坑了下面的州刺史们了，经济指标下放到了他们头上，顿时压力山大，开足马力，准备好好征税吧。但是在执行一段时间后，这些官员们就发现，这个新税收政策，执行起来更加不靠谱。我们不一样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全唐文.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贽刚开始朝廷最初想法是综合评估境内民户的财富系数征收，后来发现太麻烦，既然咱们设计的政策这么好，那咱们就按照以前最高的纪录征收就是了，以前政策不好时征收的旧数目，再放到如今来征收，百姓们肯定压力也不大，自然也是合理的呀。每州各取代宗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全唐文》拿最高的记录来征税，极限压榨朝廷狮子大开口，按最高额度征税，各州府所确定的每年征收税额是各州府历年征缴赋税数额最多者，这样两税税额在各州府之间势必有多少的差异，各州府之间的税负也势必有轻重的不同。汴、宋两州比较近税法设计之初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的税额基本单位，只是根据各地方州的历史情况设定征收总数，我们拿河南道的两个州来说，打个方，汴州和宋州，这两个州的所定税收总额是不一样的，例如，汴州的税收总额历史上最高是是200万贯，而宋州的税收总额历史上最高是300万贯，如今总额不同，那么摊派到下面的税负肯定不同，汴州轻一点，那旁边的宋州人民就压抑了，你看看，人家那边，多幸福。不患寡而患不均。趋利避害，人之本能不行，这边税收太重了，我要去别处，很快一些本来在宋州就只是刚刚立足的逃户们便又跑到了汴州地境里了，反正在哪里不都是过日子，哪里税少挣钱多，就去哪里，趋利避害，无可厚非，于是两州之间的人口流动便被这不平均的税收总额促使着，加速起来。旧重之处流亡益多；旧轻之乡，归附益众。——《唐大诏令集》可这就坑了当地政府了，因为总额度在那里摆着呢，这些人跑了，向朝廷缴纳的额度却不变，交税的人少了，那官员们接下来可怎么执行呢？有时候，官员也挺无奈的上面的领导是得罪不起的，安排下来的任务和指标肯定要完成，不完成就是这届政府的能力问题，是会影响前途的，底下的官员点了点头，暗下决心，拍了拍胸脯，放心，咱们能力没问题。摊逃法逼疯人自己治下的人口逃亡严重，这可是个影响政绩形象的问题，因此晚唐时期虽然逃户众多，但很多地方政府依然会将自己治下人口的户籍按照原先数目上报，表面看着一派繁荣景象，在地方官自己的治理之下，政清人和，政绩斐然，然而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只有地方官自己心里清楚了，因为要交税，而且要按照定好的额度交税，下面逃跑了那么多人，怎么搞定呢？那就让剩下的人摊派一下，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克服吧，这就是著名的摊逃法，非常不人道。摊逃之弊，似投石井中, 非到底不止凡十家之内, 大半逃亡, 亦须五家摊税, 似投石井中, 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旧唐书》这个摊逃法很好解释，打个比方，一个村十户人家，需要缴纳一千文钱税赋，每户一百文，期间有五户因为各种原因，跑路了，那么到了春、秋交税的时候，税吏官员们就会向剩余的五户征收那一千文钱，每户需要缴纳两百文，翻了一倍。本来一百文就已经交着很吃力了，现在翻了一倍，这下可令人吃不消了，剩下的人们在缴纳完赋税、杂税、钱米之后，算了一下，这余粮还吃不到下个季度，到时候饿着肚子还要继续交税，哪里有钱呢？这不是要逼疯人吗？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本性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温顺的羔羊，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揭竿而起的，为了活下去，一些剩下的人户们最终选择，算了，也逃吧，留下来是个死，逃出去或许还能得个生，中国人最注重安土重迁，但凡能有一丝盼头，谁都不会背井离乡，去选择流亡的道路。没办法，这种摊逃法，活不下去了。夫妇相顾亡, 弃却抱中儿, 兄弟各自散, 出门如大痴。——《三羞诗》.皮日休就这样，又有三户无声息的跑路了，等那两户人家在某一个清晨突然起来耕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其他三户人家跑路了，那种惊骇的心情绝对是惊涛骇浪般的，因为这两户人家将要面临的赋税可是每户五百文，比先前多了四倍，这可怎么办？剩下的民户们都是压力山大压力山大，而且搞不定，是绝对搞不定的，这数目，实在给不出来呀，剩下的这两户人家顿时陷入了绝境，等到了交税时期，没钱缴纳，税吏们踹门而入，那如狼似虎的模样，脑补都可以想得出来，届时不死也要扒层皮呀，巨大的阴霾顿时笼罩在了两户人家的头顶。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如果说中途跑的那三家还算是主动逃亡的话，那么剩下的这两户可就是绝对的被动了，不跑活不了，没有其他法子了，只能选择沦为逃户。在晚唐，一家逃亡，其他农户就得跟着背锅就这样，在摊逃制的恶性循坏之下，只要有一户人家逃跑，剩下的也渐渐都支撑不下来，而且到后来会愈演愈烈，最终在户不尽而税不止的压力之下，所在的农户全部都会变成逃户。有流亡，则已重者摊征转重；有归附则已轻者散出转轻，高下相倾，势何能止？——《全唐文.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恶性循坏之下，是十室九空的农村景象，逃户愈发严重的情形下，也渐渐动摇了唐庭的根基，促使着大唐的帝国命运日式衰微。帝国余晖，难掩的落寞农业是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而土地和农民两要素则是农业的重要基石，农民和土地两者共同维持着封建国家的存在和运行，两者缺一不可，而农民更是重中之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很重要，土地之上可以植蚕桑、产粮米，为国家提供衣、食保障。土地、农户对国家来说，甚为重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之中，农民至为重要，农民耕种田桑的同时，还能提供劳役、兵役、赋税等国家所需。那么整日忙忙碌碌的农民如果突然跑路了的话，朝廷就只能面对眼前这片荒芜的土地，傻眼了，为了保住自己的需要，朝廷选择进行竭泽而渔，摊逃制而这个悖逆人伦的行为背后是人民隐隐按耐不住的怒火。逃户们除了逃入权贵家为奴为婢、逃入寺院侍奉、逃入城市中乞讨之外，还有一大部分人进入了山林里面，落草为寇，从晚唐时期的史书上可以看到，每一次地方作乱、造反，都有「 ”盗”的身影，而这么多数量的盗，其主力自然就是逃户这个群体。山洞幽深, 溪滩险峻, 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 多投此洞。——《太平寰宇记》山海诸` 盗’ 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 四面云集, 众至三万。光、蔡、淮、浙、充、邹、沂、密` 群盗’ , 皆倍道归之。——《资治通鉴》而当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率领群「 ”盗”揭竿而起之时，大唐帝国的命运也正如落日余晖一般，再不复先前的光灿，逐渐暗淡了下来。大唐帝国的命运如同落日余晖一般结论：晚唐实行的新税法—两税法，本身虽也考虑到防治流民、逃户的因素，但新税法自身的弊端，最终却将农户逼入了无法生存的绝地，在摊逃制的恶性循坏下，最终导致了天下逃户现象愈演愈烈，也为唐庭自己掘开了灭亡的开端，大唐王朝在制造出这么多背井离乡的逃户同时，也亲手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咏田家》聂夷中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聂夷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每每读之，令人不禁唏嘘长叹，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倘若当时的君王真的能够俯瞰体谅逃户们的疾苦人生，大唐朝廷恐怕也不至于那么快就走到仓惶灭亡的那一步。